大明求生記第三百十五章 西北邊事

弘治元年朝堂的朝臣們展開了一場禮部的大變革，禮科給事中張九功上言請釐正祀典，不當祀祭者應罷之。下禮部議，尚書周洪謨等議說：釋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古禮幽熒祭星，今北極紫徽大帝，像之為人，稱之日帝，不合於典。至於風雲雷雨，本合祀於南效，復隆秋報，今徇道家言，又有雷聲化天尊之祀，實為不敬。歲以正月十五日為真君張道陵生辰，遣官祭告不合於制。大、小青龍神，禱雨無應，不足祀之。梓潼帝君，昔傳神姓張，名亞子，蜀人，仁晉戰沒，人為立祠。唐、宋屢封至英顯王，元加號為帝君，景泰中因京師舊廟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廟食於蜀，宜也，與文昌六星無涉，其祠在天下學校者當毀。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傳王靈官法有驗，乃建天將廟祀靈官，謂宋徽宗時有西蜀薩堅授法於林靈素者，其師也，因於廟立祖師殿。宣德中，改大德觀，封靈官曰崇恩真君，祖師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顯靈宮，歲易袍服，其費不貲。當革靈濟宮祀。金闕、玉闕上帝，蓋五代時徐溫子知證，知諤也。神世系事積非甚異，其攢號亦當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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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穿了就是要廢掉成化年憲宗大搞特搞的佛道龐大開支，對於剛剛即位之初的朱佑樘來說，頗有精圖治之志。恢復遵祖制開大、小經筵，一日兩朝。

在內官的整頓上，太監覃昌傳旨戒諭在京諸司說：“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務段遵守祖宗成憲，不得互相囑託，損公利己。如內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內官送交東廠，外官送交錦衣衛處置，期若容隱不奏，事發後處以重罪。”

就是說不得宦官跟朝臣拉關系，相互託請結黨營私。過後左都御史馬文升上言時政：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摭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術士以防煽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礪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遊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孝宗詔下所司議行，釐正祀典。

這個上疏剛上，就有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袁潔復上關於“平安伯”懷柔以安四裔，通商道蘇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自大明朝起，西北邊關從無餘糧，每年朝廷為其供給，衛所兵響糧食所費銀何其千萬兩，自成化先皇設立平安鎮起，短短幾年平安伯就其讓整個榆林道不缺糧，到目前還能往外省運糧，反孵朝廷，就憑這樣的政績足能恢復其封爵。

自大明以來朝廷封出去的爵位隨便收回唯平安伯一人耳。損害朝廷威嚴，故而平安伯久不履職的起因。意思是說朝廷反反覆覆，把封蔭當兒戲，對待能吏大臣如此，怎麼整頓朝堂上下。顯然這是章子俊託請袁潔的套路，正好藉著朝廷整頓的機會給捅了上去。

就此在弘治元年（1488）四月十二日朝會上，關於章子俊的去留問題展開了對奏，說是奏對，其實就是處理章子俊“犯令”一事。

目前朝中最不爽的就數吏部尚書王恕，好心推薦章子俊出任南京戶部尚書，人家還不鳥，害的在朝臣面前抬不起頭來。

話說王綸是內府十二監四司八局中典璽局局丞，供事東宮，故稱其為‘東宮局丞”、“東宮內侍”。按明朝慣例，太子繼位後，東宮內侍自然遞轉入司禮監掌機務。

錢溥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因曾在內書堂教書而與王綸有師生之誼。明朝的翰林院，實際上是內閣的下屬機關，內閣成員也多由翰林院出身。故新進士一人翰林，人們就以“儲相”視之。錢溥此時已是侍讀學士,從五品，只要有人從中斡旋，超擢詹事府少詹事人閣並非難事。

在此之前，天順元年，呂原曾以翰林院侍講(正六品)、嶽正更以翰林院修撰(從六品)人閣辦事。此念一起， 錢溥便遺人往宮中向王綸打探訊息。王綸也正想加強自己的勢力,於是親赴錢宅，商議英宗後事。此事看來很是平常，但在當時卻屬內外官結黨,罪在不赦。偏偏錢溥與大學士陳文比鄰而居，二人素來交厚，如錢溥請陳文-起共商大計，或許結局大不-樣。但錢溥計不及此，或者心有顧忌，想揹著陳文，但行蹤卻為陳文所窺伺。

