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廠長打工回憶錄第一章 廠長
那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河北省東部的一個縣城工作。這裡一直是個經濟落後的貧困縣；記得我剛來的時候縣城只有一條街，通往外界的公路都沒有修通，由縣裡到外面去要走幾十裡路的土道，下雨天就通不了車。
我原來是一名天津來的插隊知青。下鄉六年後，選調到當時縣裡兩三個小型國企中的一個；農機修造廠。說是農機修造，實際只能加工一些農機配件。工廠面積不小，可是人不多，只有五六十人。記得從我入廠後的歷任廠長都是上面派下來的；有部隊回來的轉業幹部，有政府部門派來的官員，還有給縣委書記開過車的司機。可是都幹不了一兩年，全調走升官了。開始是計劃經濟，虧損了財政給撥款，工廠從來不愁給工人開工資。後來政策變了，國家開始給企業斷奶了，工廠要自負盈虧了。從那以後，上面就再也派不來廠長了，而且連一些有門路的職工也紛紛調走了。於是廠長只好在內部提拔了，廠裡原來有兩名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一名回原籍了，一名當了廠長。多年來企業效益不好，一直虧損，再沒有人願意來這裡鍍金了。這時在廠裡當生產排程的我，經過幾次進修培訓，三十幾歲就‘破格’當了主管生產技術的副廠長。記得有一次縣人大主任來廠視察工作，見到我後驚訝的說，這麼年輕就當廠長了！
當時農村已經開始把土地承包給個人了。農業機械便沒有了銷路，連修理也沒人修了。縣裡的決策人聽說化工產品銷路好，於是決定我們廠轉產建化工廠。我當時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一是廠址位於縣城，會造成環境汙染，二是規模小的化工專案效益不會好。但我是一個小小的副廠長，人微言輕，根本就沒人理會。於是廠裡拿出來鑄造和機修兩個車間，搞起了生產氯酸鉀和塗料的化工廠。化工專案折騰了兩年，不僅出來的產品不好賣，要命的是散發出的氣味讓附近居民無法忍受。有一次生產用的氯氣洩露，把廠房後面的一片莊稼燻死了。農民們告到了縣政府，縣裡的頭頭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下令化工專案暫時停產。後果是原來不景氣的農機廠更是雪上加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當時企業已經是很難經營下去了。
這時候國家開始重視對知識分子的使用了，臭老九頓時變成了香餑餑。上面指定縣裡選拔一名女副縣長，要求大學文化，有長期基層工作經驗。我們廠長是位女廠長，條件完全符合，而且是縣裡唯一符合條件的人選。接下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我這個副廠長要轉正了。但是當經委領導滿面春風的找我談話時；卻得到了我的回答是；“我幹不了，不能勝任這一職務。”這種給官不要的情況，估計領導還是第一次遇到。滿以為我會興高采烈的答應，然後再情緒高昂的表表態。我解釋說自己能力太低，當不好這個廠長，希望領導另選高明，我只適合當副手，沒有統帥全域性的工作能力。
其實我不是藉故推辭，這兩年我們的女廠長為了上化工廠，她已經將農機廠的工作全權委託給我，實際上我已經在行使廠長的權利。雖說我做了很大努力，工廠不僅沒有多大的起色，自己還吃盡了苦頭，同時也清楚了再繼續維持這個爛攤子我已經是無能為力了。
縣經委領導選派過幾次廠長，但沒有人願意來。當官的有的是辦法；那時正提倡民主選舉廠長，於是上級領導到廠裡召開職工大會，投票選舉廠長。而且是不提候選人，廠裡廠外都可以選，還可以公開競選拉選票。但選舉進行的很平靜，沒有人出來競選，結果是我近乎全票當選。這樣又讓我增加了自信，一時間熱血澎湃。眾望所歸，臨危受命！於是我決心要大幹一場。我向上級領導提出了；化工廠必須宣佈下馬，而且要進行任職前審計的要求。縣領導者們不僅同意了我提的要求，而且實行了當時剛出爐的廠長責任制，賦予了我更大的自主權。
我當時上北京，去天津，四處奔波，找科研單位引進新專案，找大企業聯絡配套加工。開發新產品，購買裝置，加強企業管理。總之自己認為該幹的，能幹的事情全乾了。雖說自己盡了全力，但工廠只是做到不再虧損，職工收入略有提高，企業還是沒有太大的起色，只可以算作慘淡經營吧！原因當然是我這個廠長不稱職，不是當企業家的材料。現在回想起來，不成功主要原因是自己沒有企業家的膽略和氣魄。不敢投資，更不善於融資。有一次經委主任找我談話，他坦誠的對我說：“張廠長你的最大弱點就是膽量太小，不敢幹。你不要怕賠錢，賠錢是賠共產黨的，又不用你自己掏腰包。”但是一個人的性格，思想意識是很難改變的。
企業能否得到發展，是要受到自身狀況，地理位置，交通等大環境的限制。俗話說沒有梧桐樹，難引的鳳凰來。企業想要發展，關鍵要有人才。廠裡不僅很難引進人才，就是連分配來廠的一名大學生和兩名中專生，不到一年，大學生去了科委，中專生去了銀行和工商。其實他們學的是機械專業，而且是屬於農村出來沒有關係的。
