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那些年（1911-1924）你所不知道的秘史逸聞第五回清末的皇族“內閣”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一次又一次地逼著清政府要儘快立憲，組織責任內閣。當時梁啟超還在日本流亡，不過這並不影響他在國內推動他的政改主張。

立憲派對清政府的要求簡單概括起來，就是“立憲”、“開責任內閣”。立憲派為此已經請願了兩次，都被清政府敷衍過去了，但是第三次的情況大不一樣。當時舉國上下群情激憤，梁啟超在第三次請願之前說，“現今的政治體制不改變，不出三年，國家大亂，接著就要亡國”。

在1910年11月，第三次請願活動終於迫使清政府做出了讓步，宣佈將立即組織責任內閣，並於宣統五年（191年）召開國會。這一次清政府雖然妥協了，但同時宣告，這件事情“萬不能再議更張”，有違者即以擾亂治安論處。清末，政府說到做到的時候不多，這可以算是一次。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頒佈《新訂內閣官制》，實行“責任內閣制”，下令裁撤舊設內閣及軍機處，成立由1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內閣。1人當中，滿洲貴族有9人，而漢族官員僅4人。滿洲貴族中皇族又佔了5人，政權仍然牢固地控制在滿洲皇族手中。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顯然是流於表面，換湯不換藥。

以1911年為界限，在此前00年，如果譏笑皇族必然是死罪，而且會株連九族。

在此前0年譏笑皇族，朝廷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到了1911年，皇族被國人譏笑已是常事，顯示皇族的權威已經崩潰。梁啟超說，不可能有“宣統五年”。

當時是宣統三年，梁啟超的意思是最多再有一年多，清王朝就得下臺。他還說，如果大家合力推翻這樣的壞政府，並且弄出一個好政府，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連力主君主立憲的梁啟超都持這樣的觀點，大清王朝的氣數顯然差不多就到頭了。清朝最後十年是成也新政，敗也新政。它舉起“新政”的旗幟，決計與時俱進、改革圖存時，就為自己爭得了延續政權的“現實性”與“合理性”。但是它既無法制止內部爭權奪利的腐敗，也不能有效地掌控“新政”的發展，使變法的初衷難以為繼，因此便失去了自身繼續存在的“合理性”與“現實性”了。清王朝雖然又延續了十年，但其最後的崩潰已經無可避免。

內閣只是遮人耳目的擺設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責任內閣。內閣由1人組成，計有：內閣總理大臣奕匡（皇族）、內閣協理大臣那桐（滿）、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載澤（皇族）、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皇族）、司法大臣紹昌（滿）、農工商大臣溥倫（皇族）、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耆（宗室）。

在1名國務大臣之中，漢族僅4人，滿族9人，皇族5人，故人稱“皇族內閣”。

立憲派意識到這樣一來，原本可以緩衝皇室與立憲派之間矛盾的責任內閣，反而成為了君權的延伸。諮議局聯合會立即向都察院提交了一份抗議書，指出皇族內閣與君主立憲政體是互相矛盾的，要求朝廷於皇族之外選派大臣，重組責任內閣。這份名單甚至在皇族內部也有爭議，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匡率協理大臣徐世昌、那桐兩次請辭。

1911年5月14日，山東巡撫孫寶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摺，強調宗室不應該參與內閣。6月下旬和7月初，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等近0省諮議局議長及議員40多人一再聯名或單獨向朝廷請願，重申“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唯一原則，請求朝廷儘快取消這個皇族內閣，於皇族外選派大臣另行組建責任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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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各界要求，朝廷這一次針鋒相對，先是嚴肅駁斥孫寶琦的建議，緊接著釋出上諭，對《欽定憲法大綱》給予重新解釋。按照朝廷的解釋，即便實行了君主立憲，君主的權力仍然是一種皇權，議員並沒有監督干預權。

其實，皇族成員多為驕奢淫逸不知世務者，並不能勝任內閣的職務，當時對皇族內閣成員的評價是：“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內閣總理大臣奕匡“貪汙不堪，與其子載振日以招權納賄為事，時人比之為嚴嵩父子”。奕匡任內閣總理後，英國媒體認為他“乃一昏庸老耄，詭譎而貪婪，其為官之歷史，終難免禍患之將及”。

載洵、載濤是攝政王載灃的親兄弟，都才0歲出頭，沒有參政的能力，但載灃卻讓他們掌握軍事大權，這種做法“不僅為當時漢官所反對，即屬滿人，亦多側目”。

載澤從未經管過財政，卻擔任了度支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對待立憲的態度雖然較為積極，不過是想在立憲以後出任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掌握國家大權。總之，他們的目的仍然是想維護封建的皇權思想，與立憲思想完全格格不入。

這樣一來，皇族內閣之不得人心也就在所難免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