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記【0975 魏忠賢把話說的很重】
朱由校聞言來了興趣，朱由校對酒不感興趣，對菜餚其實也不敢興趣，朱由校並不是廚子皇帝。
其實朱由校要是有選擇的情況下，對木匠活也不會那麼感興趣的。
朱由校愛動腦，愛動手，總結起來，就是對玩感興趣，尤其是對需要思考一下的玩樂方式非常感興趣。
典型的工科男一枚，韋爵爺已經對皇帝的興趣愛好很瞭解了。
“短短時間內，韋愛卿的酒就名冠天下，果然是奇才，魏公公，傳旨下去，將韋愛卿向朕推薦的四特酒定為貢酒！並向各地推廣。”朱由校對魏忠賢道。
韋寶聞言大喜，這是幫自己賺錢呢，皇帝發了聖旨推廣的東西，還有哪裡敢攔阻？
最關鍵，韋家的天地會商號就是大型超市，物流渠道，什麼東西都有的賣，可不單單只是賣酒啊。
皇帝推廣了韋家的酒，等於也給天地會商號的其他商品開啟了流通渠道。
不看僧面看佛門，皇帝說天地會商號的東西好，誰敢說不好，皇帝說讓天地會商號的東西到各地都可以販賣，誰敢不讓販賣？
本來當初朱由校就給天地會商號題寫過匾額的，但題寫匾額和幫著推廣商品又不太一樣。
魏忠賢有點尷尬，內心已經對韋寶產生了深深的防備，但是皇帝已經發話，他又不能違拗，只得硬著頭皮道：“老奴立刻照辦。”
“辦什麼啊，內閣不都在嘛，大家都沒有意見的話，今日就發聖旨嘛，好東西便該大力推廣，朕推廣一種酒的權力還是有的吧？”朱由校道。
魏忠賢和一幫內閣大臣嚇了一跳，雖然皇帝說話的節奏很難把握，很多話都是脫口而出，但這話聽起來有點重了。
大明的皇權是至高無上的，別說換地推廣一種酒，推廣一百種，一千種，只要你皇帝高興了，都是可以的啊。
飯後朱由校讓內閣大臣們先走，留下韋寶陪伴。
兩個人一邊做木匠活，朱由校問起韋寶的天地會商號的情況。
韋寶暗忖皇帝看樣子對我的情況很瞭解嘛，也不隱瞞，一切都照實說。
只是隱晦表示天地會商號根本不賺錢，一來是年景不好，百業蕭條，另外是他秉承做買賣不盤剝百姓的原則。
“陛下，不瞞陛下，我明年打算收了天地會商號。”韋寶道。
朱由校吃驚道：“生意真的有這麼不好做嗎？”
韋寶點了點頭，“不好做。很多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能好做嗎。”
在一旁的魏忠賢皺了皺眉頭，不知道韋寶是不是要告自己的狀。
魏忠賢對皇帝說的，都是天下天平，國泰民安，百姓富足，只是少部分地區偶爾有點小亂子而已。
其實魏忠賢，韋寶，都很清楚，皇帝不像表面那麼傻，而且朱由校有自己的訊息管道，不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人。
只是很多時候，朱由校不想去煩心，因為朱由校其實是沒啥自信的人，覺得自己煩心了也什麼都不能解決，不如交給魏忠賢去搞。
天啟初年的時候，朱由校有段時間是滿懷雄心壯志的，被朝局傷了，忙了一兩年，啥收穫都沒有，還把自己搞的越來越疲憊，越來越不開心。
後面朱由校乾脆什麼都不管，居然發現比自己勤政的時候，似乎還好了一點點，便索性什麼都不管了。
朱由校不喜歡和大臣談朝政，談天下局勢，因為大臣們的說教比較多。
但是朱由校喜歡和韋寶談。
因為韋寶不會教育皇帝應該怎麼怎麼做。
韋寶總是把問題說出來，並且說很難辦，並且說現在已經做的不錯。
所以，這並不是韋寶第一次對皇帝說天下大勢了。
魏忠賢也能接受。
一般說明代經濟問題，通常都喜歡說是因為明朝的貴金屬缺乏云云，實際上明代用於製造賤金屬貨幣的銅同樣相當匱乏。
傳統觀念裡的一兩銀兌一千錢，實際上即便滿清也長期做不到。
滿清保持這個兌換比要到乾隆中後期了。
所以在明末還有有個很大的問題，貨幣的製造使用原材料來源。
銅除了用來製造貨幣，當年還承擔著大量的火器製造用途。
