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有天庭第六零一章 猛將兄跟了我吧
更神奇的發現是，勸進漢中王的11人大名單裡居然沒有安漢將軍糜竺，糜竺代表著徐州幫，且他的排名一直緊隨諸葛之後，“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見《糜竺傳》。
另外還有一個元老也沒有出現在這個11人大名單中，即在劉備被陶謙表為豫州刺史時加入集團的豫州人劉琰（豫州名士陳群將劉備始亂終棄），此人在諸葛時代成為車騎將軍，高掛縣侯爵位。
因此可見，糜竺和劉琰的弱化，在諸葛的眼中代表著豫州幫和徐州幫必須排在涿郡幫和南陽幫之後。
再則，劉封和南陽系武將都是謹小慎微的諸葛心中的噩夢。劉表時代，南陽幫甘寧的表演讓大家目瞪口呆；魏延在進軍成都的路上表現怎麼樣，史料不明，但霸氣外露是肯定的。
鋒芒畢露的小字輩劉封敢欺負大氣側露的東州幫武將孟達（魏文帝善孟達之姿才容觀《劉封傳》），儘管劉封還不是南陽幫的。
諸葛出山以後，蜀漢集團內部派系之間的矛盾就逐漸體現出來了。魏延的耿直，劉封的剛猛尤為諸葛所不喜。
因此諸葛覺得很有必要先打壓南陽幫武將們的上升勢頭，諸葛遂建議劉備先行抑制南陽幫武將黃忠，但說出來的話卻走調了，一向喜歡豪爽武人的劉備不以為然。
或許陳壽也覺得諸葛此舉不爽，遂決定將趙雲提升，與四大上將五人並傳，成為演義中五虎上將的理論來源。
回說黃忠見義勇為，幫助李陵打發走此方一霸方圃之後，李陵與黃忠相談甚歡，這時他已經猜到十有**是黃忠給兒子治病到處求醫才來到長沙，但他為了引出此時，明知故問黃忠。
黃忠一聽這話整個人彷彿一下子老了十歲，嘆了一口氣這才說道：
“不瞞公子，犬子得了重症，咳嗽連連，有時連血都咳了出來，黃某這才在荊州四處求醫，只是尋遍了名醫，皆曰：此症無法治。可黃某半生就這一子，為了他，家裡已經快徒見四壁了。”
李陵一聽，暗道果然如此，同時心下也因此已經有了收服黃忠的計策。
“哦？我給你引見一人，醫術之高，世所罕見，令郎之病治癒有望。”李陵如此說道。
黃忠一聽大喜，並且非常上道地忙彎腰作揖打拱道：
“如若能治好小兒之病，黃忠這一身倒有幾分蠻力，倒可賣於公子家，奉公子為主！”
李陵一聽，臉上都笑出了玫瑰花，謙虛道：“不急不急，先治好令郎為要。”
李陵向黃忠要介紹的這位名醫，確實名不虛傳而且更是流傳千古。東漢末年有三位名醫大家，他便是其一。
東漢末年，人才輩出，如果天上掉下來一塊隕石，能拍死一大片謀士、武將，這且不說，在醫學領域裡，也誕生的三位傑出醫學家，對後世影響深遠，史稱“建安三神醫”。
第一，首推醫仙董奉:
“桃花漫說武陵源，誤殺劉郎不得仙。爭似蓮花峰下客，栽成紅杏上青天。”
董奉，又名董平，字君異，侯官縣董墘村今福建省福州市長樂區古槐鎮龍田村人，少年學醫，信奉道教。年輕時，也當過幾天弼馬溫類的小吏，小官最難做，老百姓和上級都把你當狗看，董奉受不了，就辭官歸隱了，在其家村後山中，一面練功，一面行醫。
董奉曾經救過交州太守士燮的命，“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董奉因為用醫術使停屍三天計程車燮起死回生，創造了醫學上的奇蹟，從而獲得了“醫仙”的稱號。
士燮留董奉在他府中居住了一段時間，後來士燮陰謀反叛朝廷，無意中被董奉得知，因為擔心董奉洩漏其密謀，便欲殺人滅口，董奉用道家氣功佐以中藥裝死，騙過士燮後逃走。
也有說法是董奉為了婉拒士燮的挽留而裝死，士燮將他安葬。後來士燮聽說江湖上有個醫仙董奉，便挖墳掘墓，發現棺材裡不見了董奉的屍體。
董奉又被譽為“杏林始祖”，晚年到豫章今江西廬山下隱居，繼續行醫，據《神仙傳》卷十記載：
“君異居山為人治病不取錢，使人重病癒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十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
董奉看病不收錢，小病看好了，病人或家屬到山上董奉承包的地裡種一棵杏樹就行了，重病看好了，種五棵。
於是十年種了十萬多棵，那得治好多少的病人！據說杏子成熟時，董奉讓人拿糧食來換取自助採摘的杏子，然後再把糧食施捨給沒飯吃的人。
根據董奉的傳說，後世醫生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以“杏林春暖”、“杏林高手”、“譽滿杏林”等來稱頌醫家的高尚品質和精良醫術，以“杏林之家”來形容醫學世家。
《真仙通鑑》載：“奉在人間百年，其顏色常如三十許人。”可見他掌握了道家養生的技巧，獲盡天年。
第二便是醫聖張仲景：“進則救世，退則救民，不能為良相，亦當為良醫。”
張仲景，名機，字仲景，東漢南陽涅陽縣（今河南省鄧州市穰東鎮張寨村）人，被後人尊稱為醫聖。在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為長沙太守，類似今天湖南省高官）。
官不小，事務也繁雜，但是他喜歡治病救人，一天不看病人手就癢癢。張仲景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這兩天不管理公務了，讓有病的老百姓進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個望聞問切，仔細為群眾診治。
長沙太守的衙門大堂就這樣成了醫館！當官的在衙門裡看病，張仲景大概是歷史上唯一的一個。
“大兵之後，必有災年”。東漢末年，戰亂頻繁，建安年間，瘟疫大流行前後達5次之多，一些市鎮很快就變成了空城，其中以死於傷寒病的人最多，約佔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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