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之東方日不落第一百二十二節 貿易拓展見成效（2）

就算日本明明有同類產品，可只要中國產品能進去，日本富人還是熱衷於選購中國產品。這主要是日本社會長久以來積累下來的，對中國文化的崇敬感，讓中國製造在日本享有品牌效應。就連一張席子，日本人有錢人都要用杭州織的，推崇如此，找誰說理去。

由於日本人的這種情節，導致中國出口日本的手工產品種類眾多，周琅準備帶去日本出售的，就有白絲、大花綢、中花綢、小花綢、大紅縐紗、大紗、中紗、小紗、色綢、東京絲、東京繻、大卷綾、東京紦、中卷綾、素綢、綿、色緞、金緞、嘉錦、杭羅、大宋錦、西綾、花紗、輕羅、紅氈、藍氈、銀硃、水銀、白朮、東京肉桂、桂皮、山黃肉、牛皮、山馬皮、鹿皮、歇鐵石、魚皮、魚膠、蘇木、漆、沈香、硃砂、冰糖、木香、白糖、三盆糖、烏糖、碗青、苓苓香、排草、黃苓、幹松、乾草、川芎、靳蛇、麝香、人參、小參、墨、古畫、書、磁器、雄黃、料香、藿香、當歸、伽楠香、巴豆、刀盤、黃蠟、明礬、白鉛、金線、色線、古董、巴戟、禹餘糧石、鐵鍋、茴香、砂仁、石膏、淫羊霍、藤黃、羊皮、大黃、蒿木、阿膠、菜油、貝母等近百種商品。

相比歐洲人將商品送到東方市場，只要市場上有本國同類產品，一般大家都優先選用本國產品，而中國將商品送入日本市場，只要市場上有中國同類產品，一般日本人都優先選用中國產品，這種特殊的購物情節，讓中國海商對日本貿易都很熱衷。

只是有一個限制，那就是日本也實行閉關鎖國，而且閉的比中國更嚴實。廣州雖然一口通商，但至少還允許所有國家前來貿易，傲慢的滿清朝廷的說法是，天潮上國對待藩屬國那都是一視同仁的。所以對待各國商人的區別真的很小，特殊的只有三個，一個是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享有特殊稅率，一個是蘇祿國商船每船入港稅比正稅減一百兩銀子，法國則加一百兩銀子。

但日本的鎖國，就只允許中國、朝鮮、琉球到日本貿易，西方國家只允許荷蘭人前往貿易，一共只跟四個國家通商。

而且通商的規模還受到嚴格限制，即便是對中國，也是日趨嚴格。

首先要進入日本港口貿易，需要得到日本幕府下發的信牌，類似廣州海關發給洋船的執照，無照是進不來廣州港口的。

日本政府透過預先發放信牌，控制貿易船隻的數量和貿易的規模。

日本元祿十年（１６９７年）的時候，允許進入日本的中國商船還高達八十艘，貿易額高達八千貫（日本銀貫，1貫為100兩），可到了寬政三年（１７９１年）之後，允許貿易的船數就下降到了十艘，貿易額限制在二千七百四十貫（274萬兩）以內。

之所以做出如此限制，主要是因為跟中國貿易，導致白銀不斷外流。而且日本還對本國出口貨物進行限制，比如允許中國商人採購的銅為每年三百萬斤。

受制於這些限制，導致朱濆一直無法從日本弄來足夠的銅，所以現在周琅已經開始鑄造鐵炮了。

但隨著周琅勢力的擴張，日本幕府開始給予了相應的尊重。周琅佔據鳳山縣的時候，就給日本幕府寫了好幾封信，帶著這些信去日本的朱濆，除了得到日本臨時批准了他幾艘沒有信牌的船進港貿易，沒能從日本幕府哪裡得到任何貿易優惠政策。