所以這塊有個銅的雙重消耗問題。
白銀並不能代表一切，雖然白銀貨幣在明末承擔了相當部分的銅錢貨幣地位，但是銅幣作為賤金屬貨幣是日常相關的很重要的部分，這塊被長期忽視了。
“五月紋銀一兩核錢八百四十文，六月止八百二十文矣。至於鋪家所賣僅得七百六七十文不等”
這是雍正元年官價銀銅兌換比和市場兌換比。
官價的波動是比市場滯後的。
明代是什麼情況呢？
明代一兩銀是兌550到700文不等。
在李自成崛起前後，崇禎這位煤山戰神的操作下，銀銅兌換比去到1100到2200文。
因為銅的嚴重匱乏，導致明廷用摻有銅的鉛錢去湊合，於是很快就湊合不下去了。
銅的匱乏問題在明代末期尤為突出，大量的火器製造和補充需要銅，貨幣同樣需要，商品經濟發展下對貨幣的需求量更多。
中國傳統觀念裡的滇銅大開發是在清代，明末雲南處於前線，而且產銅量不如清中期。
明代也無外來大量銅的來源，清人用來解決銅荒來源大頭是日本。
而在明末，中國和日本處於戰爭，或者說是潛在戰爭狀態，日本接連進攻了中國的附屬國試圖建立自己的“天下華夷”。
德川時代則是琉球。
清從順治年就開始派船去日本買銅，康熙基本都仰仗洋銅，即便三藩之後重新控制雲南，到雍正進口銅依舊佔國內用銅的六成以上。
清沒有兩次倭寇之亂和朝鮮琉球的歷史包袱，自然無所畏懼，即便銅船船主在日本被百般刁難，乃至日本公開索要中國情報都毫不在意。
日本人呵斥清人的官辦銅船負責人如同奴隸。
“商人蠖行鼠伏，媚詞泉湧，自同奴隸”，為了有交換獲取銅貨的機會以防滿人苛責，清代洋船官商互相勾結，向日本人偷運軍械盔甲器械，傳播造船技術，找人渡海完成日本人要求的陣法教習，乃至清朝的武舉前往日本教習弓箭，而這在明代是不可想象也是無法做到的。
明末的連續戰爭加重了上述惡性循環，最終導致經濟崩潰。
當時黃金尚未進入中國的貨幣流通領域，而與白銀貨幣相互匹配另一個銅錢體系，直接在崇禎後期乾脆崩解了。
可以參考鴉片戰爭前，因為白銀流出導致的銀貴錢賤現象。
清廷用五六十年的時間把白銀翻出兩倍左右銅錢幣值，清朝的經濟就已經受不了了。
而在明末煤山戰神朱由檢的風騷操作下，銅錢貶值三四倍只用了區區的幾年時間。
如果崇禎皇帝朱由檢的財政不困難，還有誰的財政會困難。
清廷沒了的話，洋人看著不行了，出面拾掇海關，續命滿清的財政。
要不然滿清還得早早滅亡，滿清基本就死在這波上了。
而大清為啥燒鴉片開戰，就是因為銀貴錢賤，繼續下去財政就要死了。
朱由檢的貨幣體系比清廷鴉片前後崩的激烈多了。
朱由校手裡的貨幣體系，交給朱由檢的時候，是正常的貨幣體制。
朱由檢從550到650的兌換比例翻倍，才用了短短四五年時間。
大清的銅錢貶值，穩定幣值從1808年開始穩定破千，一路上漲，花了30年時間從1808年的一兩銀兌1040文，飆到了1838年的一兩銀兌1637.8文。
這個時候，大清上下都已經明白，是不禁菸就要沒活路的時候了。
朱由檢維持的貨幣體系，白銀進口在朱由檢玩完的的最後幾年一直在上漲。
西班牙的美洲銀礦所謂枯竭只是從頂峰滑落，產量依舊龐大。
白銀流入中國的最後幾年銳減，對明朝滅亡是有影響，但是那會煤山戰神早就沒活路了。
減少的原因是戰亂波及到中國的沿海出口省份，白銀進口減少並不能對當時早就崩潰的中國貨幣體系帶來決定性影響。
實際上因為銅錢的過度貶值，白銀的加速進口在銅幣體系崩潰的1632年後對穩定經濟有正面作用。
因為白銀代替了一部分銅幣進入流通領域。
三餉加派，加派的徵收方式是折銀而不是本色。
如果僅僅以三餉加派而對全國各府州的賦稅進行排名，沒什麼意義。
蘇松重賦，這是明人皆知的事實。
蘇松兩府在三餉加派之前，其畝均稅率0.12，單位：兩/畝。
這就已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一大截。
