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第三零二章 臨別告誡（七）

所謂的舊框子，指的是大順的私有制早已確立。

也指的大順已有的一些政策，比如說，之前為了實邊遷民，鼓勵商賈地主“帶人”過去，帶的人足夠多、開墾的地足夠多，是可以給類似助捐一樣的官職的。

當然，也包括傳統的均田、小農、人地、限田等等思想。

這些舊框架下，在內部，實際上已經到頭了；但是在邊疆區、新的殖民地，是可以做許多事的。

要注意，在此時，小農經濟，尤其是在新大陸，小農經濟並不落後、也並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相反恰恰是【墾殖殖民地繁榮的根本】。

這種繁榮要變成【墾殖殖民地的痼疾】，是另一個問題。

問題不在於小農經濟在新大陸、邊疆區是否到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階段。

而在於，小農自身是無法完成這麼大規模的遷徙的。

說的再明白點：

若是遷徙有蟲洞，無成本。

那麼，小農過去種地，也挺好的。相反，在這種情況下，搞大土地所有制，反而會遏制生產力的發展——北美就是例子，早期的大土地售賣制，使得金融資本囤地買地，切成小塊再賺差價，並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相反還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

但是，現實是，遷徙不是無成本的。

於是，這才需要引誘資本，作為一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

在這裡，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可以是朝廷這個實體的國家機器。

但是，大順的底子在這擺著、框架在這擺著，朝廷是無能的、廢物的。一個之前這麼大的統治範圍、一年收兩三千萬兩白銀的中央的政府，這中央的稅收效率幾乎可以認定就是此時各集權國家的“下限”了——南邊的暹羅，集權改革之後，中央財政歲入達到480萬英鎊，摺合大約1600萬兩庫平銀；日本倒幕之後，工業還沒影的時候，也收出來了8000萬兩庫平銀的歲入。

超低效的稅收效率、幾乎無管控的地方鄉紳、士紳土地的佔據等等這些，使得大順朝廷自身，無力做這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

因為如果大順朝廷自己想要做這個工具，那麼就意味著必須對內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包括說，用上實學激進派的“均田仁政”，國家完全踢開地主、士紳等進行徵稅，這樣才能掌握足夠的力量，來做這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

大順誰也沒膽子在內部搞大動作，這是大順這個封建王朝的本質所決定的。

故而在大順自身無法做這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的時候，新時代需要有人出來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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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唱法需要技巧，也即是說要以一種類似法國重農學派的方式，“名義上站在舊貴族、舊制度的身上，唱新時代的歌”。

在之前，劉玉大談的“自由貿易”，是假自由貿易。這一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劉玉只是站在大順自身的手工業優勢和白銀購買力優勢上，用標準的重商主義和壟斷本質，披上自由貿易的外衣。

所以，劉玉談自由貿易，在大順內部沒啥影響。因為這壓根就只“說了一半”，只說了國際貿易的部分，最終還是靠逆練老馬的“以國家強力取得商業霸權”的路子——以國家強力取得商業霸權，真正懂的，都明白，這玩意兒再怎麼圓，也圓不成自由貿易，這分明是明顯的不能再明顯的重商主義。

只不過，這是重商主義在大順手工業發達和白銀購買力這個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的、有別於歐洲的表現形式。

同樣的，如果有人想要“繼承”實學派，並且至少安全地、隱秘地繼承下實學派。

那麼也一樣也得學類似的東西：披皮、包裝、打扮。

而絕不是說，要直接開噴：封建貴族都是垃圾、地主都是廢物、地主完全是實業資產階級眼裡的累贅等等。

做事，得有技巧。

雖然說，實際上，地主就是產業資本家眼裡的累贅，這一點亞當·斯密已經毫不掩飾地指了出來。

但是，在大順，或許民間可以這麼說，但李欗這麼說是不行的。因為他要這麼說，那就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這明顯是準備搞事情了嘛。

故而，在李欗流露出錯愕之後，劉玉笑道：“殿下可知，如今天下輿論，所論最多者，是什麼事？”

這個不是難題。

“如今天下所論最多的事，還是人地問題。”

劉玉又問：“如今比之三十年前，人地問題的討論，有何區別？”

這個問題當然也不難。

“三四十年前，顯學皆言：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如今顯學，多言遷民、遷徙、墾殖。均田當為手段，遷民方為目的。尤其是一些從南大洋、扶桑等地墾殖的人回來之後，更是如此。”

劉玉又道：“那麼殿下以為，殿下之前想的那些，天下竟無聰明人士，皆想不到嗎？亦或者，殿下以為，才智過人，乃至於唯獨殿下一人想得出這些辦法。乃至於藏著掖著，以為日後若有一展拳腳的時候，一鳴驚人？”

