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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案大明:我老闆是朱元璋

第318章 應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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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案大明:我老闆是朱元璋第318章 應對之策

與此同時,朝廷裡也開始了激烈的爭峰和辯論。所激烈討論的話題無非就是如何應對燕王府送來的質子,以兵部尚書齊泰為首得務實派,強烈建議一直把燕王朱棣的三個兒子一直就這麼扣壓下去,以作為朝廷對燕王府的絕對重要手段和籌碼,並以此來牽住和控制對方,不得不說,這個策略不說有多麼高明,至少是相對而言比較靠譜的。,張丹青如是的心裡想著,但凡高高坐在龍椅上的見皇帝朱允炆此時此刻肯聽齊泰的建議的話,想來日後也不會淪落到國滅身死的悲涼下場。這位在位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權成功的失敗帝君,在歷史上卻得評價甚高,朱元章的遺詔裡說他“明仁孝友”,可稱是仁德之君。清歷史學家徐元文也曾說他“若無篡逆之亂,必修德安民,開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觀點認為,如果當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現實,安心做一個藩王,朱允炆也必將成為一個堪比歷代仁君的好皇帝。而觀其一生的“善舉”,事實也似乎如此,從建文元年(1399年)開始,朱允炆即大刀闊斧,對朱元章時代的諸多制度進行更化改革,史稱“建文新政”。

新政的主題恰如其年號“建文”一樣,與前代的“洪武”相對,施行重文臣,興儒學的“仁政”。

即位第一個月即下令全國複查“冤桉”,對洪武時代的幾次大桉重新核查,力求“從寬”,赦免無辜者數萬人。許多被朱元章流放邊關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

進而修訂《大明律》,刪掉其中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署更進行“機構精簡”,戶部和刑部下屬的各類司級機關從12個縮減到4個,但有些部門則進行“機構擴充”,如翰林院和國子監。

官職級別也發生變化,六部尚書的品級從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邊則形成了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三人組成的“參議”,即後來明“內閣”的雛形。

賦稅政策也大做調整,改變了洪武時代對江南地區的苛刻重稅,改為輕徭薄賦。

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議下改革國家土地制度,恢復西周時代的“井田制”。

上述種種“善政”,六百年來史不絕書。

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實際,但諸如“內閣”等制度,文臣治國的理念,實際上也被後世皇帝接納並延續下來。歷代史家對其評價甚高,由此不足為怪。

既是“善政”,又為何招致戰亂呢?

這就是靖難之役的“導火索”——削藩。

二、削藩

臺灣歷史學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裡如此諷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軍隊打仗,開始的時候捷報頻傳,斬獲連連,卻突然一個挫折,接著就是昏招連連,連戰連敗,最後敗到一發不可收拾。說“削藩”,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孫”的時候就有的一塊心病,畢竟深知自己年紀幼小,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鯁在喉。黃子澄曾寬慰他說:“漢景帝在位時,諸王也多不法,釀成七國之亂,可漢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讓朱允炆稍稍心安,後來朱允炆也曾請教朱元章,朱元章反問他該怎麼辦,朱允炆思來想去答道:先用德爭取,再用禮規範,再不行就改封地,還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章很滿意,讚道:“甚好,甚好。”而觀朱允炆削藩,論開頭,也可為“好的開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朱元章撒手人寰後,即頒佈“遺詔”,各地藩王所屬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親身“護衛”外,皆由中央節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鎮的“軍政大權”,繼而朱允文與其老師齊泰,黃子澄密謀,採納黃子澄“斷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議,先將河南周王與山西代王以“貪橫暴虐罪”逮捕,繼而周王被發配雲南。

眾文臣窺得風向,紛紛見風使舵,上書力陳大規模“削藩”。“順應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厲,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責”,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憤然自焚。

齊王被廢為庶人,關入大獄,數月之間連出重手,將當年向朱元章陳述的“五步走”連貫動作一氣呵成,直鬧得諸藩國人心惶惶。

噩耗連連,“主要對手”朱棣也緊張,加緊招兵買馬準備戰爭,並與北邊的韃靼部落訂立盟約。

建文帝也毫不落後,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員葛誠,成為自己耳目,繼而以防備蒙古為名,派親信將領張芮駐北平北面的開平,遣謝貴為北平指揮使,接掌北平軍權,裡裡外外對朱棣形成夾擊之勢。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見,有大臣建議建文帝藉故將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繼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萬駐開平,五月,朱棣派兩個兒子朱高熾,朱高煦入京朝見,又有大臣“舊話從提”,要建文帝扣押兩皇子以挾持朱棣,再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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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放虎歸山,歸家後,為掩人耳目,朱棣開始“裝瘋”,成日瘋瘋癲癲,做病入膏肓狀。

