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氪命東漢政治中的“二重君臣關係”
本來張遼喊口號效忠徐閥的時候，還有一段關於作者學習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中的一些心得，也就是演義中“主公”“明公”等由來的解釋，可是實在太過專業，寥寥幾筆是寫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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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二重君臣關係”是理解東漢政治何以會最終走向魏晉割據亂世的脈門所在，本文就從錢穆先生的這一經典概念出發，為您詮釋一番東漢政治中的“二重君臣關係”。
錢穆先生曾在其名著《國史大綱》中提出一個名喚“二重君主觀念”的語詞，用來指代東漢政治中相對於其他中國歷史朝代所特有的現象。這個提法，後來被中日兩國學界所援引，並先後以“二元”君主觀、“二層”君臣關係的語詞被使用。
在三種提法之中，相對於“二元”君主觀，我覺著用“二層”君臣關係或“二重”君主觀來形容東漢政治中的君臣關係，要更貼切一些，也更不容易被不瞭解東漢政治的“外行人”誤讀。所謂“二層”、“二重”，是有上下二層、上下二重的，“二元”給人的感覺則是“並列二元”，想來導致誤讀的原因便在這裡。
那麼，什麼是“二重”君主觀、“二層”君臣關係呢？
答：漢帝為第一重君主，漢帝與普天下臣民的關係便是第一層君臣關係，寒鯤在本文就簡稱其為“帝臣關係”；闢主（府主）為第二重君主，與所徵辟士人的關係則是第二層君臣關係，寒鯤在本文就簡稱其為“闢屬關係”。
東漢的士人做官入仕，既可以透過漢帝國的系統化察舉徵辟，也可以透過有資格“開府”的三公、郡守、州部（州牧）、高階將軍。直接走前一渠道，成為拿皇帝俸祿的官員，那麼便直接以皇帝本人為一重君主便可；如若在被皇帝徵召前，被開府大臣徵辟，那麼就是拿開府大臣的薪水，自然要以開府大臣（恩主）作為除了皇帝以外的第二重君主，也便形成了所謂第二層君臣關係。
介乎兩者之間的，還有一種是先經開府大臣舉薦，而後直接成為皇帝下屬官員的，那麼此時的第二層君臣關係就會比“開府徵辟”渠道下的闢屬關係更弱一些，以至於門生故吏如何對待恩主，會更具有彈性一些。
東漢政治的這一現象大體有兩階段不同的表現，首先是在東漢政治的大部分正常運轉時期，闢屬關係體現為京官大員開府、郡守開府、州部開府三種。三者均為運轉府主官職所司事務的具體辦事隊伍，但在東漢政治的運轉中，有難免摻入了世家豪族逐步營造自家勢力的成分。其中，京官大員開府，是袁楊陳荀等經學世家用來營造全國性門生故吏網路的渠道；郡守開府，則是用來籠絡所守地方豪族，完成皇權與地方治權相銜接的渠道；州部開府，主要是用來履行刺史的行政監察權與亂時臨時軍事排程權的渠道，到了東漢中後期，則越發具有籠絡一州望族與軍事人才的色彩。
到了漢末，隨著全國性動亂黃巾之亂取代之前的區域性動亂，身兼一州軍政經大權的州牧出現，將軍開府也越發頻繁，闢屬關係便逐漸成為漢末割據的內在動力。在老版《三國演義》中，我們經常看到曹操、孫權、劉備等諸侯被稱為“明公”、“主公”，而他們在當時並未稱孤道寡。這裡的“明公”“主公”在東漢語境，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割據諸侯而這樣稱呼，而是因為他們是有資格開府徵辟的府主，而這樣稱呼。曹操主要是以兗州牧、司空、丞相等行政要員職務開府，孫劉則主要是以左將軍、破虜將軍等將軍號開府，其手下文武便主要以府屬官職供職，所以會稱呼曹孫劉等人為明公、主公。
大體回顧完二重君主觀中，不是很被大眾熟悉的“闢屬關係”是什麼的問題後。寒鯤嘗試著解答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現象。
漢朝立國，本身便是折中秦制與周制的產物，位於西漢政治巔峰的“武宣之政”甚至被漢宣帝概括為“王道”（周政）與“霸道”（秦政）的“雜用”（霸王道雜之）。具體到中央政權與地方治權的關係上看，漢朝的地方治權，既不像周朝那樣把實權全數交付地方，也不像秦朝那樣單純依靠中央皇權任命官員把持縣以上地方全權，而是用察舉徵辟的選官辦法，讓地方人才參與到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的運作之中。
漢武帝頒行徵辟制度的初心本來是為了在保持皇權控制地方的同時，融通一部分參政權給地方人才。奈何漢政經過王莽的一番折騰以後，由光武帝建立的東漢皇權，為了消滅新末亂世以來的群雄，便不得不依賴河北、河南的地方豪族，仰仗他們這些位於兩漢之際華夏精華區域的地方力量。這就使得東漢政治從立國伊始，便不得不對河北、河南組成的關東地區豪族讓步、妥協。
東漢初年“度田失敗”便是政治上讓步最明顯的表現，而度田失敗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經濟性的：西漢中後期以來的土地兼併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關東地區的大地主，無論是借重洛陽皇權還是地方威權，便毫無抑制的“茁壯”發展起來。
再加上兩漢之際的儒家經學，經過數次會議的研討（石渠閣、白虎觀），終於有了一點統一的趨勢，而經過王莽新政的周政理想主義式折騰，儒家終於逐步認可了以律學為代表的“霸道”之術，經、律並修（當時的全部統治知識）的世家大族逐步出現。這樣，一個在政治上（把握朝政、地方治權）、經濟上（大地主）、學術上（經律世家）佔據優越甚至壟斷地位的階層便徹底出現在東漢社會之中。
白虎觀會議的成果：《白虎通義》
徵辟制度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便徹底與漢武帝時的初衷背道而馳，走向了一種被魏晉史學術界率先稱為“再封建化”的歷史進程之中。地方豪族在取得政治、經濟、學術全面優勢地位以後，便開始利用徵辟制度，為自家營造大批門生故吏，這就產生了一種足以被視為第二層君臣關係的東漢闢屬關係。
隨著東漢中期外戚與宦官的輪流執政，朝廷威信逐步被銷蝕，地方豪族便有了更為光明正大的理由來發展自己的勢力，並標榜自己為“清流”，貶低外戚與宦官為“濁流”。我們在稱讚這些清流士人的進步性、正義性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這種激烈化為兩次黨錮之禍的清濁流衝突，最終還是為東漢後期世家豪族逐步形成自己相對獨立於朝廷的輿論風評圈提供了助力，也便為地方逐步擺脫被視為汙濁的漢廷控制，提供了輿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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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辟制度在東漢歷史背景下孕育的闢屬關係，又在漢末亂局中，逐步誘發出了州牧開府割據、將軍號開府割據，乃至於霸府政治這一貫穿魏晉南北朝政治的“篡代預備政權”形式。當然這也便是東漢二重君主觀的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