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8大名案第44章
下午點4分，思坦利再次與嫻泰通上話，她說車還是有點問題，但她將儘量爭取在半小時之內趕到希爾頓飯店。一直等到5點左右，嫻泰才姍姍而來。她對思坦利說肯尼送車去修車鋪了，要過一會兒才能到。她帶著思坦利先去酒吧喝飲料，又到餐廳吃了點小吃，說是要等肯尼來了再大家一起找一家高階餐館大撮一頓。晚上7點過後，嫻泰和思坦利回到6街，一位黑頭發的年輕人與他們相遇。思坦利摘掉牛仔帽暗示警方肯尼已到，埋伏在四周的偵探一擁而上，將三個人全銬了。待兩輛警車分別載著嫻泰和肯尼消失在路口，戴維·司託開啟思坦利的手銬，又招來一輛計程車，吩咐司機送他去機場。
警方從肯尼身上搜出好幾張麥克司·休爾的信用卡和駕駛執照等身份證件，此人是佛羅里達州的退休律師，還有一張墨尼·蓋林的佛羅里達身份證，一張伊琳·蘇爾曼的美國特快信用卡，兩串用紅色指甲油做了各種記號的鑰匙，和一張在6街與西44道相交處的地下停車場的交費收據，停車時間是當日下午6點40分。戴維·司託帶著一名警員駕車趕到那裡，正是那輛墨綠色林肯高級轎車，上面還掛著猶他州的臨時牌照。
當嫻泰被捕時，警察馬上收繳了她隨身所帶的一隻異常沉重的黑色手提包，包內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現金，整整1萬美元，此外還有一隻手機和若干伊琳·蘇爾曼的證件和檔案，包括護照、支票本等等。
“誰是伊琳·蘇爾曼？”
“一個朋友，芭蕾舞演員。她有時候託我替她保管這些檔案。”嫻泰說。
同一天下午5點多鐘，在曼哈頓的另一端，位於街和東67道的第19區警察分署接到一位名叫傑夫·費格的房地產管理商的報警電話，稱他的委託人，位於5街和東65道的豪華公寓蘇爾曼大廈的業主，8歲高齡的富孀伊琳·蘇爾曼失蹤。傑夫·費格說他下午5點購物後回到家裡，收到一位朋友，也是伊琳·蘇爾曼的朋友——卡珞·翰莘的電話留言，說是在蘇爾曼大廈裡到處都找不著老太太。蘇爾曼夫人因年事已高，近十幾年來從未獨自出過門。傑夫·費格當即給卡珞·翰莘回電話，但是無人接聽。他又往公寓樓打電話，伊琳的週末工作人員阿蘭賽麗·列微拉的聲音聽上去緊張而焦慮，半天也講不出個所以然，只在電話上反反覆覆地要求費格趕快去蘇爾曼大廈。
值班警員建議費格先去公寓樓找找看。
傑夫·費格趕到蘇爾曼大廈，阿蘭賽麗告訴他，大部分房客都在這個節日週末離開了紐約，還留在公寓裡的只有兩位，彼得·雅各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製作人，和1B房間的墨尼·蓋林，服裝設計師。彼得·雅各遜一如往常，下午1點從健身房回來後在自己的房間裡呆到點0分左右，然後出門去中心公園，一般要在晚上8點以後才回來。墨尼·蓋林一貫行蹤不定。
費格和阿蘭賽麗上上下下反覆兩次搜遍了公寓的五個樓層和六樓的屋頂花園，用通用鑰匙開啟了所有的房門，只有一樓的1B房間無法開啟，但還是不見伊琳·蘇爾曼的蹤影。在一樓1A房間蘇爾曼夫人的辦公套房裡，費格注意到，通往裡間臥室的門敞開著，臥室裡的壁櫥也敞開著，裡面被翻得亂七八糟，這都不是伊琳的習慣。伊琳通常放在壁櫥頂層的1萬美元現金也不翼而飛。
傑夫·費格再次報警。很快，一輛警車停在了蘇爾曼大廈門口。不久，19分署的三名值班偵探和緊急行動小組也相繼到達。費格告訴警察，伊琳·蘇爾曼個兒不高，紅棕色頭髮，棕栗色的眼睛，戴一副紅框眼鏡。經公寓總管羅蒙·卡沙爾同意，警察強行開啟了1B房間的門，粗粗搜查下來，裡面除了兩卷黑色電纜膠布外，沒有任何令人感興趣的發現。
