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之東方日不落第八十四節 野蠻人入場

商業有商業的規則，不同樣的商業文化，或者有不同的規則，倫敦的商業文化自然跟廣州不一樣。

哪裡都有這樣的人，利用合乎規則的手段，去達到那些規則不想看到的結果，這種人在資本市場中被稱作野蠻人。

但這些野蠻人並沒有破壞規則，他們不過是挑戰了規則而已。

因緣際會，周琅開始在東方商業中，扮演起了野蠻人的角色。

透過不斷從廣州傳回來的商業情報，這些都是魏連理派人送回來的，但以魏連理的專業水平，他是不可能認識到這些情報的價值的。因此是有專人指點的，魏連理沒有商業眼光，但他有識人的眼光，而且及其善於察言觀色，與人交往和溝通是他的強項。

他到了廣州之後，花重金拉攏了幾個十三行中的老掌櫃的，他送回來的那些情報，都是這些老掌櫃挑中的。

周琅仔細的分析了這些情報，發現廣州的商業形態中，有許多地方是反市場的，往往反市場的情況發生，都是行政權力介入而引起的，這些反市場的情況也不例外。

比如壟斷經營，這本身就很反市場，違反了供需法則。違反市場法則，是肯定會受到市場的報復的，比如十三行壟斷茶葉出口，這就會造成茶葉價格高昂，銷量受限，行商謀取超額利潤。利潤確實是超額的，否則十三行鉅富不可能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的家產，可這些錢商人只得到了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都在維持各種非正常的渠道中白白浪費了，比如為了維持跟官府的關係，十三行就大量向各級官員上貢，這些成本最後都加在差價裡讓洋人承擔了。

但中國人卻也沒有得到多少好處，十三行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養活了一群貪官汙吏，最廣大的茶農得到了什麼？什麼都沒得到。

如果放開貿易，允許所有商人參與這個市場，那麼茶葉價格肯定會下跌，很快利潤就變得微薄，這時候只有最有競爭力的商人能夠賺到錢，他們就會想盡辦法削減成本，當然偷工減料降低質量是一個方法，但這種劣質方法在充分競爭的商業關係中，也會被淘汰，只有那些保持了質量，同時能夠壓低價格的商人，才能夠贏得競爭的勝利，為了降低成本，又不能降低質量的情況下，有的人會選擇剋扣工人工資，但也有的人會提高工人工作效率，那就是使用機器進行生產。這就是為什麼，自由競爭的環境下，技術會進步。

而自由競爭帶給茶農的，遠比壟斷來的要多，因為現在茶農可以跟更多的商人交易，他們的選擇多了，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只能跟那些壟斷商交易，對方擁有定價權，是不可能給他們多餘的利潤的。

這是第一種反市場現象，由清政府下發專營權帶來的壟斷貿易。

第二種反市場現象是出在茶葉的運輸環節。

這時代中國的茶葉，主要產地在福健，不管是山西晉商透過恰克圖貿易賣給俄國人的茶葉，還是廣東十三行透過一口通商賣給英國人的茶葉，大多數都是在福健武夷山生產的。

以武夷山一個產茶區崇安縣舉例，該縣每年茶季來臨，樹上的葉子被採摘下來，運送到縣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門別類，烘培、調和並包裝以後，從星村和赤石出發，水路跋涉，繞道行走，先是裝在木筏上，每個筏子上裝12箱，運至崇安縣城，然後再由苦力們揹著攀越武夷山抵達江西鉛山。這一路上，山道寬約六尺，路面是小方塊的花崗岩鋪就。苦力們每次擔著一兩箱茶葉，需要八天才能送達目的地。從鉛山出發的小船，要裝22箱，運至河口，然後換作載重200箱的船隻順江而下，出鄱陽湖，溯贛江，經過十八灘而抵達贛州。至贛州再以載重60箱的船運至南安。然後苦力們扛著茶箱穿過梅嶺，在南雄裝船到韶州，再換載重量為500-600箱的大船，順北江南下，經過珠江到達廣州。星村至廣州，這趟茶葉線路長達2885裡，費時50天至60天。

這條貿易線路的反市場情況，跟中國官府的漕糧不走海運走陸運一樣，讓人不解。

要知道福健可是靠海的，而且福健多雨，武夷山又是一條縱貫南北的大山脈，福健的河流多從武夷山發源，這就意味著，在福健不難找到一些通往武夷山的水道。

可清朝的商人偏偏放著從武夷山順流而下的便捷，反而千里迢迢先從福健翻越武夷山到達山西，接著水陸並進多次更換船隻，最後翻越梅嶺進入廣東，又換水路送到廣州貿易，他們不嫌累，也不嫌煩嗎？

