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人物演義第619章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在胡適生命的最後幾年，表面上風光無限，但他的處境是十分孤寂的。也難怪，被最高權力所仇視，日子能好過得了嗎！

有人這樣評論這個時候的胡適：這幾年來，別以為有那麼多人圍在他的身旁攪什麼獻花祝壽的熱鬧事，也別以為有那麼多的男記者女記者把他當作“花邊新聞”的採訪物件，而胡先生的心之深處，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憂憤的！……近幾年來，胡先生固然是個人自由主義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為一個所謂“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聲譽，也正漸漸地為點綴這點可憐的所謂“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樣子了！君不見許多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們的談話中，充分流露出他們“對胡適的失望”。雖然如此，可是，發自“威權領導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圍剿胡適”之浪潮，卻仍是一波一波地湧過來……胡適先生怎麼會不覺得心靈孤寂而憂憤呢?

1961年2月，胡適又因心臟病發作，住了兩個月醫院。逐漸脫離危險後，到4月便勉強出院。因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只好暫借福州街26號臺大招待所房屋，療養了兩個月。7月間又患急性腸炎，大鬧水瀉。真是多災多病，衰老不堪了。

10月間，夫人江冬秀從美國回來，家人團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適，畢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發表一篇演說，竟招來狂風暴雨般的又一次“圍剿”。

11月6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舉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臺北開幕。胡適推卻不過洋人的糾纏，應邀赴會，作了三十分鍾的英文講演，題目是“Soges necessary frowth of sce”(《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全文如下：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這個題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負責籌備的委員會出給我的題目。這題目的意思是問：在我們遠東各國，社會上需要有些什麼變化才能夠使科學生根發芽呢？

到這裡來開會的諸位是在亞洲許多地區從事推進科學教育的，我想一定都遠比我更適合就這個大而重要的題目說話。

我今天被請來說話，我很疑心，這是由於負責籌備這個會議的朋友們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諸位：他們大概要我在諸位的會議開幕的時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辯護士”（譯者注：“魔鬼的辯護士”是中古基督教會的一種制度。中古教會每討論一種教義，必要有一個人擔任反駁此種教義，讓大眾盡力駁他），要我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好讓諸位在靜靜的審議中把我的話盡力推翻。

我居然來了，居然以一個“魔鬼的辯護士”的身份來到諸位面前，要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給諸位去盡力駁倒、推翻。

我願意提出一些意見，都是屬於知識和教育上的變化的範圍的——我相信這種變化是一切社會變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

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有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雖然無疑的佔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們也許必須丟掉這種沒有理由的自傲，必須學習承認東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實在很少。在積極方面，我們應當學習瞭解、賞識科學和技術決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夠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些什麼精神價值可說？

試想像一個老叫花婆子死在極度貧困裡，但臨死還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臨死還相信她的靈魂可以到阿彌陀佛所主宰的極樂世界去，——試想像這個老叫花婆子有多大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那些老文明本來只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頹唐了，就覺得沒法子對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確，充分認識那些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沒有一點生活氣力，似乎正是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瞭解所必需的一種知識上的準備；因為這個近代文明正是歌頌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類智慧改善種種生活條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們東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認這個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並不是什麼強加到我們身上的東西，並不是什麼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質文明，是我們心裡輕視而又不能不勉強容忍的，——我們要明白承認，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因為近代科學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最神聖的因素的累積成就；那個因素就是人的創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實驗的嚴格方法去求知、求發現、求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種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決不肯自己顯示給那些憑著空空的兩手和沒有訓練的感官來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學史和大科學家的傳記都是最動人的資料，可以使我們充分瞭解那些獻身科學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種耐性、那種毅力、那種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氣餒的失敗，以及在忽然得到發現和證實的剎那之間那種真正精神上的愉快、高興。

說來有同樣意味的是，連工藝技術也不能看作僅僅是把科學知識應用在工具和機械的製造上。每一樣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質和能力來表現一個觀念或一大套觀念或概念的產物。人曾被稱作Homo faber，能製造器具的動物（譯者注：語出法國哲學家）。文明正是由製造器具產生的。

器具的製造的確早就極被人重視，所以有好些大發明，例如火的發明，都被認作某位偉大的神的功勞。據說孔子也有這種很高明的看法，認為一切文明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從人的意象生出來的。《周易?繫辭傳》裡說得最好：“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利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鹹用之，謂之神。”這是古代一位聖人的說法。所以我們把科學和技術看作人的高度精神的成就，這並不算是玷辱了我們東方人的身份。

總而言之，我以為我們東方的人，站在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的門口，最好有一點這樣的知識上的準備，才可以適當的接受、賞識這個文明。

總而言之，我們東方的人最好有一種科學技術的文明的哲學。

大約在三十五年前，我曾提議對幾個常被誤用而且容易混淆的名詞——“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質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慮，重新下定義。

所謂“物質文明”，應該有純中立的涵義，因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觀念在物質上的表現，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隻近代大海洋輪船或一架噴射飛機，同樣是物質的。一位東方的詩人或哲人坐在一隻原始舢板船上，沒有理由嘲笑或藐視坐在近代噴射機在他頭上飛過的人們的物質文明。

我又曾說到，“唯物的文明”這個名詞雖然常被用來譏貶近代西方世界科學和技術的文明，在我看來卻更適宜於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後的文明。因為在我看來那個被物質環境限制住了、壓迫下去了而不能超出物質環境的文明，那個不能利用人的智慧來征服自然以改進人類生活條件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總而言之，我要說：一個感到自己沒有力量對抗物質環境而反被物質環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憐。

另一方面，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約三十多年前說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來控制自然，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來使人的身體免除不必要的辛勞痛苦，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裡解放出來，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制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譯者注：這段引文的原文出處在適之先生的論文The Civilizatiohe West，即俾耳德教授編的whither mankind[1928，longmans]的第一章。此篇的大意又見於收在《文存》第三集的論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及另幾篇文字。）

這是我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的熱誠頌讚——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說過並寫成文字發表過，後來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兩國演說過好幾次，後來在一九二八年又用英文發表，作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編的一部論文集《人類何處去》（Whither Mankind）裡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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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對東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責難，也決不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這乃是當年一個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學人經過仔細考慮的意見。

我現在回過頭去看，我還相信我在大約三十五年前說的話是不錯的。我還以為這是對東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還相信必須有這樣的對東方那些老文明、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的重新估量，我們東方人才能夠真誠而熱烈的接受近代科學。

沒有一點這樣透徹的重新估量、重新評價，沒有一點這樣的知識上的信念，我們只能夠勉強接受科學和技術，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只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

得不到一點這樣的科學技術的文明的哲學，我怕科學在我們中間不會深深的生根，我怕我們東方的人在這個新世界裡也不會覺得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