此外，明朝財政稅收輸送方向，可分兩塊：起運和存留。
其中起運的主要分送到戶部的和內庫的。
換而言之，明代有權徵收賦稅的並不只有戶部一個衙門，兵部、工部都有自己的收入。
而且銀兩，僅僅是送到戶部的。
也就是說，並不包括送到內庫、其他倉庫機構及地方存留的稅收。
以蘇州府為例。
萬曆六年，蘇州府賦稅總額假設全部折銀的話接近90萬兩。
這些賦稅大致可分以下六種：田賦、上供物料、鈔關稅、鹽稅、商稅、徭役折銀。
其中田賦又主要分夏稅秋糧，而大明萬曆朝全國平均夏稅秋糧起運比例是57.2%。
但萬曆六年，蘇州府起運夏稅小麥就有40626石，經侯官響統計，其中約有37.13%的部分已折銀)，存留麥13038石。
起運秋糧米1850607石，經侯官響統計，其中約有38.18%的部分已折銀，存留米188287石。
起運的除了實物稅收外，便是折銀後的夏稅，含小麥、農桑絲折絹、稅絲折絹等，和秋糧，含米、馬草、戶口鹽鈔銀等。
萬曆六年，蘇州府起運折銀夏稅是4981.75兩，起運折銀秋糧是257189.5兩。
以上這些起運的實物稅收，也遠遠超出了57.2%的比例。
至於這些起運糧食目的地，那就多樣了，南京北京都有機構負責接收，因此這些糧食很大程度上是不經手戶部太倉庫的。
太倉庫的主要功能是存白銀而非糧食。
倪元璐的奏疏中，崇禎十六年蘇州府上繳到太倉庫的額銀是565518兩。
這個稅收，自然也是不包括原本蘇州府所繳納的本色的。
而且崇禎十六年蘇州府的額徵銀和萬曆六年相比，增加了一倍還多。
崇禎三年松江府的賦役構成本色米麥賦，約33萬石。
明代存在著一種說法，叫“南糧北役”，意思是南方賦役中糧食負擔更重，北方則是徭役負擔更重。
但是韋寶認為松江府的“役”比“糧”更重。
崇禎十六年，倪元璐額定下的松江上繳到戶部的賦稅額銀是232883兩，相當於崇禎三年松江府一年折銀的田賦。
由此可見，難道松江府的賦稅是不少的。
只有不懂明代財政的才會把明末太倉庫，新餉庫，又或者是兵餉左右司的銀額當成各地的賦稅，典型壓根就不知道明代是咋搞稅收的。
三餉那有沒有收足呢？幾乎是永遠也不可能的。
因為就算沒有三餉，江南賦稅也未必收得足。
江南逋賦是自15世紀以來，就是一個長時間困擾明廷的財政問題。
江南第一次出現逋賦高峰是在永樂宣德年間，事實上早在洪武年間蘇州府就有逋賦趨勢了。
蘇州府從永樂二十年到洪熙元年之間，欠糧392萬石。
宣德四年，蘇州府又欠了700萬餘石。
自15世紀起，明廷蠲免江南賦役的記載就太多了。
崇禎十六年，南直隸部分府縣，淮安府、徐州、廬州府、鳳陽府，蠲免原因然後明廷考慮到黎庶的艱辛，給部分地區進行了所謂的“蠲免”。
其實被蠲免的地區，基本上是大明失去的底盤，比如河南、陝西、湖廣江北等地。
一個例子就是河南省以黃河為界，以南的州府全部蠲免，而以北的彰德、衛輝二府一分不少。
神奇的是，富甲天下的南直隸再次獲得了41萬多的蠲免，約相當於其定額的七分之一。
這意思就很明顯了，北方困難，我這裡也困難；別的地方少拿錢了，也別指望我多拿錢。
淮安府、徐州：清兵南略。淮安府的沭陽、贛榆，徐州的豐縣，都遭遇了兵燹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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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五年，張獻忠三攻廬州府，陷之。
崇禎十五年期間，張獻忠及革左五營的主要活動區域就在安徽。
江南士人和戶部有一層特殊的規定，那就是在明代有條祖訓，就是“江南人不得任官戶部”。