原因很簡單，政府不允許茶葉走水道，道理就跟漕糧走運河不走海陸一樣，不安全，越是農業文明的政府就越是在乎安全感，因為農業生產所求的就是風調雨順。於是他們不能接受大海上的風險，風浪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則是擔心海上的敵對勢力，擔心海寇的威脅，福健歷史上恰好就是倭寇侵襲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所以明朝政府寧可付出沉重的財政負擔，也要用低效率的運河來運糧食，寧可走千里迢迢的陸路運輸茶葉，不不走便捷高效的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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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運往恰克圖的茶葉也是這個道理，從福健出發翻越武夷山，穿越江西抵達湖北的漢口，在繼續北上經過河南、山西，北上到蒙古，最後抵達恰克圖。如果換成從福健沿海走海運到天津，然後去恰克圖，不管是時間還是成本都會大大的節省。

歷史上英國人逼迫清政府開放了福州貿易之後，福州茶道開啟之後短短幾年，就超越了廣州。俄國人則利用漢口長江水道的便利，透過長江和海洋聯運到天津北上恰克圖，短短幾年就打垮了晉商壟斷了幾百年的茶葉貿易。

反市場的經營，一旦遇到市場化的競爭，往往只有破產一條路可選。不管是十三行還是晉商都過於依賴從政府獲得特權來提高競爭力，而不是透過技術提升競爭力，結果在面對連清政府都管不了的洋人競爭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就失敗了。

雖然廣州充滿著大量反市場現象，周琅現在恰好有一種抗衡官府的力量，如果他在十三行面前做野蠻人，估計十三行損失會很大。但讓中國的資本力量受損，那不是周琅要幹的事情。

周琅的目的是跟洋人競爭，尤其是潛在的最大威脅英國人競爭。

為什麼敢跟英國東印度公司正面競爭，因為周琅也抓住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個反市場行為。

跟十三行一樣，這也是一家壟斷組織，他們藉助英國政府授予的特權，一直壟斷著茶葉貿易。

可壟斷必然帶來高價格，低效率，超額利潤，東印度公司職員超高的薪水，就是從這些壟斷特權中提取出來的牛奶。

那麼只要找到一個英國政府無法控制的勢力，東印度公司這種反市場行為，很容易就會被周琅利用，製造東印度公司的死亡。

英國東印度公司這家公司，有許多遭人詬病的東西，但他有一條原則，是值得稱道的，那就是守法。是的，這家公司將守法寫入了公司守則中。不管到任何地方，任何國家，公司都規定要遵守當地的法律，不管當地法律是多麼不合理。

這家公司跟黑奴、鴉片都撇不開關係，但是在英國政府拿破崙戰爭後禁止了黑奴貿易，東印度公司就不幹了，在道光年間滿清政府下令禁止鴉片進口，東印度公司也不幹了。

當然他們遵守當地的法律，並不是出於什麼高尚的道德，而是出於貿易安全考慮。

這跟後世中國的國企一樣，儘管黑暗面很多，其實國企的違法行為要遠遠少於私企。為什麼，因為國企管理者的經營動力並不是利潤，而是官當的穩當不穩當，所以做違法的事，哪怕賺取了高額利潤，結果惹來了麻煩，導致企業老總被撤職，這不符合管理者的利益。因此儘管也有國企爆出來一些違法亂紀的事情，但總體上是遠遠少於私企的，他們沒有私企幹的多，也沒有私企幹的那麼喪心病狂。

東印度公司也一樣，他們的企業管理者早就超脫了利潤驅動的時代，最大的驅動力是維持壟斷地位，如果觸犯英國法律，他們就有可能被英國政府剝奪特許權，如果觸犯中國的法律，那就有可能被中國政府禁止貿易。

因此他們不願意違法，違法的成本太高。但他們不願意違法，卻不是出於內心對法律的自覺遵守，那他們就會想方設法在不違法的情況下，繼續取得利益，那就是繞過法律途徑，繼續從違法的業務中謀利。

中國大多數國企採取這樣一種措施，那就是將勞動外包出去，一個個看起來在國企做事的員工，大多數都是勞務外包公司派遣的，這就讓國企規避了因工人加班加點觸犯勞動法的風險。

東印度公司採取的措施，則是將鴉片貿易這種禁止的貿易，從公司手裡轉移到那些依附於公司的散商名下。鴉片戰爭前期，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確實巨大，但卻很少是東印度公司販賣的，而是渣旬（怡和洋行）、顛地（寶順洋行）以及美國旗昌洋行這些依附於東印度公司的港腳商人販運。但就如外包勞務的國企一樣，最大的獲益者，其實還是東印度公司，因為東印度公司雖然因為觸犯法律，退出了運輸和銷售環節，但他們卻利用在印度的政治壟斷地位，壟斷了鴉片的生產，那些港腳商人最後不過是給東印度公司跑腿的而已。

由於守法的東印度公司不會觸犯法律，因此他們進入英國的商品，可都是照章納稅的，可以說，東印度公司在每個透過航運運往英國的茶葉箱子上都蓋上了印花稅印記。

東印度公司繳納的茶葉稅有多麼重要，根據英國財政部的稅收收入估算顯示：茶葉貿易的利潤在英國財政收入總量中佔到了10%的份額。

東印度公司合法納稅，光是茶葉稅就能帶給英國政府一成的稅收，而東印度公司所有貿易專案中，茶葉貿易的利潤也是最大的，可以說茶葉貿易不但關乎英國政府的財政平衡，也關乎東印度公司的利潤穩定。