警方一面擴大搜查的範圍，一面開始向伊琳·蘇爾曼周圍的人們調查訪談。他們得知伊琳生於1916年，她的母親來自希臘，父親是義大利後裔。伊琳自幼家境貧寒，在嗜賭又嗜酒的父親棄妻拋女之後，母親帶著她從新奧爾良來到紐約。母親有一手漂亮的針線活兒，很快便在芭蕾舞團找到一份做服裝的工作，並使女兒有機會學習芭蕾舞。伊琳從17歲開始登臺演出，4歲時被觀眾中一位房地產商人沙繆爾·蘇爾曼相中，次年便出嫁了。1945年，9歲的伊琳·蘇爾曼告別舞臺後隨丈夫周遊世界，並很快成為一名精明強幹的女商人。1980年，沙繆爾·蘇爾曼去世時，給伊琳留下了上千萬的財產。除了這幢價值數百萬美元、年進項十幾萬的蘇爾曼大廈，她在夏威夷的產業價值88萬美元，年進項7萬左右，在新澤西州的房產約8萬，此外她還有好幾萬的存款和100多萬美元的各種證券。
蘇爾曼大廈共有十多位工作人員，其房客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除前面提到的那位電視製作人外，還有醫生、服裝設計師、歌唱演員、室內樂隊指揮及外國銀行家等。
1998年4月初，一位自稱艾娃的女人打來電話，說她正在為她的老闆、服裝設計師墨尼·蓋林物色一處公寓，並說她是蘇爾曼大廈食品供應商魯迪·瓦卡的老朋友。伊琳·蘇爾曼把電話轉給主管招租事宜的凡列莉·麥勒奧。凡列莉告訴艾娃目前沒有她想要的一室一廳套房，並問艾娃的電話號碼以便日後聯絡。艾娃說：“我沒有固定的電話號碼，我現在在墨西哥，以後我再打電話給你。”
艾娃果然頻頻來電，每次都稱是在不同的地方。5月底，當一位客人搬出後，艾娃終於如願以償地定下了一室一廳的1B房間。凡列莉告訴她月租6000美元，艾娃一口應承道錢不是問題，並講定墨尼·蓋林將於6月14日遷入。
6月的上半月，艾娃又先後三次來電話，打聽大廈內有多少員工，各司何職，及其他房客的情況。
從墨尼·蓋林搬進1B的第一天起，他詭秘的行蹤就引起了人們的議論。他不允許工作人員到他的房間打掃、澆花，當他進出大廈時，總是躡手躡腳蹭著牆走，以躲開保安攝像探頭。人們還不時發現他輕輕開啟一條門縫，貼身站在那裡似乎在偷聽或監視。
伊琳·蘇爾曼從不掩飾她對這位新房客的反感，碎嘴的老太太逢人便講墨尼·蓋林“賊頭鼠腦地像只耗子”、“身上有一股監獄的氣味”，是“不上檔次的痞子”，甚至說“總感到墨尼在跟蹤她”。警方後來在伊琳辦公室的書桌上找到了她的日記，其中有幾頁是專寫墨尼·蓋林的。也許這位精明的蘇爾曼夫人感覺到了什麼，她用草圖簡單地勾勒出墨尼的輪廓，重點著墨於他向後梳的背頭和有些變形的鼻子，並猜測他的年齡、身高和體重。在她的記述中有這樣一段話：“自從他6月14日搬入以來，有一男一女總來找他，有時還在這裡過夜。那女的比他矮一頭，但我只在攝像屏上見過她。”
伊琳·蘇爾曼不止一次地向她的房地產管理人傑夫·費格談起墨尼·蓋林。7月4日，她失蹤的前一天下午，伊琳和費格詳細地討論了如何起草一份正式逐客令，並在7月6日星期一那天，交給這位不受歡迎的房客。
7月4日，獨立節晚上，伊琳在家裡開了一個小小的派對，客人中有她的好朋友、畫家兼記者卡珞·翰莘，服裝設計師愛爾華·希克萊俐等。派對直到午夜1點以後才散。
7月5日星期天，伊琳·蘇爾曼在上午11點半打電話給她一位生病的朋友海倫·潘多拉基，11點40分在卡珞·翰莘的電話裡留了言，11點45分左右吩咐阿蘭賽麗洗衣服和到屋頂花園遛狗，這是最後一次有人看見伊琳·蘇爾曼活著。
從1點到下午點，阿蘭賽麗先在地下室的洗衣房裡洗衣服，然後去頂樓花園遛狗、喂貓，再回到地下室的廚房。她先打電話回家聽家裡的電話留言，又給朋友們打了幾個私人電話，然後一邊聽音樂，一邊給自己做了兩個熱狗當午餐。
