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鏡夢第五十章 狂瀾始

事情怎麼會窘迫成這樣呢？

慶應三年（1867年）二月，“一會桑”的首領一橋慶喜，統和御三家中水戶、尾張兩德川的勢力，聯絡京都公卿和傾向武力攘夷的諸侯，攜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績等保守幕臣發難,一舉扳倒了維新派。

可主張開國的維新派失勢，卻引發了一系列嚴重後果，其中最嚴重的是洋人的反擊和糧價的不斷上漲。

因此呢，維新派失意後得勢的武力攘夷派和保守幕臣，不得不發出這樣的疑問和哀嚎。

至於，為什麼要把洋人的反擊放在事關生死的糧價上漲之前？

這個嘛，是因為，糧價飛漲不能抑制的重要因素，也和洋人的反擊息息相關：

受對外開埠的影響，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財，這些年扶桑各地糧田不斷被轉為桑園、茶園啥的，導致糧食持續減產。而為了果腹求生，扶桑不得不開始進口糧食——作為一個還沒工業化的農業國度，這不能不說是個極其諷刺的事！

而維新派失勢後，作為主要外部糧食供應者的米人洋商，開始大量收縮糧食輸入。

其實也不是說不賣，只是價格一路提高，比原本足足漲了五成。

可問題是，扶桑本來的糧價就高高在上，這再一漲價，誰肯買啊。

對高高在上的大名、有權勢的武士和富有的豪商來說，餓也餓不到他們。那既然近乎無利可圖，誰肯當這個大傻子呢。

因此啊，大家買一點意思意思就好了。

可杯水車薪導致的結果，就是慶應二年（1866年）開始的大兇作弄假成真：

原來，慶應二年當年年末的糧食饑荒，其實並不嚴重。

但受高麗“丙寅洋擾”戰勝米、佛的鼓舞，各方勢力有意囤積居奇，加上經過大肆渲染，這才造成了大兇作的印象。

因為不怎麼幹，怎麼能順利扳倒了維新派呢。

可問題是，維新派失勢了，可大兇作卻成真的了。

說起來，不是玩火自~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嘛。

尤其坑爹的是，扳倒維新派的各方，大家驚愕的發現，自元治元年（1864年）起，維新派組織進口的糧食，除了米人洋商的渠道外，居然還有高麗密貿易的部分——難怪米人洋商只肯提供小麥，原來，這進口的稻米，都是從人家高麗來的！

可自去年丙寅洋擾後，高麗治政的大院君加快了鎖國步伐，加上吃虧的佛、米經常派戰船騷擾沿海，這高麗與扶桑的糧食密貿易，居然一時斷絕了！

對此，在朝廷的帶領下，各方對幕府相關人士進行了逼問，可將軍家茂、幕府國內事務總裁酒井忠績等人的回答如出一轍：

“事情確實是這麼個事情。

可這是當時密貿易前高麗要求的，怕的就是引起西洋諸國的注意。

而且呢，你們事前也沒問啊。”