七月,在得到葛誠密報朱棣已然籌謀起兵後,建文帝終下決心,命北平指揮使張信逮捕朱棣,誰知張信火線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斷行動,先誅殺建文帝派在身邊的眼線葛誠,繼而火速舉兵,殺死建文帝駐北平親信張芮,謝貴,控制北平城,繼而殺退駐開平的宋忠的三萬精兵,正式舉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對這段“削藩”過程頗多非議,認為既然削藩的主要物件是燕王朱棣,就該從一開始直搗黃龍,先將朱棣削藩,而照黃子澄的方式,實為“先易後難”,到頭來朱棣毫髮未損,各藩國卻被“得罪光”。

這個此時捷報頻傳的過程,素來被看做建文帝的敗筆之一。

而在這之間,兩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機會皆被他放過,更令後人指摘不已,稱之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

但仔細觀其過程,朱棣兩次覲見,第一次是諸藩王人心惶惶時,恰如齊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諸藩眾怒”。

第二次朱棣兩皇子覲見時,黃子澄諫道“放歸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

在輕易不願釀成兵災的建文帝眼裡,這必然成為他的第一選擇。

而說到“先易後難”的削藩選擇,對於行事力求穩妥的建文帝來說,也是必然會採納的。

但對照之前的漢朝“七國之亂”,以及後世的清朝“三藩之亂”,我們不難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錯處”。

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話: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無可迴避的戰爭,最重要的自然是戰爭準備,而這,恰是建文帝,及其“師傅”們最大的疏漏。

直到戰爭打響後,建文帝還反覆告戒前線諸將,不要傷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殺叔之名”。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三、長興侯耿炳文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舉兵造反,以“清君側”為口號,拉響了持續三年的“靖難之役”的大幕。大戰驟起,朱棣先聲奪人,先敗宋忠的三萬精兵,繼而連克雲中,開平,懷來,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牽制朱棣的“防區”,此時盡皆攻克,如雷轟頂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應,派出了以長興侯耿炳文率領的三十萬“中央軍”,出師討伐。由此牽出了朱元章為建文帝做的最後一個苦心安排——長興侯耿炳文。耿炳文,鳳陽人,淮西舊將的老班底,大明開國功臣,靖難之役爆發時,時年六十五歲,可謂久經沙場。在漫長的三年靖難之役中,他留給歷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卻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寫朱允炆命運的人。之所以這樣說,還是由於他的作戰特點---擅守。

朱元章爭天下時,他曾受命鎮守江蘇長興達十年,其間數次以少勝多,擊敗朱元章勁敵張士誠的瘋狂進攻。也因戰功為封為長興侯。

在朱元章麾下的各路英傑,乃至彼時中國的將領中,他是最擅打防禦戰的人,他不僅防禦經驗豐富,且軍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戰車克胡騎”的作戰思路,在明朝中後期被戚繼光,俞大猷,孫承宗等人發揚光大,成為明軍的主戰法。

朱元章留下他的苦心正在於此:一旦國家有事,一個耿炳文就足夠鎮守邊關。

而從靖難之役的局面看,大勢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隊多騎兵的朱棣,最大的特點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戰,一旦戰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滅頂之災。對於耿炳文乃至建文帝來說,平亂的方式很簡單---守住,便是勝利。

但急於求成的建文帝給耿炳文的命令卻是“火速堪亂”。

接著同年九月,耿炳文率軍在河北真定與朱棣激戰,朱棣先以夜襲的方式,相繼殲滅耿炳文屬下的潘雄,楊忠部,出戰遇挫的耿炳文收縮兵力,死守真定,數次擊退朱棣的進攻,終將局面拖入對“中央軍”有利的相持戰軌道。

豈料後院起火,建文帝聞敗報後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戰而摧鋒”,於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萬大軍北征朱棣。

這個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將,就這樣告別了靖難之役的舞臺。兩年後,坐穩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宮廷物品違制罪”,將之賜死。

雖然,建文帝的統治生涯不長,但史學界對這位年輕皇帝的評價普遍較高。清朝時期的史學家徐元文更是指出,倘若沒有發生“篡逆之亂”,建文帝肯定會成長為一個保境安民的明君,能夠為大明朝帶來盛世之治。

那麼,為什麼包括徐元文在內的一眾史學家會有這樣的“預測”呢?