下午點1分，卡珞·翰莘從教堂回家後聽到了電話留言，馬上給伊琳回電話，是阿蘭賽麗接的。卡珞想伊琳大概在睡午覺。
4點40分左右，阿蘭賽麗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一個不男不女的聲音線上的另一端說“不許和稅務官說話”和“好好照顧她的狗”等等。阿蘭賽麗趕緊打電話告訴卡珞·翰莘，卡珞說：“快去叫醒伊琳，別掛電話，我在這兒等著你。把喬治帶上。”喬治是伊琳的狗的名字。
阿蘭賽麗回來說她叫不醒伊琳。卡珞讓她再去伊琳的1A房間，使勁拍門，大聲嚷嚷。阿蘭賽麗照著做了，但還是沒有人應聲。卡珞·翰莘立刻撥通了傑夫·費格的號碼，在他的電話裡留了言。
第二天，伊琳·蘇爾曼失蹤的訊息出現在報紙頭版和電視電臺。大批軍警搜遍了曼哈頓的中心公園，以及醫院、停屍房、垃圾箱等所有可能藏匿或丟棄屍體的地方。老太太還沒找到，當晚的新聞裡又報道了另一則失蹤案——剛搬入蘇爾曼大廈1B房間不過三週的房客墨尼·蓋林不知去向。如果說伊琳的日記和大廈工作人員的證詞還不足以讓警方把墨尼列為嫌疑物件，那這種差不多同時失蹤的巧合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懷疑了。警方根據有關證人的描述為墨尼·蓋林畫了模擬像，並隨晚間新聞一起在電視上播出。
7月7日，星期二，凌晨5點，曼哈頓東區的19警察分署接到來自曼哈頓西區的逃犯緝捕別動組的電話：“我想我們有你們正在尋找的人。”
至此，獨立節期間的兩樁大案合併而為一樁巨案。紐約警署正式通知洛杉磯警署和猶他警署，暫時不予引渡嫻泰·凱梅斯和肯尼·凱梅斯。
公眾譁然，輿論譁然。有人形容當時的紐約傳媒界就如同一群螞蟻碰到一頓盛宴大餐，不知先吃什麼好。太多的新聞要跟蹤，太多的歷史要挖掘。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各家的報道，甚至同一家的不同記者的報道，甚至同一記者的前後報道，全都有不一致的說法。就像嫻泰·凱梅斯有個名字一樣，她有四個不同年月日的生日，她的母親來自兩個不同的國家，她與肯尼的父親肯·凱梅斯有三個不同的結婚日期，有人說她有兩個孩子，另一些人說是三個……其實所有的這些都是嫻泰本人在不同場合，或不同心境下，或為不同的目的而編造的不同故事。
194年7月4日，嫻泰出生於俄克拉何馬州的一戶農家。有趣的是，來自印度的父親和來自愛爾蘭（或荷蘭）的母親給他們的第三個孩子起了一個西班牙名字。在她生命的最初十年裡，她叫嫻泰·露易絲·聖格爾。
嫻泰六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帶著四個孩子到洛杉磯投親靠友。不久，母親便開始酗酒並淪為娼妓。孩子們沒有像樣的衣服穿，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嫻泰小小年紀便終日在大街上乞討、遊逛、偷東西。10歲那年，她因為偷了一塊乳酪而被店主報警。幾十年後的今天，達威·卡茲丁的屍體就是在那一片街區發現的。
嫻泰家附近有一家咖啡店，店主是一對和善的夫妻，他們允許嫻泰冬天在店裡禦寒，還不時給她一些吃的。乳酪事件發生後不久，店主夫婦徵得嫻泰母親的同意，將她送到400多英裡開外的內華達州首府卡桑城、老闆娘的姐姐家裡。這家的男主人愛德汶·恰勃是駐紮在當地的美軍軍官，妻子瑪莉曾是好萊塢的劇作家。這對40多歲的富裕夫妻沒有自己的骨肉，在嫻泰之前他們已經收養了一個比嫻泰小四歲的男孩。和嫻泰家一樣，恰勃夫婦最早也是來自俄克拉何馬州。