到了這步田地，那也只能既往不咎了，畢竟還得解決問題優先。

這時大家才發現，導致攘夷之風再盛的“丙寅洋擾”，其實呢，對扶桑並非完全都是好事：

高麗呢，是短期死活不肯再進行大宗糧食貿易了；

可受“丙寅洋擾”的影響，被大大掃了面子的米、佛，反倒加強了對扶桑的侵迫。

其實讓扶桑焦頭爛額的糧食漲價，真的不是洋人的厲害手段，人家的辣手還沒拿出來呢。

原來，米商的糧價上漲，主因是因為最近歐羅巴大陸連年歉收——當然，扶桑鬧饑荒，這趁火打劫也是應有之意。

而洋人準備的真正辣手呢，其實是三樣，假幣問題、改稅和定期開港：

第一件的假幣問題，說的是扶桑各方的歪點子。

因為對外貿易尤其是進口不斷增長，這啥爛事都跑出來了，居然有很多人用假錢唬弄洋商。

如今的大宗貿易，都是用金銀結算。

這金大多是萬延小判，因為重量太輕（3.3克），所以造假比較難，但銀就不一樣了，流通的丁銀重量是約43匁（161.25克），這包鉛也好，裹銅也罷，反正容易造假。

而且呢，受攘夷風氣的影響，很多扶桑商人以付洋商假錢為榮——當然，這些人大多就是一錘子買賣，賺了

就跑。

不過呢，這種事幕府怎麼管啊，除非當場抓住，不然離開櫃檯恕不認賬，口說無憑啊。

而且呢，幕府自己也飽受假幣之苦，但實際素手無策——尤其是假造的寬永銅錢，用料比真的還足，工藝也比真的精緻，你說這算怎麼回事！

接下來，洋人對幕府施壓的第二件事，就是改稅。

當年安政五年（1858年）簽署通商約定的時候，扶桑出口以總價百抽五為關稅，進口稅則是分一成、兩成、五成不等。

洋商對此積怨很久，於是呢，在文久二年（1862年），借幕府使臣提請延期開埠的時候，倫町約書就提及了修改，部分減少了進口稅——此事是文久三年十二月正式通告，元治元年（1864年初開始執行的。

可是呢，相比西洋歷1860年亞羅號戰爭結束後，西洋諸國在中華得到的進口稅優惠，這還是遠遠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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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起碼，中華開始執行從量稅，對工業品來說，這可比扶桑的從價稅徵的少多了。

之前維新派治政的時候，洋人就開始鬧這個。

在當時，以外國惣奉行堀利熙為首的交涉人員，是以安政五年通商約定中的“兩倍條款”為由，把各國公使懟了回去。

至於啥是兩倍條款？

就是當年在簽約的時候，幕府方面在外國貿易掛江川英龍、長崎奉行小慄忠順的堅持下，在約書加入了這麼一條：

“凡是各國輸入的貨物，其進口關稅，雙方採用兩倍原則。

對某種輸入扶桑的貨物，如扶桑取關稅比率取一，則對於同樣的貨物，當扶桑出口到簽約國的時候，其輸入關稅的比例，不得超過二。

同時，雙方約定，以交易金額計算，扶桑出口到簽約國的該種貨物，其價值不得超過從該簽約國對扶桑輸入總額。

對交易金額的總體計算，以當年之前三年總額為準。”

對等是不可能對等的。

這個兩倍原則其實就是個退讓條款，對同種貨物而言，不但扶桑的進口關稅比簽約方少了一半的比率，而且還鎖定了享有此權利的交易總額——也就是在這種不利條件下，扶桑輸出的只能是同種商品的輸入貿易額。

說實話，這個條款，當年雙方都不願意籤：

幕府方面，覺得這明顯是低人一等；

而洋人公使呢，雖然不覺得扶桑能有能力賣啥東西到自家本土，但對這種有約束的條款，那是天然的反感。

但考慮到扶桑畢竟還不是殖民地，玩蠻橫貿易那是有成本的，洋人公使出於自己建功立業的考慮，最終還是同意了。

而幕府呢，在江川、小慄“有約束總比沒有強”的理由下，也捏著鼻子認可了——畢竟雙方關稅一致這種好事，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可當年雙方都漠不關心的這個條款，如今卻成了一個問題：

別看西洋諸國全世界強迫別人通商和降低關稅，可自己的關稅，卻一直在嚴防死守，比如天竺，如今就英吉利被玩慘了。

其實這麼做是有道理的。

前些還沒看出來問題，可自幕府1864年大舉進行殖產興業後，根據此條款，扶桑絲綢開始在歐羅巴攻城略地。

唯一的好處是，因為扶桑這幾年窘迫導致進口絲綢不多，根據貿易額限制，所以輸入還不多，因此沒激起多大的問題。

可西洋諸國有遠見的人士，紛紛指出，這個兩倍條款就是個徹頭徹尾地大坑，輕輕鬆鬆地就讓扶桑開啟了歐羅巴的大門。

“滑鐵盧之慘敗”，這就是各方對此的一致評價。

有了這個“兩倍條款”，外國惣奉行堀利熙等人在和各國公使談判關稅的時候，那簡直不要太爽：

如今扶桑也在搞殖產興業，也大批引進了機械進行生產，論人工的話，扶桑可是比你們低多了。

要降低啥種類關稅，可以啊，小心日後扶桑搞返銷啊。”

雖說，全種類返銷扶桑根本就做不到，這可多噁心人啊。

維新派這一失勢，諸國公使們就聯合起來，要求幕府先廢除“兩倍條款”，再把從價關稅改成從量稅——維新派熟悉各國形式，頗有軟硬不吃的姿態，換成這些只會對內作威作福的幕臣，說不定就能偷襲一把