應該是他們在“建文新政”中看到了朱允炆成為“有為之君”的潛質。所謂“新政”,其實,就是王朝站穩腳跟後不可或缺的“文治”。朱元章施行了一系列鐵血政策,讓朝野上下一片風聲鶴唳,所以,必須有一位繼任者站出來重文興儒,以“仁治”消弭先帝為鞏固政權所造成的不利影響。

建文帝上臺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當年的各種“冤桉”平反。我們知道,洪武時期曾發生過許多具有屠殺性質的大清洗,不少遭到屠殺的名臣之後,都受到了牽連。朱允炆不但替那些冤死的人洗清冤屈,還將那些被流放到不毛之地的能臣重新排程回京城,加以重用。

此外,朱允炆還主持修訂了《大明律》,將許多不合常理的內容加以修改,刪除了許多嚴刑峻法。最微妙的是,朱允炆不忘改變官場格局,潛移默化地提高“自己人”的地位。例如,朱允炆提高了六部尚書的職級,由二品提高到了一品。是以黃子澄、方孝孺、齊泰三人得以上位,成為皇帝身邊的“內閣元老”。

朱允炆還不忘讓老百姓感念自己的恩德,其祖父朱元章在位時,曾在江南等富庶地區實行了高賦稅。建文帝上臺後將賦稅進行調整,大幅減低了江南地區的重稅,以及在方孝孺的建議下實行土地改革。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朱元章的良苦用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給皇太孫鋪路。他故意留下一個充滿弊病的天下,讓繼任者能從容地施行“仁政”,收買人心。

正因如此,在朱允炆登基後,從朝臣到百姓才會清一色地念他的好。直到六百年後的今天,仍有史學家在誇獎朱允炆所施行的“仁政”。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朱允炆所施行的一系列政策都對後世造成了良好的影響,尤其是“文臣治國”的理念和“內閣當政”的制度。然而,朱允炆的種種善舉,有些人並不買賬,例如:他的皇叔們。因為朱允炆的一系列政策中,有一條叫“削藩”。

所謂削藩,削的是什麼?藩王的封地、兵力。

藩王均為朱氏宗室,兵力是他們在皇權鬥爭中得以自保的資本,削弱兵力無疑比要了他們的命還難受。而封地又是藩王能夠在地方當“土皇帝”的根本,若無封地何來稅收?何來揮霍之資?出生在帝王之家的朱允炆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削藩卻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為何?

試想一下,一個年紀輕輕的小皇帝,生活在一群皇叔的“重兵拱衛”下,這種感覺想必不大好受。偏偏這時黃子澄給朱允炆出了個餿主意:“當年漢景帝上位時,諸王也不願意削藩,甚至引發了七王之亂,結果,還不是被漢景帝輕鬆平定了?”

這句話就像是給朱允炆塞了一顆定心丸一樣,他不由得想起當年自己與祖父的一番對話。朱元章問:“你將來該如何與你的皇叔相處呢?”朱允炆答:“先以德服人,再用禮儀規範,實在不行就讓皇叔換封地,若還不行就只能削藩了,大不了兵戎相向。”這番回答深得朱元章嘉許,想到此處,朱允炆更加堅定了削藩的決心。

平心而論,朱允炆所施行的削藩策略起初還是比較成功的。

在祖父駕崩後他推遲釋出遺詔,然後節制各大藩王,藉助這一“特殊時期”掌握了藩王們的軍政大權。隨後,在黃子澄的幫助下,朱允炆對周王與代王動了手,將他們依次逮捕發配邊疆。周王與代王平日裡與燕王走得很近,此舉無疑折斷了朱棣的左膀右臂。這下,新皇帝的目的已經非常明確了。看清了風向的文武百官立馬見風使舵,合力上書支援削藩。

為了“順應”百官及天下蒼生的意願,朱允炆終於開始對諸皇叔展開清算。隨著一系列的陰謀倒算,湘王於大火中自焚,齊王被貶為庶人,珉王被軟禁在京城裡。從朱允炆的一舉一動中我們能看出這位年輕皇帝手段十分毒辣,絲毫不遜於其祖父。聽聞這些訊息後,朱棣十分慌亂,他立即開始擴充兵力,做好與侄子決一死戰的準備。為了避免後院起火的狀況,朱棣還特地派使者去了一趟韃靼,與“鄰居”交好。

這一時期的叔侄二人,進行了一番旗鼓相當的較量。朱允炆十分精明,懂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道理,他費了一番精力買通了燕王府的葛誠,在敵人的心臟處安插了一枚棋子。隨後,朱允炆又打著防備蒙古人的旗號,向北方派遣了一名大將張芮,強行接管了燕地的兵權。從表面上看,此時的朱棣已落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只要朱允炆想,一聲令下即可將其打入十八層地獄。

當建文元年三月朱棣來到京城覲見皇帝時,已開始有大臣勸說朱允炆將其扣押起來。然而,朱允炆太過輕敵,他沒能痛下殺手,只是又向北平派出了三萬精銳。同年五月,朱棣將自己的兩個兒子朱高熾、朱高煦派到南京,又有大臣想軟禁這兩名世子作為人質,誰知朱允炆竟再次心軟。

朱允炆兩次心軟的後果是什麼呢?

