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人物演義第585章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1936年4月7日夜，胡適寫成《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顏李學派是十七世紀在中國北方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學派，創始人為清初北方著名學者顏元與李塨。顏李學派標幟“實學”，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與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學相對立，在社會上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 它是十七世紀中國思想界中對傳統思想文化有所突破的一個新的學術流派。

顏元（公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縣北楊村（今屬河北省）人。顏元八歲發矇，從學於吳持明。吳能“騎、射、劍、戟，精戰守機宜，通醫術，又長術數”。故顏元自幼所受教育即與眾不同。年十九，又師從賈珍。賈主張以“實”為生活準則，提倡“講實話，行實事”，其學對顏元後來“實學”思想之形成頗有影響。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棄舉業”。年二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年二十一，“閱《通鑑》，忘寢食”。年二十二，學醫。年二十三，“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且習技擊。如此廣泛之學習，是其創新“思想之所發動”，又為其更深刻之創新打下基礎。

顏元是顏李學派的創始人，他道藝兼習，文武並重，其思想別具特色，自成一家，然而，其思想之形成是經歷了一個複雜過程的。顏元曾經深受理學影響，二十四歲時“得陸王語錄，喜而篤學之”。二十六歲時見“周程張朱之書，又轉宗程朱，屹然以道自任”。到了三十四歲，對理學產生了懷疑，思想發生轉變。顏元思想轉變後，離開“程朱”，不是回到“陸王”，而是沿著事功派的方向走向徹底反理學的道路。

顏元思想淵源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胡瑗的“實學”；二是陳亮的事功學；三是荊公新學中的事功思想；四是張載的政治思想。概言之，顏元融合了胡瑗“實學”、陳亮事功學、荊公新學以及張載的政治理想，體現了理學思想，闡述了自己的理論觀點，並進而逐步形成其“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的實學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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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元一生很少著述及外出講學，所以其學說開始沒有得到大範圍的傳播。不過，其弟子門人對於其思想的宣傳，作用很大，極大成者是李塨。

李塨是顏元的大弟子，21歲起便師事顏元，承習齋之教，一生注重習行經濟，可謂是顏元學術思想的直接繼承者和傳播者，所以稱“顏李學派”。

他三十七歲以後曾幾次別師南遊，廣結海內名流，“遍質當代夙學”，如梅文鼎、萬斯同、毛奇齡、王復禮、閻若璩、胡渭、方苞、戴名世、孔尚任等皆相納交。前輩如顧炎武、黃宗羲諸大儒雖未拜識，然其著作也多曾閱覽。所結交者除方苞等少數人宗信理學外，多數人是反理學學者或漢學家，因此李塨在學術思想上能夠比較廣泛地吸收當時批判宋明理學的成果，其學問之廣博在一定程度上已超過其師顏元。

程廷祚（1691~1767），清哲學家。初名默，字啟生，後更今名，號綿莊。世籍新安，素稱望族，後家道零落，始遷江寧，寄籍上元縣。少時聰穎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青年時結識顏李學者惲皋聞，始聞顏李學，即致書李塨，表示願學之意。後成為顏李學傳人。一生不為官，專心治學，晚年自號青溪居士。

學術上，自康熙五十年起，文字獄迭興。迫於當時政治形勢，程廷祚不敢公開宣傳顏李學，對宋儒理學的批判也著重在“解經是非離合”上做文章。

他說：“夫能察天理人欲之分，嚴義私公私之界，專務於存誠主敬，致知力行，孜孜然從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者，此誠宋儒之不可及者也。若夫解經之是非離合，則宋儒之末節也，舉本末而混同之不可，執其本以蓋其末，亦也不可也。”

他用“聖人之經”的旗幟批判理學，指出：“朱子晚年有‘平生注經不免誤己誤人’之悔，此百世以下之所共聞。”“宋人往往妝飾聖經以為己之論學。”

哲學上，堅持氣的一元論。說：“自天地而下，一氣而已。吾見夫天地之始也，見夫天地之化之日出而不窮也，見夫萬物之生死消長也，無非氣者。天地之始於一交，氣之動之，自一交以至萬變，氣之盛也，由萬變以復歸於無有也，氣之盡也。”

反對理學家說理、性、道於氣之上，認為理、性、道一定在氣之中，氣外無理、無性、無道。說：“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夫以形色為性，則氣之外無性也。又曰‘浩然之氣’，不曰理而曰氣，則氣之外無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領道於陰陽，則氣之外無道也。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然則氣其大始，而理其後起者哉!”