。

這理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而且“安南事敗”和“丙寅洋擾”後，扶桑攘夷之風又開始高漲，這打壓一下，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如果說假幣是洋人受委屈不過的抱怨，改稅是無事生非、得寸進尺，這兩樣做不做的到，可能都有得商量。

但定期開港，則是公使們勢在必得：

本來根據安政五年（1858年）的通商約定，繼長崎、神奈川、箱館開港後，新瀉港、江戶、大坂和瀨戶內海某地，應陸續開埠——和橫濱代表神奈川一樣，兵庫港當時並非是指點地點，反正是瀨戶內海靠近近畿那一塊地方就可以。後來幕府和西洋人商量，才選擇了兵庫。

時間點呢，新瀉是西洋歷1860年1月1日，江戶是1862.1.1，大坂和兵庫則是1863.1.1。

新瀉因為港口條件不行，之前各國公使都同意延期。

而拖到了今年慶應三年（1867年），這些地方都沒有開埠的原因，則是文久二年（1862年）倫町約書的功勞。

文久二年，幕府使團在歐羅巴與各國交涉，以西洋歷1859年7月1日三港開埠以來，扶桑物價飛漲導致民生艱難及攘夷盛行為由，透過減稅承諾等條件，換取了延緩開埠的同意。

可延緩不是取消，根據倫町約書，兩港兩都應於1868年1月1日正式開埠。

而這個日子換成和歷，那不就是慶應三年十二月七日嘛。

按照慣例，扶桑應該提前半年公告世人，並且開始準備。

可支援開國的維新派倒了，如今扶桑卻一點動靜都沒有，這到底還開埠不開了？

慶應三年（1867年）四月初維新派失勢之後，各國公使就對此十分關注。

五月初，各國公使聯名向幕府施壓，要求解決假幣問題、改稅和定期開港。

可一直到等到了九月，假幣稍減猖獗，改稅遙遙無期，就連定期開港，幕府也支支吾吾不肯明確承諾。

至於藉口呢，幕府是破罐子破摔了，直接將御敕的問題捅出來——扶桑皇室不同意，我們不敢答應啊。

自“安南事敗”和“丙寅洋擾”後，西洋諸國很是敏感。

得到這個訊息，公使們當場獰笑一聲：

“這事好辦。

只要幕府沒意見，御敕的事情我們幫你解決。”

慶應三年（1867年）九月十六日，以英吉利公主號為首的十艘戰艦（英六、佛三、蘭國一），離開橫濱前往攝海。

九月十七日，全部由蒸汽風帆聯合動力戰艦組成的聯軍水師，到達大坂近海。之後諸國公使派人發出了強硬的通告:

“要麼敕許按期開港，要麼我們就自行登陸，到京都和新皇帝當面聊一聊。

這裡面的是非曲直，不仔細溝通怎麼行呢。

你說是不是啊？！”

得到飛馬傳遞的訊息後，京都小朝廷立刻陷入集體恐慌：

不是說，洋人也不是一味蠻橫麼。

元治元年（1864年），發生在中華的大沽口船舶事件中，普魯士逾權緝拿丹墨船隻，唐人據什麼國際法，逼迫普魯士低頭服輸，不還賠款來的嘛。

而且，不是說“安南事敗”和“丙寅洋擾”後，洋人其實是外強中乾嗎？

怎麼這次人家就打上門來了？

還有，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誤解啊？

就這樣，維新派大舉失勢不到半年，扶桑小朝廷、武力攘夷派及保守幕臣們就嘗到了惡果——你們一直說開國通商不好，保持啊，繼續強硬，我都看好你啊。

同時，就在這些紙老虎即將被戳破的時候，一場狂瀾已經開始了：

北地的箱館碼頭上，數十艘戰艦整裝待發，一列列全副武裝的隊伍，正在緊張有序地登船。

而迎風獵獵作響的大旗上，四個紅字份外矚目。

“溫飽、共合”，雖然古老的口號和文明開化的要求一起出現，這不免顯得有些詭異，但對於民眾來說，這再協調不過了：

其中一個是永不過時的期望，而另一個則是實現前一個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