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之東方日不落第五百六十二節 覆巢之下

周琅擔心的問題成了事實。

較為有利的是，廣東、福建的工人運動開始平息，當地工人勢力接受了議會和憲法的勝利果實，他們停止了擺工，生產開始恢復。但很難恢復到以前，主要是紡織工業在經濟危機期間遭受了重創，不過紡織工人並不是運動的領導者，主要領導者是那些容易凝聚，數量眾多，而且是男性工人為主的行業，這樣的行業無外乎運輸業的碼頭工人、鐵路工人，礦產業的礦工，機械行業的技術工人。

議會召開，憲法制定之後，老內閣就宣佈了總辭職，六部部長、丞相集體退出了內閣。

國會向皇帝推薦了一批在省級任職，官聲較好，跟各方勢力都能打好交道的官員人選，皇帝一一批准。

新的內閣上臺。

新的內閣跟舊內閣不同，他們對松江府的工人擺工運動，採取了預設的措施。

以前的官府對這種事情，總是希望和稀泥，希望雙方各讓一步，但現在讓無可讓。

過去工人鬥爭的是資本家，要求無非是加工資和減工時，可這一次，他們鬥爭的物件，卻是整個權力機構，他們不服氣他們一直要求的議會，他們認為議會選舉不公。

同樣跟周琅猜測的一樣，議會建立之後，矛盾瞬間轉移到了議會跟在野勢力之間。

以前工會這樣的組織還可以針對官府，可現在官府已經表示服從於議會，他們只能去反對議會。

皇帝和整個官僚階層都保持了沉默，不想讓革命的火焰招惹到自己身上。

任何鬥爭都是傷敵一萬自損八千，工人的擺工行為，誠然是為他們自己爭取利益，但在他們和他們的領導者都還不成熟的時候，不懂得節制，最後傷敵一萬有可能自損兩萬。

在擺工剛剛開始的時候，主要鬥爭方依然是資本家和工人，工會主要反對資本家解僱工人，發動了擺工，控制了工廠。此時資本家並不著急，他們開始等待時機，想跟工人們熬一熬，過了三個月後，他們發現熬不過工人了，因為這時候全面危機爆發，官府開始救濟，到處擺著粥棚，工人們在工廠做工，也就能餬口而已，有一口吃的，他們可以堅持很久。可資本家堅持不住了，他們開工廠是要賺錢的，經濟危機本就讓生意難做，否則也不至於出現大面積解僱工人的情況。長時間不開工，他們的貸款怎麼辦？他們是會破產的。

他們求助於官府，不求官府能讓工人開工，他們希望官府幫他們把工廠收回來，工廠是他們的，工人霸佔著，他們佔理。但官府從來不願意跟大眾對抗，所以一直在遊說，在跟工會首領們談判。一直都沒有成功，反而讓各種運動的矛頭指向了官府，開始了要求議會和憲法的政治運動。

這時候已經不是工人和資本家的事情了，而是工會政治家和官府的事情，皇帝做出了妥協，甚至力壓內閣接受了議會監督和憲法制約，但之後工會政治家們依然不滿意，他們認為選舉不合理，他們要求重新選舉。他們不願意在他們爭取到的議會這個平臺內鬥爭，繼續發動他們擅長的鬥爭方式，來鬥爭議會。

這時候又不是官府和工會政治家的事情了，變成了工會政治家和議會的事情。

此時的松江府，十分混亂。一部分工廠已經恢復了開工，這些工廠，都跟商會和幫會勢力有關。

商會自不用說，商會組織中就有一群工廠主，這些工廠主，藉助會館的力量，讓他們的工廠恢復了工作，這些會館能控制的，往往是異鄉人，異鄉人更依賴同鄉會；幫會的情況十分復雜，既有自己的產業，比如天地會直接經營青樓，大車店等產業，也有別人的產業，但工人是他們的成員，比如碼頭是一家家航運公司的產業，可碼頭工人有一部分加入了青幫，紡織工人有一部分加入了小刀會。

議會成立之後，這些幫會成為議會中的大勢力，他們登堂入室，地位大大提高，一個個極為滿意。也讓他們的身份從過去的灰色地帶，走入了陽光下。國會召開之後，迅速給予了各種組織一個合法地位，不管是天地會、商會還是工會都成為合法組織。