那就是錯失了擊殺朱棣的最後機會,第二天,葛誠、張芮便被人殺死在家中,朱允炆失去了朱棣身邊的眼線,再也沒有監視皇叔的耳目。

然而,建文帝的敗筆還不止此。

為了讓天下百姓覺得自己的身份並非反賊,朱棣拿出了所有反王都會用到的“清君側”這一旗號。這場叛亂總共持續了三年有餘,最終,以朱棣攻入南京城告終。

戰爭爆發之初,朱棣的燕軍就展現了出人意料的戰鬥力,朱允炆安排在北方的宋忠根本不是其對手,三萬人被瞬間擊退。一連幾道奏章送入朝廷,上面寫著雲中、開平、懷來、永平被攻陷的訊息。朱允炆做夢都沒想到,這些他早年部署好的“防區”,竟在頃刻之間被敵軍攻陷。

值此之際,朱允炆雖如五雷轟頂,但他還是做出了應對之策,拿出了祖父留給自己的殺招——耿炳文。耿炳文是陪著朱元章打天下的元老級大將,他所率的淮西舊將皆是大明的開國精銳。在靖難之戰爆發時,這員老將已有六十五歲高齡,可謂經驗極其老到。

如果說,若當時有一人能與久經沙場的朱棣抗衡,非耿炳文莫屬。此將極有可能改寫大明的命運,匡扶朱允炆的正統朝,因為他十分擅長打防禦戰。朱元章打天下時,耿炳文屢次被賦予坐鎮江蘇的任務,十年之內數次以少勝多,替朱元章守住了張士誠的進攻,確保了後方的安全。

朱元章之所以安排這員老將的原因,正是因為他擅長的就是鎮守邊關。倘若,朱允炆不能力敵諸位藩王,那麼,這員老將將會是大明王朝最後的屏障。縱觀整個靖難之戰不難發現,朱棣擅長的是機動作戰,朱棣的騎兵勢不可擋每次都能以速攻的戰術取勝,不過,一旦戰況僵持住朱棣將會陷入被動局面。

顯然,耿炳文打贏朱棣的可能性非常大,只要他牢牢守住要緊的關口,朱棣定然寸步難行。朱棣雖然有燕地作為根基,但是,他根本沒有與中央軍打持久戰的資本,久戰必敗。遺憾的是,朱允炆下了一步臭棋,他命令耿炳文“火速堪亂”,也就是強攻。

耿炳文不得已之下,在河北真定主戰場上與朱棣來了場硬碰硬的決戰。朱棣十分狡猾,靠迂迴遊擊迅速殲滅耿炳文麾下的潘雄、楊忠,剪斷了耿炳文的羽翼。若非耿炳文轉攻為守,恐怕這支主力軍將被燕軍全部蠶食殆盡。聽聞戰況朱允炆勃然大怒,將一切黑鍋都甩在了老將頭上,還怒罵他“一戰而摧鋒”。

隨後,朱允炆命令李景隆接管了耿炳文的主力軍,加派兵力五十萬北上,決意與皇叔朱棣死戰到底。朱允炆根本沒想到,朱元章苦心安排耿炳文在他身邊的目的。所以,這位足以扭轉靖難結局的老將,就這樣含恨退場。等到朱棣上臺後,他輕描澹寫地以“擅用宮廷物品違制罪”,將耿炳文置於死地。

從朱允炆登基開始,到靖難之戰結束,我們可以看到建文帝至少有兩次機會改寫歷史。然而,正是因為朱允炆在這兩件事上的短淺目光,使他失去了一切。

有了這樣的後知後覺,張丹青下意識的認為,這次討論很有可能同樣會討論出一個非常糟糕的結論。那就是放虎歸山。

果不其然,眾多文武大臣在黃子澄力挽狂瀾的壓倒性優勢建議下,建文皇帝朱允文最終還是同意了放歸燕王朱棣的三個兒子,這個決定不由的讓兵部尚書齊泰等人為之扼腕不已。

但也僅僅是嘆息,此時此刻的眾多文武大臣,心裡都抱著這樣的一個僥倖,那就是燕王朱棣僅憑一個北平城是無法撼動朝廷的絕對優勢地位的。只要朝廷願意,隨時可以大軍北上,直接活捉燕王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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