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那些年（1911-1924）第一百二十一回翻譯《國際歌》：瞿秋白為國際二字費躊躇

《國際歌》最早是1888年6月在法國里爾的工人集會上第一次唱出的，經過多年的傳播，已經成為全世界無產者的戰歌。《國際歌》剛傳入中國的時候，有兩種中文的譯本，但是翻譯的都不太理想。

19年，瞿秋白從蘇聯回到中國，擔任中共機關刊物《新青年》的主編，同時他開始著手重新翻譯《國際歌》，重譯《國際歌》的宗旨就是要讓翻譯過來的歌詞，既準確又易唱。當時瞿秋白住在北京，他守著一架風琴，對照原文逐字句的推敲，在譯到“國際”，也就是“International”這個詞的時候頗費躊躇，這個詞對應的中文只有兩個字，但是外文卻是多個字母和音節。

如果照例譯成“國際”一詞，配上原譜，那麼“國際”這個詞唱起來就拖得很長，不好唱，瞿秋白想到的辦法就是音譯，把“International”直接翻譯成“英特納雄耐爾”來解決這一難題。

《國際歌》翻譯完成之後呢，瞿秋白曾經對人說過，國際“英特納雄耐爾”這個詞，在西歐各國文字裡幾乎是同音的，現在漢語用了音譯，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的時候，可以和各國的音一致，使中國勞動人民和世界無產者得以同聲相應，收萬口同聲，情感交融的效果。

國際歌翻譯完成之後的19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學擔任社會學系主任。5月日馬克思誕辰紀念日那天，在上海大學的紀念會上，瞿秋白登上講臺，在一群青年中間，他和任弼時等師生一起唱起了《國際歌》，從此這首歌就一直伴隨著中共的革命歷程。

在19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甚至決定以《國際歌》作為國歌，雖然《國際歌》的曲作者早在19年就去世了，但是197年，西德商人漢斯.巴亞蘭卻以000美元的價格，分別買下了《國際歌》在瑞士、奧地利和聯邦德國播出的版權，接著又以1000美元買走了民主德國的版權。

只有中國、蘇聯、朝鮮、古巴和保加利亞等國，當時還不是國際版權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因此不受版權的限制。

此後，這個德國商人每年都要收取這首歌的版稅，其中交稅最多的就是民主德國，因為民主德國每天的廣播電視都播《國際歌》，而《國際歌》的收稅標準是每分鐘50馬克。這位聯邦德國商人和民主德國的稅務關係一直保持到德國統一才結束，他也因為《國際歌》而發了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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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歌》傳遍全球

巴黎公社失敗後，鮑狄埃於1871年5月0日，寫出了宏偉詩篇《國際》，向世界宣告公社的精神永生。1887年，鮑狄埃出版了《革命歌集》，其中包括這首詩。1887年11月6日，鮑狄埃在貧困中辭世，巴黎人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1888年，法國工人作曲家皮埃爾.狄蓋特以滿腔的激情，為《國際》一詩譜曲。

《國際歌》很快傳遍全球：1890年被譯成西班牙文，1899年被譯成挪威文，年出現了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的《國際歌》……中文版國語《國際歌》誕生於194年。此外，在香港地區還有粵語的《國際歌》，臺灣也有閩南語的《國際歌》。

1906年，將《國際歌》譯成俄文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黨員柯茨，只選了六段歌詞中的一、二、六三節。1918年，《國際歌》被蘇聯定為代國歌，一直使用到1944年，都只有三段歌詞。195年，聯共（布）改名為蘇聯共產黨，但《國際歌》一直是聯共（布）和蘇聯共產黨的黨歌。不過，仍然只有三節歌詞。

中譯本也只選用了三節歌詞。除了因為原歌詞過長，不便於合唱，可能因為第三節反對國家、法律和賦稅，當然是指資產階級**的國家、法律和賦稅；第四節號召人人爭取自己應得的一份，當然是向資產階級爭取；第五節則號召解散軍隊和反戈一擊，當然也是針對資產階級的軍隊。

俄譯本之所以未譯出這三節，也許是怕群眾理解有誤，走上無政府主義、平均主義的歧途。（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