嫻泰在她的新家裡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房間和曾經求之而不得的溫飽。唯一讓她傷腦筋的是，學校裡不時有同學打趣她的印度姓氏和西班牙名字。於是在她11歲那年，恰勃夫婦辦完正式領養手續以後，嫻泰為自己更名為姍娣·恰勃。姍娣是嫻泰的英文念法，拼寫幾乎完全一樣。後來她又引申出了姍提、姍卓等與姍娣相近的名字。
應該說姍娣的新生活是幸福的，她是學校拉拉隊、合唱團和各種俱樂部的成員，曾參加競選學生聯合會部長一職，平均成績B，每個週日和全家人一起去教堂。但她偶爾也舊病復發。16歲時，姍娣因在一家商店偷唇膏而被送進警署，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這期間，她的生母曾專程從洛杉磯來看她，希望能接她回去，姍娣斷然拒絕了母親的要求。多年後，她曾指責養父愛德汶·恰勃對她性騷擾，但因為是姍娣講的話，可信度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姍娣成年後很少與養父母來往，恰勃夫婦去世時她都沒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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姍娣在中學時代最要好的朋友叫璐絲·坦尼，她倆畢業後曾一起進修秘書課程，並結伴去加利福尼亞找工作。後來儘管分道揚鑣，但仍時有聯絡。璐絲不知道的是，嫻泰後來曾多次使用璐絲·坦尼這個名字偽造支票和房地契、開設海外賬戶，甚至註冊空頭公司。
嫻泰曾對人講，她於196年進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桑塔芭芭拉分校新聞系學習兩年。後來又對另一些人說，她是在50年代中期在該校就讀四年並獲得一個學位。但是在桑塔芭芭拉分校的學生檔案裡查不到任何關於嫻泰或是姍娣，或是姍卓，或是她用過的其他名字的記錄。
沒有多少人知道姍娣·恰勃的第一次婚姻。那是在195年中學畢業後不久，她的同學李·波爾斯加入了美軍。嫻泰後來說，是那一身軍服吸引了她，於是她謊稱懷孕，催著李匆匆娶了她。這場騙局似的婚姻維持了不到一年便草草收場。
姍娣又回過頭去找她中學時期的舊情人埃迪·沃爾克，他們於1957年11月，埃迪大學畢業之際結婚，然後雙雙遷居加利福尼亞州首府沙加緬多。婚後姍娣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姍卓·露易絲·沃爾克，並開始做一些產品營銷方面的工作。據埃迪·沃爾克後來回憶說，她幹得非常好。埃迪最早和他的父親一起做房屋裝修，但姍卓覺得這還不夠，她逼著埃迪拿了一個建築學學位。後來埃迪成了一個不錯的建築師。
這期間，姍卓開始顯出了她的壞脾氣以及對排場、奢侈和豪華生活的追求。1960年聖誕節，她花去1.萬美元買禮物，這差不多是當時埃迪一年的收入。更令埃迪不解的是1961年月1日發生的事。那天是星期天，夫妻倆走進一個購物中心沒多久姍卓就不見了。埃迪後來找到中心經理才知道，姍卓因試圖偷一把頭髮吹風機被警察帶走了。埃迪趕到警署把妻子保釋出來，說我們有足夠的錢可以買100個吹風機，你為什麼要偷呢？姍卓說我想省錢。三天後，姍卓出庭受審並被罰款11.5美元。這是她的第一次犯罪記錄。
1961年的下半年，埃迪·沃爾克從百萬富翁、房地產發展商伊萬雷特·瓦格納處承包建造三所房子，姍卓趁機進入瓦格納的公司做了簿記秘書。第二年，埃迪因其工程款項經常短缺遲遲不到位而對瓦格納提起訴訟，要求賠償耽誤的工期。這時他發現姍卓竟與比她大0多歲的伊萬雷特·瓦格納有了私情，而且在其他承包商中有謠言流傳說姍卓截留了工程款項。
