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第二十四章 木牛流馬（十）

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邏輯。也可以說，有皇帝的價值觀體系。

鐵路，技術，蒸汽機，甚至資本，都是器。

器, 可以選擇怎麼用。

屁股坐在哪，決定了怎麼用這些器。

從一開始決定下南洋、伐印度開始，在皇帝這，一直盯著的就是劉鈺說的錢。

香料的錢。

印度的稅。

統稱，都是錢。

而至於統治之術，利用鐵路、長江、黃河、海軍、將天下分割成幾塊，使之在西邊的起義不會影響到中原、在東邊的暴亂不會越過荊楚，這也是鐵路之於皇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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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放在第一條鐵路到底應該修到哪，這件事也就可以說的很清楚了。

黃河決口，是有規律的。

從宋開始，黃河決口就是在河南、魯西南這個範圍內，反反覆覆。

曹縣、菏澤、蘭考、鄆城，就這幾個地方，基本上只要決口，肯定就是先把這邊衝一衝。

大順的百姓讀《水滸》讀的非常喜歡，但大順的百姓，其實是不知道什麼叫八百裡水泊梁山的。

因為寫《水滸》的時候，八百裡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順的百姓看《水滸》的時候，因為漕運，一條大堤出現在黃河北岸，加上明順以來一直默許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運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裡已經成了個傳說。

這個變遷，是現實的統治的選擇。

而於此時的現實之下，真要是黃河北決，大順會選擇讓黃河復南嗎？

讓黃河在大順的財稅重地氾濫？

這本身，就是一個和當初為了保漕運而默許的“保北不保南”一樣核心的選擇。只是形式因為現實的變化而發生了改變。

大順已經開始修一條類似於太行堤之類的東西了，只不過這個太行堤，是在河的南邊，而不是北邊了。

“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不能為功。使南河只可遷延日月，無藥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這基本上已經是大順這邊，在解決了運河問題之後，破開了諱疾忌醫的這個傷疤之後，有識之士的共識了。

只不過，這些有志之士，過於“有識有膽有魄”了，琢磨著有錢的話，不如直接挖一個從北邊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唄。

大順吸取宋時教訓，並不認為人工挖一條黃河河道，是大順現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雞兒挖河，這個風險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黃河不會閒著沒事幹決口的。

大順在解決了運河漕米問題之後，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隨著玉米、高粱等秸稈作物的普及，修堤壩的材料也比以前豐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斷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黃河決口，那麼這不是只考慮黃河決口的事。

而是顯而易見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災了。

小洪災不至於搞出來黃河決口。

屆時。

上游是洪澇。

到了開封菏澤一帶，則可能是黃河決口。

而淮河的洪澤湖問題，大順也只是湊合著解決了一點點，實際上水位依舊高，淮河上游洩洪還是有問題。

也就是說，一旦出了這個事，必然是一場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魯西南、冀南、魯北等大片地區的大災。

按照自古以來的經驗，一般來說，河南水災，一般都會伴隨著安徽水災。而這一次還要考慮黃河決口，還要加上個山東水災、河北南部水災。

中原地區過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糧產地往中原地區過高難度的運輸制約。

以及河南、荊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亂，則四周必亂的必然現實。

還有就是對於“王朝末期被逼著做事的時候，往往吊毛也幹不成”的經驗。

陝甘可以墾套、遷西域；閩粵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膠東可以闖關東；松蘇江浙可以有商品糧；四川德祐於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雞兒收稅一般沒事……唯獨中原地區，既沒有商品糧輸入救濟、也沒有逃亡墾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個非常晦澀難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飯吃一般不會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對於太子第一條鐵路該往哪修的想法，覺得相當的幼稚。

黃河哪天出事，這誰說得準？就像是幾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這還有說得準的事兒？

第一條路居然不琢磨著貫穿中原、聯絡荊楚，竟然琢磨著往張家口、承德、關東等地修，這如何能當明白鐵路時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張家口的鐵路，商人的高利貸依舊控制著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熱河的鐵路，大順的軍隊也依舊壓的北邊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這對皇權的統治而言，是錦上添花的東西。

歷史上的普法戰爭，德國總參謀部們對鐵路的認知，是高效的兵團機動方式，將極大地改變陸地戰爭的模式。

而對大順而言，對鐵路的認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戰爭的認識的，因為大順周邊有啥需要修個鐵路否則打不贏的敵人嗎？能修鐵路的、好修鐵路的地方，腳板子一樣打贏；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這時候壓根沒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順皇權對鐵路的認知，從一開始就必然要是維繫統治、方便賑濟、便於輸糧、有利鎮壓的。

京西煤礦到京城的鐵路，延續的是這樣的思路，為的是京城燃料的穩定；而真正琢磨著要用印度稅收修的第一條大鐵路，也必然是延續這種思路的。

皇帝覺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種對“器”的認識，瞭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因為這件事可以教，那麼將來出來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不能按圖索驥了，沒有思路，可咋整？到時候豈不是一臉懵逼？

守舊派搞不明白。

實學事功派，過於激進。

新學派，腦子裡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沒有個一貫以之的思路，到時候便會覺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來，熙寧變法沒有問題，之後的舊黨復辟，也沒有問題。

問題在於變法也好、復辟也罷，皇帝都得凌駕於黨爭群臣之上。

而要凌駕，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認識。知道要怎麼辦、知道要幹什麼。

朕即國家，朕要做什麼，新黨、舊黨、守舊派、實學派、復古儒、激進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則，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順的改革，從來不是劉鈺宰執天下的狀態下改的，至始至終在皇帝看來他都是個工具，因為皇帝知道大致該怎麼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幹、哪些事幹不得，群臣爭議那都是個屁，聽響兒罷了。

包括在成體系之前，劉鈺在皇帝看來，不過是一個郎官類宦官，借皇帝之勢，在外開府，以近臣寵臣之幕府而行變法的。既不是丞相開府，也不是執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區別，可大了去了。

既不會罷免劉鈺，也不會改革科舉，更不會罷免那些攻訐劉鈺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這成色，即便自己臨走之前，把幾個必須要“帶走”的人一起帶走，怕也必要搞出來王莽改制一樣的大亂——至於靖康恥這種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覺得即便妄自菲薄許多，這天底下已經沒有再能搞出來個靖康恥的政權實體了，倒是感覺距離類似王莽改制越來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