結果幫會勢力光明正大的招募會員，登報，打廣告，許諾各種加入幫會的好處，幫會的勢力快速擴張。而幫會的底層成員，則主要是本地人為主。

堅持鬥爭的工會，比如松江府工會，受到了嚴重削弱。他們中的一部分工人開始轉投其他組織，因為他們實在是無法支撐持久的擺工。他們得生活，政府施粥是吃不飽的，而且他們還有房租要付，這些跟他們一樣窮的工會幫不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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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的工會成員慢慢離開擺工地點，悄然加入了恢復了生產，開始紅紅火火的工廠，而要加入這些工廠，他們都得加入幫會或者會館。

此時最倒黴的，是那些原本不想妥協，後來發現妥協都沒有機會的資本家，在擺工進行到六個月的時候，大多數被霸佔了工廠的資本家就資不抵債，宣佈了破產。此時即便這些工人願意恢復生產，他們的工廠也拉不起來了。這反而讓那些較早恢復生產的工廠，奪取了不大的市場，變得紅火。

這也屬於正常，工會霸佔的工廠總數，在松江府高達三分之一，經濟危機是因為生產過剩而起，有三分之一的工廠停工，彌平了這個過剩，讓剩下的工廠有了活路。間接的解決了生產過剩問題。

還沒學會如何妥協退讓，如何正確鬥爭的工會，此時有些尷尬了。繼續強行擺工下去，他們發現會把自己弄死，因為他們的成員不斷退出，或者說他們本就沒有什麼正式成員，只有少量骨幹算是長期成員，發動擺工靠的是這些骨幹長期積累起來的，在工人中間的威望。可現在在現實的壓力下，那些非正式成員一個個加入了其他幫會、同鄉會，跟他們一起罷工的工友，從最開始的數十萬人，迅速下降到了十萬以下。

與此同時，憲法透過之後，臨時國會迅速透過了進行正式選舉的議案。

商會、幫會和士紳勢力，已經投入到了緊鑼密鼓的選舉之中，松江府工會卻忙著擺工，這嚴重影響了他們的選舉工作，他們內部也不統一，因為他們否認憲法，所以他們不打算參加選舉。

結果選舉中松江府連唯一一個國會議員名額也丟失了，同時在地方會議選舉中，由於他們的不參加，導致江蘇省議會中，鄉村士紳代表佔據了三分之二，商會和幫會佔據了其他三分之一。

松江府以及各縣的議會，基本上也是這個比例。

這也符合鄉村人口佔三分之二的現狀。同時也意味著，鄉村士大夫階層，他們的動員能力，其實並不比城市工商業組織差。得益於傳統的鄉村文化，地主、宗族對鄉村的影響力，比官府都大，族長發出號召，基本上大家都會去投票。而且由於中國嚴格的保甲制和鄉村軍事化，這讓鄉村的動員能力，其實比城市更強。之所以在江蘇省鄉村士紳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票數，除了人口比例問題，還因為有相當一部分農民進城務工，不在家鄉。否則他們的比例會更高。比如中部地區的湖南、湖北，鄉村士紳的票數就高達八成，而在陝西、四川等西部省份，鄉村士紳的票數高達九成。基本上讓中國的議會，變成了一個士紳組成的機構，在廣東一帶，當地人甚至按照自己的習慣，將地方議會稱呼為士紳公局了。

由於松江府工會的抗拒，讓松江府工會，在當地沒有任何發言權。這不得不說，是他們在政治上犯下的一個大錯誤。

但對整個地區的影響，是巨大的。

因為地方議會組建之後，第一項決議，就是否決了當地官府提出的預算案，因為預算案中有關於繼續施粥的支出。士紳、商會和幫會認為那些工會是在無理取鬧，他們認為鼓動工人們不幹活，官府還花錢養工人，這等於是讓他們繼續犯法。

犯法指的是這些工會勢力，強行佔據工廠的行為。接著他們就開始打擊這種行為，工人霸佔的的工廠大多數工廠主已經任命了，放棄了，這些工廠資不抵債宣佈破產，接收工廠資產的，恰好是一群銀行勢力，而銀行，毫無疑問也是商會成員。

他們向法院起訴，要求法庭判決工會違反，幫他們收回資產。

一切都是正常流程，在現行法律，甚至在任何只要保護私產的法律制度下，他們的行為都算不上合法，因此法院判決他們違反，送去裁決書，要求工會撤出工廠。

進行了一年鬥爭的工會，此時發現，他們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輿論已經一邊倒的批評他們。連法律都不支援他們，再強行鬥爭下去，會越來越不利。

此時突然有人向他們伸出了橄欖枝。

皇帝派人告訴工會，願意借給他們一筆鉅款，讓他們收購佔據的工廠，然後由他們自己進行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