這裡的江南，不僅僅包括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湖州、嘉興、杭州八府，甚至還涵蓋了江西、浙江兩省。
事實上，這條祖訓在明代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整個明代，江南籍戶部尚書一個手都數的過來。
然而，話雖如此說，但是戶部衙門內那些辦事小吏卻大多出身江南。
倪元璐，浙江紹興人，正好是廣義上的江南人士。
江南人不得任官戶部的禁令，一開始只侷限在蘇松兩府，後來擴充套件到江西、浙江兩省。
換而言之，洪武二十六年後，出身江南而又任官戶部尚書的，只有一個半人，一個人是倪元璐，半個是周忱。
周忱之所以是半個，是因為他的“戶部尚書”是虛銜，並不實際管戶部事。
大明在崇禎時代的事情，韋寶自然不能按照歷史本身說，只能用預想的口吻，隨便的，簡單的提一提。
朱由校卻很感興趣。
朱由校到底是聰明人，對現在的局勢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之後，對韋寶的預測，是很容易明白的。
因為朱由校愛動腦，這一類預判性的事務，需要演算的事務，所以會感興趣。
等到傍晚，皇帝再留韋寶一起用了晚膳，才放韋寶出宮。
“魏公公，你覺得韋愛卿提出的開放幾處通商口岸，和收攏大明水師的建議不好嗎？”朱由校問道。
魏忠賢知道皇帝一定會問，已經想好了怎麼回答，“不是不好，也談不上好，就像陛下之前說的，誰都無法保證咱們會比之前的列祖列宗做的更好，有風險，但可以一試。可是，誰來試一試呢？放眼整個朝廷，有這種能力的都有誰。”
朱由校想都不用想便道：“韋愛卿就很合適啊，朕非常喜歡韋愛卿，韋愛卿也確實很有才幹。在京城做的很好，替朝廷裁撤了許多冗官冗員，弄了很多銀子。北直隸，山東，都管的很好。這才去遼東，遼東多少年都打不贏老奴努爾哈赤了，韋愛卿才去就把個死老奴打趴下了，這還不算，還打的一支十多萬人的蒙古部族直接整個部族來歸順。這是盛世景象啊，在太祖爺和成祖爺手裡都難得看見的景象。對了，這事，你趕緊辦一下，明日發聖旨，全大明的頌揚韋愛卿這項功德。”
“陛下，老奴就知道陛下會說讓韋爵爺去辦，陛下不覺得韋爵爺升遷的太快，權勢太大了嗎？他年初才剛剛金榜題名，只是新科探花郎而已，年尾，已經貴為爵爺，坐擁遼東軍權，河間府、滄州府、山東和登萊兵權，整個登萊水師大營，再加上韋爵爺的老丈人是英國公，英國公世代掌管京營，兩者加起來，他們一家就管了大明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兵馬了，兵權是最精銳的兵馬。再加上韋爵爺這麼有才幹，難道不需要提防嗎？銀子的問題，老奴相信韋爵爺很容易解決，可能就在舉手之間，就能解決。可這之後呢？大明的軍權被韋爵爺掌控了一小半，賦稅被韋爵爺掌控了一小半，天下是陛下當家，還是他韋爵爺當家？”魏忠賢故意將話說的很重！
朱由校和客巴巴同時一驚，包括王體乾，李永貞等大太監，和李元忠，這個天地會打入到了天啟皇帝朱由校身邊的太監。
大家都很吃驚，都大概猜到了魏忠賢會這麼說，因為眾人都是人精，能在皇宮混下去的，不是人精，都得變成鬼。
但是大家都沒有想到魏忠賢會把話說的這麼重，這顯然是要與韋寶撕破臉，正面幹仗的節奏吧？
其實魏忠賢也有點奇怪自己會把話說的這麼重幹什麼？
魏忠賢說著說著，就忍不住把話說重了，潛意識當中，已經意識到了韋寶的威脅，魏忠賢對於皇帝，還算是忠誠的。
要不然，韋寶再如何變強大，要說威脅到他的地位，不如說能直接威脅皇帝的地位。
朱由校聞言陷入了沉默，魏忠賢的話，恰到好處的說到了天啟皇帝朱由校的心裡。
再怎麼不問世事，大是大非還是有的，這一點，的確需要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