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之東方日不落第一百二十五節 輕徭薄賦的真相

洪仁輝告御狀一事是十分曲折的，洪仁輝本名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Flint），會說中國話，先在東印度公司做翻譯，後來做了一名船長。

乾隆二十四年之前，清朝施行的還不是一口通商，當時是四口通商，除了廣州，還有福建廈門、浙江寧波和江蘇雲臺山三個口岸可以對外貿易。

但是廣州的地理條件決定，這裡更適合對西方貿易，所以當時廈門主要是做南洋貿易，寧波和雲臺山主要是做日本貿易。

英國人也一直都是在廣州進行貿易的，但是廣州的官府和十三行的種種限制，以及勒索越來越多，讓他們感到激憤，於是洪仁輝先是威脅如果廣州官府繼續如此，他們就要到別處貿易。

廣州官府根本懶得搭理洋人，他們從來只考慮能不能榨出錢財，而不管對方是否高興。

洪仁輝就真的跑去別處貿易了，先到了廈門，可在廈門買不來所需的貨物，因為當時已經形成了茶葉走陸路的習慣。廈門的南洋貿易，茶葉也不是暢銷品。另外廈門也沒有廣州能提供的那麼多手工製品。

所以洪仁輝繼續北上，最終到了寧波，他們受到了寧波人的熱烈歡迎。中國官方講究懷柔遠人，其實老百姓對少見的外地人也很熱情，主要是稀奇。

結果洪仁輝的貿易進行得很順利，他在寧波採購的茶葉比在廣州買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國貨在寧波也很受歡迎。這裡還沒有廣州海關形同敲詐的關稅，沒有廣州十三行牛逼哄哄剋扣和勒索。

英國人還以為自己發現了一條了不起的財路呢，於是越來越多的英國船前往寧波貿易。

這讓當地官員感到了憂慮，他擔心越來越多的夷人，會引起麻煩，於是彙報給了乾隆。

乾隆覺得夷人越來越多，跟當地百姓接觸久了，容易帶壞他淳樸的子民。終於產生了在廣州一口通商的念頭，當然這個一口通商，只是針對西方人，對於日本的貿易，從來都是不鼓勵不限制的。因為日本也是一個鎖國之國，日本商船是不會來中國的，也就沒什麼麻煩。所以繼續保持，江浙商人還是可以繼續去日本貿易。

英國人並不知道情況，洪仁輝在乾隆二十四年，還是按照之前的成功經驗，前來寧波做貿易。結果這次沒有成功，當地官府扣押了他的船，沒收了一半貨物，拆掉了船上的火炮。洪仁輝抗議，問原因，一開始當地官府根本不搭理，後來才告訴洋人，以後這裡不讓他們貿易了。洪仁輝問為什麼，官府根本不解釋。

洪仁輝覺得自己受了不公正的對待，覺得大清官府的官員一定是瞞著他們的君主在做這些非法的事情，只要他們的君主知道了真實情況，就一定會糾正這些貿易弊病。於是帶著一股怒氣，他北上天津去告狀去了。

洪仁輝還真的把船開到了天津，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進入天津的英國人。他在天津，宣稱他是“英吉利四品官”，有冤情要面稟大清皇帝，到御前告狀。

洪仁輝在天津被擋下來了，但他見到天津的地方官，對方答應幫洪仁輝上奏皇帝，於是洪仁輝寫了一封內容詳盡的報告，控訴寧波扣押他的貨，但主要還是控訴廣州官府和十三行的行為。

當時因為十三行的壟斷實力，加上廣州官府對待洋人很不客氣，十三行佔盡壟斷優勢。

於是就出現一些利用壟斷優勢來獲利的行為，其中有十三行商人隨意定價，欠洋人的錢不還反而找官府驅逐洋人，出售的茶葉嚴重摻假等等。

在這些非商業的手段面前，東印度公司真的被逼得沒辦法，一度，東印度公司開始採用這樣一種手段，他們不採購優質茶葉，而是專門採購低等茶葉中質量最優的，不是他們沒錢，相對於漫長貿易的成本，茶葉的採購價在當時可以忽略不計，主要是為了杜絕商人摻假，用其他樹葉來冒充茶葉，而當時的英國人尚不具備辨別能力，每每上當。

但最讓東印度公司不滿的是，沒有上線的人性勒索。洪仁輝向乾隆控訴，粵海關除了收稅，還收“規禮”，“規禮”數額，比正稅還多。他以為這是官員在偷關稅，是對任何一個政權有海的腐敗行為。

洪仁輝並不知道，雍正進行的改革，就是將過去官員私自在稅收之外向商民攤牌的額外費用加在一起核算出一個數額，透過官府發給官員，稱之為養廉銀，雍正希望給官員足夠花銷的銀子，換取他們不搜刮百姓，養廉銀的標準，還是雍正詢問了很多地方大員的額外收入後，總結出來的，在當時，確實起到了杜絕腐敗的作用。