但當周琅佔領整個福建的訊息傳到日本之後，日本幕府終於給周琅回了一封措辭恭敬的信，並且送來了二十面信牌。這突破了日本之前允許中國船隻每年十艘的限制，可那十艘的限制，一直對周琅也沒什麼用，因為周琅從來沒有得到過這些信牌。信牌一直掌握在跟日本幕府關係密切的浙江一帶大海商手裡，他們以乍浦港為基地，每年多次往返日本。

朱濆雖然認識那些海上，但卻很難從他們手裡弄到信牌。

周琅不管這些，每次都讓朱濆帶齊官方檔案，讓他以外交使者身份去日本，日本人似乎預設了這種行為，每次都多多少少放行幾艘船，而朱濆還會透過導貨，將更多的貨物放入得到許可的船上帶入日本港口。透過這種方式，朱濆這兩年，從日本賺到了近百萬兩白銀，分潤給了周琅五十萬兩。

朱濆每次去，也會帶去周琅給幕府的信，周琅總是在信中向日本幕府表達自己驅逐韃虜的正義性，希望日本能夠透過放開貿易的方式，對周琅的攘夷事業給予支援。日本幕府一直都沒有回信，每次去也就以悄悄放行幾艘船的方式作為支援了。

終於在冬末，朱濆帶回了日本幕府的回信，這次他們隱晦的表示了對周琅的支援態度。並且給予了二十塊信牌，表示允許周琅派二十艘船去貿易，貿易額也翻了一倍，達到了五百萬兩。

幕府還在信中隱晦的提醒周琅，不要在信牌許可之外，再貿然派遣商船過去了。顯然他們對周琅每年力行數次的“外交”行為已經不厭其煩。幕府還放寬周琅採購銅的數量限制，允許周琅每年採購五百萬斤銅，用來鑄造大炮。

老實說，日本人給的這些優惠還是很有誠意的，由於日本貿易一直被幕府限制，市場需求其實是被壓制的，所以得到許可的那些商人，往往可以獲取暴利，周琅向日本出售五百萬兩的貨物，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半的利潤，就是兩百多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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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錢對周琅來說，還是相當可觀的。中日貿易航線，宋代時候就已經開闢到了每年能往返四次，周琅不打算跑四趟，他打算一次用光信牌，組建一個二十艘大船的艦隊。

其中的威懾意味不言而喻。

為什麼威懾日本，因為周琅從朱濆哪裡得知，日本人不但給周琅發了信牌，過去給浙江海商的信牌也沒有減少，還是十塊，這意思很明顯了，過去的浙江海商佔有的名額，那是給滿清的，這說明日本人在兩面下注，兩不得罪，不管周琅跟滿清爭奪的結果如何，日本都不得罪人。

威懾一下日本，至於日本是不是削減浙江海商的信牌數量，周琅不關心，他希望讓日本看看自己的實力，增強一下信心，覺得周琅力量強大，贏的可能更大的話，沒準日本人會再多給幾塊信牌，每一塊信牌可都是價值十萬的利潤啊。

除了向印度和日本派去了二十艘武裝商船的艦隊外，周琅還向暹羅派遣了同樣規模的一支艦隊。

不過去暹羅的艦隊目的，賣東西是次要的，主要是去暹羅採購大米。由於戰爭關係，福建的糧食生產去年受到了影響，導致米價騰貴，光靠臺灣的稻米輸入，完全無法滿足，所以周琅需要一個能夠大量供應稻米的渠道。這些年向中國出口稻米數量最多的，就是暹羅。

謝清高去年已經順道走訪過暹羅了。雖然明知道周琅跟滿清是敵對關係，暹羅名義上還是滿清的附屬國，但暹羅政府並沒有糾纏這個問題，因為他誰都得罪不起，只是預設了跟周琅勢力進行貿易而已。