說罷，劉玉大笑道：“殿下讀書比我多，經典更是比我懂。但今日，我不談經濟、貿易、海軍諸事，倒是想建議殿下讀一讀文忠公的《朋黨論》。”

“啊？這……”

聽到劉玉鑑於他讀一讀《朋黨論》，這更是讓李欗直接啞口無言。倒不是說他沒讀過，不說倒背，但張口就來肯定是沒問題的。

見他憋了半天，劉玉又道：“既要寫文章，自是要針砭時弊。針砭時弊，無非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發現問題好說。”

“分析問題……那就看怎麼分析了。”

“怎麼分析，又決定了該如何解決。”

“那麼在發現問題上，殿下想想如今關於人地問題的討論，和三四十年前關於人地問題的討論。避開一些不要去談的東西，那麼這問題是啥，其實也是可以操控的。”

“江山社稷現在的問題在哪？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殿下之道，若不說出，誰又知道同還是不同呢？”

這些道理，李欗聽得出，這都是場面話。

真正的問題，根本不在這。

既不在大順以後該怎麼走。

也不在道不同不相為謀、尋找志同道合等等問題上。

這些場面話，說說也就罷了，類似的話，李欗也能說一堆。

關鍵的問題是，在於，在李欗聽來，劉玉這到底是在逼他死，還是逼他做大事？還是說，覺得太子之前在湖北鬧出來了點樂子，這意思是還要爭一爭？

更關鍵的，是劉玉為什麼要讓自己來著書立說？

如果真的是為了江山社稷，不計個人，似乎無疑劉玉才是最合適的人選。既為臣子，若是正常死了那也必是死後備極哀榮，而且本身他才是這些年變革真正的領頭者。

之前李欗徹底死了心，源於他覺得，以劉玉為代表的“老保守派”們，肯定會儘可能支援朝政穩定，按部就班，而且還要把黃河修完、把印度消化、把扶桑墾殖等基礎打好等等。

這些所謂的“老保守派”，指的是和劉玉同一批、並且在對外擴張中立下大功、封妻廕子、成為實學派風口期爬起來的、擱在三四十年前算激進派的那批人。

亦即指的是，差不多得了、該辦的都辦的差不多了、之後穩定為主，把該消化的消化了、該修的黃河修了的那批人。

至少他是這麼認為的。尤其是劉玉選擇去修黃河、但現在又放棄最終完成最終的河道挖掘這個事，在李欗看來，則像是一種表態：給皇帝留下佈置交接的空間，安穩過渡。

黃河的事，已然是水到渠成。

誰來主持完工，這些便可以給交接班提前安排人選，作為資歷。

至少，李欗是這麼認為的。

可現在聽來，只怕並不是。

顯然，對於修路問題、移民問題、墾殖問題等等，劉玉的態度顯然不是“慢慢來、隨它去”。

相反，之前的對話，足以看出，劉玉實際上對於修路、基建的事，極為激進。

很多想法，固然是李欗提出的。

但是，劉玉既沒有在大方向上反對。

而且還在細節上，給出了激進無比的土地換資金、透支將來籌錢完成基建的思路。

甚至於還批了李欗，說他實際上仍舊沒有把未來放在工商業上，而是依舊還是老一套想法。

等到劉玉建議讓他著書立說、闡明扼要後，李欗幾乎全程都是愕然震驚的心理狀態。

這……這分明是說，要有人來當工商業的“總後臺”，並且顯然劉玉在為日後考慮，在選擇一個他之後的工商業的總後臺、司令部。

劉玉當然不是皇帝，所以不可能指定誰為太子，繼承後來事。

劉玉當然也不是開府丞相，可以從下屬中選一個，接替相權。他壓根就沒有相權，也根本不是，他只是皇權的附庸，他變法改革的權力不源於他，從始至終都是名不正言不順，而是作為皇權的延伸來完成的。

皇帝以太子的方式，繼承後來事，靠的是血緣。

劉玉此時卻談《朋黨論》，那麼似乎，他的繼承方式，是要靠“理論”、“道”、“志”。

或者說，用此時比較接近的詞彙，亦即實學派的“道統”。

誰來接實學派的“道統”？

錯愕中，劉玉澹澹一笑，起身竟要作別，只道：“與殿下今日一論，所得頗多，心有所悟。回去之後，正好將這些之前並未談及的道理，整理出來，不日將送來府上。”

李欗急忙相送，心知肚明。

既是之前並未談及，那自然無人知是劉玉說的。

比之實學理論，李欗自知自己和劉玉相差頗多。

既是無人知曉這是劉玉說的，那麼最後公之於眾署誰的名，決定權便在自己手中。

什麼時候發表，那另說。

但只要署下自己的名字，那便意味著，他把實學派的“道統”接了過去。

這東西不好接。

要麼死。

要麼將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