可到了乾隆年間，養廉銀已經不難滿足官員的胃口了，於是又開始了一些額外的勒索，乾隆也進行了類似的改革，將這些額外的勒索總結為規禮，明確可以收的專案，規禮，是合規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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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粵海關這些合規的禮物，在《乾隆二十四年粵海關徵收洋船進出口各項歸公規禮清單》中，就列了收費名目，有100多項。一艘洋船入關，先要交丈量費、通事費、管事費、庫房費、稿房費等等……

這100多項加起來，就是粵海關可以合法收的規禮，洪仁輝卻不知道，他以為只有正稅才是合法的，這些規禮都是官員私自收取的非法收入。其實這些非但不是私自收取的，雖然不上交國庫，可這些規禮是會上交給乾隆的。

按照規定，一艘洋船正課為1950兩，一次性徵收。但洋船規禮銀，進關要交，出關還要交。洪仁輝向乾隆控訴的規禮單上，一進一出，規禮計有68項，進關規禮30項，收銀子1125，96兩，出關規禮為38項，收銀子533，8兩，規禮銀共計1600多兩。

這68項，只是針對船的，另外還有針對貨的，叫做分頭。外商買貨，所付貨款，按銀兩算，每兩都要由粵海關抽頭。一兩貨款要抽0. 054兩到0.06兩。

這些錢收上來怎麼分呢，慣例是規禮的三分之二歸海關監督，剩餘的歸他的家人。為什麼是他的家人，因為粵海關歸內務府管理，內務府本質上是管皇家事務的，是乾隆的私人機構。所以內務府的管理很有家庭管理特點，內務府的職務，往往都是皇帝給親信的好處。

粵海關屬於內務府下轄的機構，也有這種特點。皇帝將粵海關交給親信管理，親信則帶著自己的親信，一般都是家人、親戚上任，由他們把持海關的各個職位。規定是可以帶六十個人的，但一般都會多帶幾個，畢竟是發財的機會，當然要儘量照顧家人。比如李永標做海關監督的時候，就帶了73人，包乾了海關所有事務。

這些人不但瓜分規禮的三分之一，而且勒索的情況不可避免，利用職權收各種灰色收入，比如英國人曾記錄過這樣一個案例，有艘英國商船進港，海關丈量人員是從船頭量到船尾，塞了銀子後，就改為從前桅量到後桅。丈量後，要繳船鈔，先是開價2000銀兩，經討價還價並送上320銀兩後，500銀兩了事。

因此粵海關真的很肥，林則徐的得意門生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罷關徵議》一文中曾提到粵海關，說海關看門人月薪都有800兩銀子。

但底下人拿到的只能是小錢，粵海關監督拿到的，其實也不是大頭，他上面還有乾隆。由於規禮是正規合法的收入，還有賬冊記錄，因此這塊收入海關監督也不敢多拿，大多都拿出去孝敬了上邊。一般是透過內務府大臣和珅報，每年不下100萬兩。

大頭都孝敬了上邊，海關監督當然不會滿意，所以他們就會開發新的收入。典型的是乾隆四十六年，海關監督李質穎上任，先是拿生絲貿易舊例做幌子，重提限制每船生絲超過一百擔的舊規。此時生絲、茶葉貿易已經是最大宗貿易了，洋船動輒採購上千擔。舊例早就過時了，也沒人提。

李質穎明白是找茬，當時的十三行總商潘振承馬上送去了4000兩銀子，李質穎才放過了這事。這筆錢潘振承跟東印度公司協商，由東印度公司承擔了成本。

如果這筆錢是一次性的，隨機性的，那就屬於勒索。

但是之後潘振承擔心海關日後還會重提舊事，潘振承打通關係，以每擔生絲額外抽取5兩銀子給海關監督為條件，讓海關監督宣佈廢除限制。這5兩銀子，東印度公司表示願意承擔，就形成了給總督的常例禮物。

這種新開闢的“禮”，又不再官方記錄的規禮清單上的專案，就不是規禮，被稱為陋規。是不合法卻又有一定規矩的收費，所以是陋規。

同樣是這個李質穎，在第二年，東印度公司為彌補因英法戰爭導致的財庫銀根緊缺，派戰船偷運鴉片到廣州出售。清朝早在雍正年間就下令禁止鴉片售賣，在海關監督索取鉅額禮銀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成功將200箱鴉片運到廣州出售。

這種偶發性的，一次性的收禮，也是海關監督的重要收入。

這就造成官府記入稅冊、賬冊的海關正課與規禮加起來，一艘船收3600多兩銀子，可其他的各種不確定性收費，卻讓英國人都難以忍受。如果平均下來，一艘船所收的費用，恐怕都能超過5000兩。

所以朱珪說，海寇收的稅不高。

整個國家都處在這種不透明的徵稅狀態下，所以才有後世專家認為中國古代的稅收，是世界上最低廉的情況下，老百姓卻感到苛政猛於虎，在王朝晚期甚至會官逼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