程廷祚的樸素唯物論比起顏李來較為徹底，這不僅表現在對理氣關係的理解上，還反映在對鬼神的認識上。顏李是有神論者，而程廷祚則不承認鬼神的存在，指出：“鬼神起滅，皆人心所為。”修正了顏李有神論思想的缺陷。主要著作有《青溪文集》、《尚書通義》、《大易擇言》等。

明清時期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實學”思潮的興起。

明清兩代，連綿千載的封建文化與處於衰老沒落階段。在政治上，明代的封建專制發展到了最高階段；在文化上，程朱理學被確立為國家哲學，成為社會上佔絕對統治地位的思想。在其後數百年中，它影響了中國一代代知識分子的心理結構和精神面貌，

程朱理學這個濡染人的精神世界的“身心性命之說”，給社會帶來的是偽妄之風的盛行。儒家學說本產生於社會生活，是實踐中的倫理政治，是社會生活、人生經驗的概括和總結。而宋明理學則失去了這個實證特點，理學偏重發揮義理，從孔、孟的言論中抽出“理、氣、道”範疇，從本體論角度論述了封建制度永恆的合理性。由於它把產生於一定歷史階段的道德倫理、社會秩序當成了先驗的範疇，並以此為中心展開認識活動，結果是拋棄了對發展中的現實世界的探討，只剩下了對“理”的空洞論證與說教。當它藉助統治者的力量主宰了整個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決定了社會價值標準時，便使傳統的道德、倫理成為了現實生活中的僵化教條，進而成為形形色色的偽道學，從而導致各種偽妄腐朽的社會現象。

顧炎武描述明代士習時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習六藝之文，不考先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這種沒落的社會、文化心理，使明代社會從上到下迅速腐朽下來。神宗“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惟倚奄人四出聚斂，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曠其職，邊患日亟，初無以為意者。”文武官員“不知掌職何事”、“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封建制度極其文化即將走到盡頭。

滿清入關後，雖以較強的武力一度恢復了老大帝國外表的昌盛，但根本無法挽回封建文化整體的衰亡趨勢。清代社會的統治思想，仍是嚴重脫離社會實際的程朱理學。這時它只是統治者用來籠絡漢族士人的工具，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科舉考試，純粹成了讀書人仕進的一塊敲門磚。清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一不承襲了明代社會的偽妄特性。

但是，人們追求真知的腳步從未停歇。自理學興起以後，從宋代的葉適、陳亮開始，對其偽妄浮空的抨擊就不絕如縷。到了明代中頁，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引起了社會生活各方面特別是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系列的新變化，終於產生了與理學相抗衡的、帶有文化啟蒙性質的“實學”思潮。這個思潮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棄虛返實、倡真反偽。它實際上是對處於衰亡狀態的封建文化的否定，是封建社會後期文化演進之必然。

明代的李贄已經開始猛烈抨擊理學的虛偽性，指出它已經成了無恥之徒欺世盜名、謀求富貴的工具：“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明清之交的顧炎武等人更為具體地揭示了理學統治之下的種種社會弊端，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這種倡真反偽的社會思潮到清代中葉更趨強勁。以顏元、李塨等人為代表，形成了顏李學派，則成為了一個思想體系。

顏李學派還提出了體現“實體實用”原則的具體的治國方案：“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安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守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強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等。

胡適所作《顏李學派的程廷祚》，旨在考論廷祚之學出自顏元、李塨一派。全文共兩部分，第一部分按年記程氏從學經歷，尤以考述其與顏李學派人物往來行跡為重點，雖不名為年譜，“實為按年系歲之年譜”。其系事敘其家世、籍貫、字號，及其父京萼、其弟嗣章的從學經歷等。其取材多源自文集之書信及同時人年譜，考其婚姻、求學、交遊、行歷及其不公開推揚顏李學派之緣由等。文章末考證程廷祚好友劉著行跡，旨在說明《儒林外史》和顏李學派人物的關係。

胡適對程廷祚有極高評價，說他“在滿清禁錮的空氣中，大部分學者都被困在了訓詁考據之中，唯有兩個人有創立‘新哲學’的夢想。一個是程廷祚，一個是戴震。”在程廷祚資料的發掘與研究上，胡適可謂開拓出了清代思想史中的新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