儘管陳文與李賢有矛盾,但畢竟資歷較淺，居李賢之下，也並不委屈。今錢溥將自己甩到一邊，與王綸密議，一旦人閣，豈不又多一政敵?為自身計,陳文和李賢結成了同盟，共同傾軋錢溥。

而王綸急不可待地覬覦司禮監，又直接觸犯了掌印太監牛玉,這是英宗晚年最為信賴的宦官。致命的是，王綸、錢溥未能抓住朱見深這座靠山，恰恰相反，在關鍵時刻引起了朱見深的不滿。英宗大殮的這天，皇宮內外上自天子、下至旗校內使，均穿縗服，以示對大行皇帝的哀悼和懷念。其時天寒地凍，王綸不知是漫不經心，還是有意顯露，卻在縗服之外套了--件貂裘。朱見深一眼瞥見，心中甚是不快。牛玉乘機歷數其過，最大的罪狀自然是交結錢溥。朱見深此時已得李賢、陳文的奏告，只是未作處置。王綸一不謹慎，撞在槍口上。朱見深即命將王綸、錢溥下獄，並追究同黨。

錢溥降廣東順德縣知縣，成化十八年後起掌南京翰林院事，進南京戶部尚書， 此時的錢溥正在等待章子俊的接任，才可致仕。可是大半年過去了，新任南京戶部尚書章子俊沒有去上任，這可讓朝廷下不來臺。

都察院都御史趙桓，僉都御史吳兆恩，六部給事中劉柄譽，王書桓，張崢、吳議、黃陶等官員紛紛參劾章子俊目無皇法，犯令抗旨，應該抓捕下獄。

謄黃右通政嚴祖興出列道：“平安伯是能臣也，榆林道離不開他，目前韃靼小王子率部落潛往大同近邊營，紮營長達三十裡。四月前皇上剛剛登基就遣使一千五百餘人說是請通貢，上書自稱“大元汗”。後然皇上詔許五百人至京師後，前兩月又來，下官以為自此以後，小王子屢以入貢為名，沿邊騷擾，且出沒河套地區，這樣的話西北邊境再度緊張。朝廷又要增派守備及內宦駐守，吐魯番也對哈密虎視眈眈，哈密危矣，此時如果把章子俊大人調往南京，河套會被韃靼再度侵佔。那麼剛剛建立起來的西北產糧區河灣又變成了韃靼人的牧場，榆林危矣。”

嚴祖興的這個對奏可謂是一針見血，讓大多數朝臣似乎才反應過來，內心也嘀咕起來，難道章大人不去南京戶部跟榆林邊關有關？看來問題不是表面上的那麼簡單。

此時的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的馬文升出列道：“成化以來遼東激變，西北邊事荒逐，薊州、宣府、大同三鎮已有鎮守太監，不應再設分守、守備、監槍等內臣。據統計，薊州有內臣九員，宣府有內臣八員，大同有內臣六員，共二十三員，“每員佔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侵佔已有數千”。“此等守備之數，委的無益於事，有擾於邊”，應當裁革。”

馬文升對西北邊關之事最清楚，可以說當今大明朝堂中無人有馬文升這樣的理解。對邊患自有主張。馬文升對憎道官很厭惡，這跟馬文升在成化年時任左副都御史巡三次撫遼東有關。成化十四年時，發生陳鉞錯殺女真貢使、激變遼東之事。汪直打算親往平定，以立功顯名。太監懷恩建議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撫，馬文升立即支援，並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馬文升也沒有同意。這一來，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後來與刑部尚書林聰等勘邊事，說遼東激變，是馬文升禁止邊方農器貿易所致。馬文升申辯無用，被下詔獄，謫戍重慶衛。馬文升在戍所滯留四年。汪直失寵後，他才復官。

再次被起用後，入朝任兵部尚書。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薦他人掌兵部，在憲宗面前做了手腳，於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將馬文升調任南京兵部尚書。

馬文升心裡憋了一肚子氣，對內宦及李孜省等憎道官痛恨異常，如今官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後，就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逐一搜訪，但有扶鸞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此時新朝初始，朱由樘也想清理朝堂，就命馬文升提督十二團營。

馬文升一上來就針對起了邊關的駐守內臣問題，把原本商討章子俊的“犯令”一事，撇在一邊了。眾多朝臣在錯愕時，也不好接著說什麼。明明知道”歪樓“了，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不過有一點到是一致的，就是內臣的權力要收一收了，那些術士、憎道官該撤的撤，該免的免，該罰的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