我這個廠長一天到晚忙的不可開交，鬧得自己身心疲憊，苦不堪言。其實我真的天生不適合當官，不僅不會和銀行，稅務，工商部門去搞好關系，更不會討好上級領導，而且還和領導們對著幹，就連縣長也去敢頂撞。
縣裡要搞一個工程，需要佔用農機廠的一塊不大的地方。可是財政局答應的補贘款遲遲沒有到位，按常規我應該找財政局長去‘疏通’。其實農機廠是國企，只是給了幾萬塊錢的搬遷費用。可是我不按常規去辦事，而是下令不給錢就不騰地方，事情就這樣僵持在那了。
於是縣長召開辦公會時就把我‘請’了去，“你們農機廠是怎麼回事啊？怎麼一點全局觀念也沒有！那塊地方怎麼還沒有給騰出來？”縣長態度威嚴的開口向我興師問罪了。我答道：“因為財政局的補贘款沒給撥過來，我為此還召開了職代會，他們的意見必須等款到後才可以。”這時財政局長說話了：“張廠長你知道這些年來財政上給了你們廠撥了多少錢嗎？這麼幾萬塊錢還能黃了你們！”我答道；“財政是給過我們廠不少錢，可我在任期間一分錢也沒有得到啊！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省裡去年有一筆撥給農機廠的專用資金至今沒有給我們。”這時候縣長大人聽得不耐煩了，滿臉嚴肅的大聲對我說：“你知道嗎？你們可是國營企業，按政策我是可以無贘徵用你們的地方！”我聽了後也語調強硬的回答道：“縣長說的很對，既然這樣，你們根本沒有必要找我來，告辭！”我的話讓在座的大小官員瞠目結舌；居然有人敢和縣長這樣講話。縣長的工作作風是有名的強勢，據說縣委書記都懼他三分。我心中說，這次我一定會就地免職了。我剛站起身來，主管工業的副縣長喊道：“張廠長你先坐下！”然後他到縣長身旁耳語了幾聲後，對我說：“你們的事散會後再說。”第二天，財政局就把錢給廠裡撥了過來。事後經委主任對我說，張廠長你怎麼這樣死心眼啊！你給縣長和財政局長一個面子，再和他們搞搞關係，就是不止給你這點錢了，這回可好，還把縣長和財神爺都給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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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席卷全國的改革開放大潮湧來時，我們的縣領導者也開始對為數不多的幾個小企業進行改革了。當時在他們的意識裡，企業改革就是把國營和集體企業承包給私人經營。縣領導者們天真的認為；只要把企業交給個人經營，就可以改變原來的落後面貌。
接下來開始搞個人承包企業了。先是集體企業，接著是國營企業。國企承包是要徵求原負責人和職工代表大會的意見，我當時的態度是舉雙手歡迎。自己是這樣想的；人要有自知之明，幹不好就應該主動讓賢。經委領導誤以為我要承包，於是決定農機廠公開招標承包。我這個人對當頭不是太感興趣，但也不排除過把官癮，可是這個廠長有些幹夠了。原因不只是我沒有幹出什麼名堂來，而且被廠裡的一些雜七雜八的亂事，搞的焦頭爛額。
縣裡工廠的工人和城市裡的工人不同，來當工人的不是當官的皇親國戚，就是在農村說說道道的人物，當工人是為了吃皇糧，享清閒來的。有些人即無技術，又不肯出力。可是一個個講起話來頭頭是道，屁大的事也可以和你掰扯半天，而且都是些老師傅了，還急不得。最讓我頭痛的是調工資；事前找你說事，事後找你鬧事，一天到晚弄得你心煩意亂，還得耐心做工作。一次我為了說服一個沒調工資的工人，就說你現在的工資比我這個廠長還高嘛，我還是你們選出來的啊！他回答了我一句；我能和你比嗎？你還當官呢！我當時聽了沒在意，後來和一個在法院工作的熟人聊天時一句話，讓我心裡涼了半截；他居然說，你們這些當頭的哪個不全都摟足了！
我當廠長這些年，深深的體會到；企業如果不實施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不實行競爭、優勝劣汰的機制，不消除大鍋飯，行政干預等弊端，企業是沒有希望的。但是再好的經也怕下面的歪嘴和尚來唸；他們對國有、集體企業不是實施改革，而是千方百計的摧毀和消滅它。似乎不是這些弊端給公有企業帶來危害，而是認為公有制是產生這些弊端的元兇。
當時我也認為招標承包這個辦法也許能找來能人，讓工廠得到快速的發展。對我來說，只要將工廠搞好了，我當不當廠長無所謂。公開招標的啟示公佈後，一時間還真有人登門諮詢考察。凡是來的人我都親自接待；主動熱情的介紹情況，態度真誠的表示歡迎。結果讓我很失望，看上去有些本事的人全退縮了，反而讓我覺的不靠譜的人倒是積極性十足。
其中有一個鄉鎮企業的業務員想要來承包，可是條件不太具備，經委主管領導也不看好他。不過他倒是很會投門子，拉關系。他透過給縣委書記當秘書的老鄉，直接找到縣委書記，也就是當初我頂撞過的縣長，現在是縣委書記了。當時還流行一種說法，就是號召農民進城承包工廠。這樣在最高領導的支援下，他獲得了參加競標承包農機廠的資格。
承包指標主要是三條；廠職工投票的支持率，保證完成的產值和利潤指數，繳納承包風險抵押金的多少。我當時抵押金一文沒交，而那個業務員據說是用摩托車帶了一袋子人民幣交到縣經委，當年還沒有百元大鈔。按要求不交承包風險抵押金是沒有資格參加投標，但是又規定原廠長必須要參加承包投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