或者說暹羅人並不在乎所謂的宗主國威勢，他們名義上臣服於滿清，目的只是為了貿易而已，每一次朝貢的，大多都不是所謂的暹羅使者，而是中國商船。他們打著貢使的旗號，當然他們有完整的法律程式，會有國書，有使者，有暹羅國王的印章。這套程式都是真的，至於他們怎麼得到的，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總之每一次朝貢，都是一次利潤豐厚的免稅貿易。中國商人出力，暹羅國王出名，最後雙方分肥。就像西方小國普遍崇尚貿易一樣，中國周邊的小國也崇尚貿易。原因只有一個，國小，人少，無力支撐起一套完成的生產體系，只能透過貿易滿足需求。如果國家稍微大一些，就像日本這樣的，就會反過來效仿中國實行對貿易的限制。

清朝時期，暹羅人口一直徘徊在四百萬一下，根本不可能分化出完整的手工業體系，因此普通消費品都無法生產，只能像西方人一樣，選擇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

歷史上，暹羅跟荷蘭，日本都進行過貿易。跟荷蘭的貿易一直持續了下來，而跟日本的貿易因為日本的鎖國而中斷。跟中國的貿易不但維持了下來，而且日益擴大。因為雙方各有所需，暹羅需求中國的手工製成品，康熙朝晚期，中國東南一帶的大米已經無法自給自足，清政府鼓勵南洋國家販米進入中國，給予低稅率，甚至免稅的優惠。

暹羅鼓勵貿易的原因，跟西方國家一樣，但結果卻不一樣，西方國家形成自由貿易的觀念，將其視為一種權力，對貿易的限制往往會引起嚴重的後果；暹羅的貿易，卻因為利潤豐厚，被權貴把持。最後集中到了國王的手裡，稱之為王室壟斷貿易。

暹羅所有貿易貨物，都是國王統一收購，嚴禁私人貿易，甚至在集市上開商鋪進行零售。對外貿易同樣如此，名義上暹羅國王是所有貿易的大老闆，是全國最大的商人。

但是統治者一般不可能親自進行交易，所以缺乏必要的商業知識，暹羅國王的做法是尋找代理人。而中國人成了最好的選擇，到了清朝，華商基本上壟斷了暹羅王室的貿易代理。西方人將這些中國商人，稱為王室管家或經紀官。由於暹羅王室對華商的依賴，漸漸吸引了大量中國商人來暹羅貿易，明朝時期就已經有中國商人常年在暹羅定居，明朝滅亡又導致大量的商人滯留暹羅，在暹羅形成了一個華人定居點。

華人數量的增加，漸漸讓他們成為暹羅社會中一股不容忽視的經濟階層，跟王室等上層權貴的關係，又讓他們開始介入政治，乃至到了達信時代，達信這個華裔甚至透過驅逐緬甸侵略者，建立起一個華裔暹羅王朝，可惜只維持了一代，就被拉瑪家族取代。

但拉瑪王朝跟過去的王朝一樣，依然堅持王室貿易，依然委託華商代理。華人在暹羅依然是一個特殊的經濟階層，華人定居區域，成為了繁華的主街。為了吸引華人到暹羅貿易，暹羅王室甚至給華人更優惠的待遇，華商在暹羅經商的稅率比暹羅本地商人更低。一直持續到朱拉隆功改革的時候，當時取消華人特權的時候，華人甚至還起來發動了抗議。顯然，那時候的華人不管從心理上，還是現實中，都已經建立了高本地人一等的觀念。

由於華商在暹羅商業中的壟斷地位，哪怕掛著給王室做代理的名義，但私下貿易也很盛行。所以周琅派出艦隊去暹羅採購大米，基本上不會有什麼麻煩，周琅還給暹羅國王寫了國書，讓手下在無法從市場上採購到裝滿艦船的大米之後，出示國書，向暹羅政府求援，希望他們能動用官府庫存的大米來幫周琅救救急。

去印度的艦隊，去日本的艦隊加上去暹羅的艦隊，今年周琅已經先後派出了三支艦隊，今天出航的是第四支艦隊。

不過今天出發的艦隊，既不是去印度試銷貨物的，也不是去日本違規貿易的，更不是去暹羅收購大米的，而是去打廣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