周琅就是要打擊這一點，既能打擊英國政府財政，又能打擊東印度公司的利潤。

而從他收到的情報中，他恰好就發現了這樣一個打擊的機會，那就是周琅發現以向英國走私茶葉為主要營業的丹麥和瑞典的公司，每年從廣州收購的茶葉，竟然比英國東印度公司還多。

丹麥和瑞典兩國的市場顯然不可能有英國市場那麼大，那麼他們走私進入英國的茶葉數量一定是巨大的。周琅並不知道兩家公司的核心資料，否則他就會知道兩家走私賣給英國的茶葉，佔了他們出售茶葉數量的九成。

因此方法就簡單多了，利用自己手裡掌握的貨源，向這兩家公司大量供貨，只要他們走私進入英國的茶葉多到一定程度，市場價格就會下跌，東印度公司透過合法渠道進入英國市場的茶葉，就開始無法盈利，甚至陷入虧損之中。東印度公司無法從中國貿易中取得利潤，也就不會在向中國投入更多的資源，就間接降低了對中國滲透的可能性。

對周琅來說，向丹麥和瑞典公司大量供貨，並沒有什麼損失，反而會增加整個國家的產業出口額，茶農得到了更多的收入，社會得到了更多的資金流入，總有一天會厚積薄發，轉化為磅礴的資本力量。

當然周琅即將實行的這些方法，並不合理，他等於是間接的向英國走私，可是他卻沒有違反任何一條規則，因此他只是一個攪局者，一個挑戰者，一個野蠻人而已。

至於能起到什麼效果，周琅並不清楚，因為他並不知道，事實上，走私貿易，已經摧毀了英國的茶葉財政。英國散商們在茶葉貿易的巨額利潤吸引下，大量加入中國茶葉貿易中，這些散商並沒有東印度公司的守法守則，在法律監控不到的地區，他們自己也向本國走私，結果走私輸入英國的茶葉，每年的銷售額高達400萬到700萬英鎊，大大超過東印度公司輸入的合法進口茶葉。結果沖垮了茶葉價格，摧毀了東印度公司利潤的同時，也摧毀了英國的財政平衡。

迫於陷入虧損的東印度公司的壓力，皮特首相不得不改變政策，大大降低了茶葉關稅，好讓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恢復競爭力，把茶葉稅率從119%降到12.5%，下降了十倍，為了彌補茶葉稅收的減少，維護英國的財政平衡，皮特首相不得不開徵了一項奇葩稅種，那就是窗戶稅。

按照每家每戶的窗戶數量徵稅，茶葉可以走私，窗戶總不能藏起來。於是英國人嘲諷在英國連沐浴陽光都要收稅，大有民國時期CD軍閥楊森向掏糞人開徵糞捐的風範，這種情況受到當地詩人劉師亮的諷刺，做詩曰：自古未聞糞有稅，如今唯有屁無捐。

英國為什麼要開徵如此離奇的稅收，就是因為之前茶葉稅在財政中無可替代。

徵收窗戶稅，那已經是十年前的1784年，英國議會透過《茶與窗戶法案》的事兒了。

而今周琅開始對英國茶葉殘存的那百分之十幾的稅率發出衝擊，而英國人卻要面對更加緊張的財政壓力，那就是要為持續進行的反法同盟提供軍費支援和軍事援助，好擊敗大革命後的法國。

此時法國大革命的悍將，英國人命定的對手，拿破崙波拿巴先生才剛剛嶄露頭角，偏偏周琅開始陰謀打擊英國的財政，勢力強大的英國政府或許不會被財政負擔擊垮，因為他們可以透過徵收各種奇葩的稅種來抵消茶葉走私帶來的稅收下降，比如徵收不能躲避的廁所稅，人可以喝走私的茶葉，但總不能不上廁所，在每個廁所門口放一個稅吏，進出都收稅。

可東印度公司能不能度過這個難關就不好說了，失去了最為豐厚的茶葉貿易利潤，東印度公司會不會提前破產不好說，但一定會被削弱，會無法投入更大的力量在中國擴張。

這就是周琅最重要的目的，精準打擊英國東印度公司！

於是很快廣州的西方商人們發現，有一家新的商行冒了出來，大量向丹麥、瑞典以及一些像柯克斯·理德這樣的英國散商，都發現，他們可以繞過東印度公司，從廣州採購到暢銷的茶葉了。

而向他們提供茶葉的公行，竟然還比市價稍低一些，比十三行提供給東印度公司的價格都低。當然主要還是數量，這家公行能提供的數量，比過去十三行有意控制的數量多的多。

這些商人十分好奇，這些茶葉是從哪裡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