196年9月7日，他們的兒子肯特·沃爾克出世。當埃迪趕到醫院時，發現瓦格納也在妻子的病房裡。後來在一次夫妻爭吵中，姍卓說肯特是瓦格納的兒子，事後又抵賴說她沒有說過這句話。
不久，伊萬雷特·瓦格納的妻子提出離婚，指責丈夫與姍卓通姦。這件事披露在當地報端，一時炒得沸沸揚揚，竟釀成一樁醜聞。沃爾克全家不得不離開沙加緬多，遷回姍卓兒時的流浪之地洛杉磯。
1965年，埃迪·沃爾克幫助姍卓用她的原名註冊了一家“嫻泰建築諮詢公司”，當然實際上很多具體的業務都是由埃迪在工作之餘替她做的。然而，埃迪的噩夢並沒有結束。其後一年多，他的業務賬戶三次透支，到銀行查對時才知道，原來是姍卓偽造簽名用支票提款。1965年1月9日，埃迪下班後發現妻子不知去向，家裡只有保姆帶著小肯特。等到很晚姍卓終於打電話回來了，說她因為非法使用10張別人的信用卡而被洛杉磯警方逮捕。第二天，1965年1月0日，洛杉磯郊區的紐瓦克警署找上門來，指控姍卓盜車。四天後，1966年1月日，紐瓦克又送來另一張拘捕令，這次姍卓的罪名是，非法盜用他人賬號購買大量物品，如衣服、鞋帽等。在前後不到一週的時間內竟有連續三次犯罪記錄，這種情形真是非常罕見。以下是當時一位律師對記者講的一段話：
“我給你講講盜車的事吧。姍卓走進巴維列山莊一家卡迪萊克車行，說她看中了一輛白色敞篷車。和銷售經理一起上路試開回來後，她把車停在辦公樓前，告訴那位經理先進去準備有關檔案，她去找地方泊車，然後就堂而皇之地把車開走了。她開了三四個月，就好像那車是她自己的似的。等警方抓到她時，她竟然一臉無辜地說：‘他們讓我試開，我這不正在試開嗎？’”
1966年年底，不甘寂寞的姍卓又與一個叫溫萊德的男人混上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這一次埃迪·沃爾克毅然離開了她們母子，搬到距洛杉磯東南100多英裡處的棕櫚泉。這當然不是姍卓希望的結局。她幾次三番不辭辛苦往返數百英裡，跑到埃迪的住處撒野搗亂，對埃迪軟硬兼施。有一天，埃迪正在客廳看電視，忽聽得臥室裡傳來玻璃碎裂之聲，奔進去一看，原來是姍卓用石頭砸破窗戶翻牆入室。萬般無奈，埃迪只得遷回到內華達州老家卡桑城。1967年5月1日，沃爾克夫妻正式分居。11月的一天，姍卓打電話給埃迪，說肯特被蛇咬傷危在旦夕。等埃迪搭乘頭班飛機風風火火地趕到洛杉磯，姍卓在機場交給他一紙離婚書和若干頁“協議”，要求埃迪每月付給她1400美元的贍養費。更令埃迪瞠目結舌的是，所有這些檔案上都已經有了埃迪的簽字。不難想象，一場法庭惡鬥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9年1月8日，姍卓與埃迪持續了1年之久的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離婚後，姍卓把自己的名字又改回到嫻泰，但她仍然不願意從埃迪的生活中退出。這年聖誕節，嫻泰和溫萊德到埃迪家接肯特，生性善良的埃迪提議大家一起去餐館吃頓飯。嫻泰和溫萊德帶著肯特開車前行，埃迪駕著自己的車尾隨，行至一僻靜處，前面的車突然停下。埃迪以為是他們的車出了故障，於是下車準備幫忙。孰料此時嫻泰抓著一把槍從車裡跳出來，對著埃迪就射。三響之後埃迪才反應過來，那槍裡其實根本沒裝子彈。又是一出拙劣可笑的惡作劇。
嫻泰在離婚期間繼續犯罪。據警方檔案記載，1968年11月15日和11月5日，她曾兩次在洛杉磯附近的格林達爾和利維賽被捕。至此，嫻泰已經有了大大小小一共六起犯罪記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