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8大名案第36章
“但你一直等到今天，過去了差不多兩年，才良心發現？”這也是伊芮·安魯斯的拿手好戲。突然轉換話題，丟擲一個和上下文全無關係的提問，讓證人猝不及防。
“我想是吧。”
“警方相信了你的說辭。他們給你許下了什麼樣的諾言，讓你到這裡來講你的故事？”
“沒有許諾。”
“你在這裡指控你的母親，以求能使自己逍遙法外。”
“不是的，先生。”
“你根本不在乎她將為此而遭什麼樣的罪。你根本不在乎她將為此而被送上斷頭臺。”
“不是的，先生。”
“你知道你的母親從未殺過人，你知道你自己才是本案的真兇，你知道你的母親正在代你受過。而你呢，竟然跑到這裡來說，她已經48歲了，讓她去死吧。”
伊芮一邊說一邊朝羅賓步步逼近，此刻，他已經近得快碰到羅賓的鼻子尖了。比爾·班迪再次起身抗議，說伊芮靠得太近，有騷擾證人之嫌。
“得，我也累了，正想坐下。”伊芮就坡下驢。他回到座位上繼續說，“你還記得嗎，羅賓，你打電話到監獄，你母親問你，是不是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了警方？”
“記得。”
“但是你並沒有把一切都告訴警方。你沒有告訴他們是你殺了季米。”
“我沒這麼說是因為我根本就沒殺季米。”羅賓的聲音充滿委屈。
“你沒有殺他？你甚至沒有和他爭吵？你對檢察長說，”伊芮·安魯斯用手指朝比爾·班迪的方向晃了晃，“是你的母親殺了季米，他們於是不再追究，放你一馬。而你呢，也可以自由自在，照常過你的日子。這就是他們許下的諾言？”
“不是的，先生，他們沒有許下任何諾言。”
“你從未去探過監，你完完全全地拋棄了你的母親。我真不明白，你是怎麼將如此重大的秘密保守了兩年？”
“因為我想保護我的母親。”
“不對吧，是你的母親在保護你。請你告訴我，哪一次你遇到麻煩她沒有幫助過你？譬如，在你因盜竊被拘捕……”
比爾·班迪跳將起來：“我抗議！法官大人，此事與本案無關！”
“布蘭遜先生的犯罪記錄和可信度不可能與本案無關！”伊芮·安魯斯反駁道。
法官否決了公訴人的抗議，比爾·班迪一肚子的不服氣。伊芮自己的可信度才是值得懷疑的。他當年曾是羅賓盜竊案的辯護律師，對羅賓的情況瞭如指掌，但這一切都應受到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保密協議的約束，他怎麼可以隨意將此公諸於眾，並且用來攻擊他的前委託人？
伊芮又朝證人席走去：“栽贓他人是最容易的，尤其是栽贓你的母親。她一直對你很好，是嗎？”
“在此之前，是的。”
“那她現在又怎麼你了？”
“她說謊。明明是她殺了季米，非要說是我。”
“如果有朝一日，她也站在這證人席上作證，你覺得如何？”
羅賓無語。
“事實上，是你和季米發生了爭執，是你向他的後腦勺開了槍，是你把他埋在了井式花壇底下，然後你又跑到這裡來誣陷你的母親。告訴我，羅賓，你能不能找到任何一位證人，證明你沒有做過這些事？”
“找不到，先生，那天晚上沒有任何其他目擊者在場，除非她自己坦白。”
“放心吧，小夥子，她就是目擊者。我保證她會把一切都從實供出的。”
第二天，貝蒂的三女兒雪莉·泰格納作為公訴方的證人出庭。她在證人席上講述了她所知道的季米被害的前後，從案發前數日，她在電話上拒絕貝蒂讓她幫忙的要求，到案發當晚，她的前夫喬迪·辛普森開車送她去貝蒂家，每一個細節都與她弟弟羅賓的證詞相互印證。
然後，伊芮·安魯斯又開始了他的交叉提問：“你不喜歡季米·彼茨，對吧？”
“不對，我們都和他相處得很好，他是我們所有繼父中最好的一個。”
“剛才你說，你和你的母親同謀殺人，對吧？”
“不對。我是說，我母親和我談起她要殺季米，我告訴她我不想參與，請她不要再跟我提這件事。”
“你吸毒相當厲害，有時候神志不清，有時候失去記憶，是嗎？”
“曾經是。我已經戒毒戒酒了，現在我只喝百威啤酒。”
“你被控同謀殺人罪，保釋金高達100萬美元，有這回事嗎？”
“有的。”
“你是如何出獄的？”
“本來我被起訴雙命謀殺罪，後來季米的案子撤訴，保釋金降到5000美元。”
“才5000美元！他們是不是對你說，只要你提供如此這般的證詞，就可以減免你的保釋金？”
“沒有，是我自己決定出庭作證的。”
“我聽說吸毒的人經常產生幻覺。”
“我說過，我已經戒毒了。”
下一位證人叫喬紀·契尼，筆跡專家，曾就職於聯邦經濟情報局，現在一家私人偵探事務所工作。經過仔細地對照鑑定，喬紀·契尼認為，捷西潘尼人壽保險申請表上和貝蒂在出售汽艇時所使用的委託授權書上的季米的簽字，皆貝蒂所為。
輪到伊芮·安魯斯交叉取證：“你說你曾就職於中央情報局？”
“不，是聯邦經濟情報局。”
“他們花了多少錢僱你來這兒作證？”
“500美元。但那並不是我們價目表上的數額。我們的收費通常比這要高。”
“500美元。所以你是為錢而來的？”
喬紀·契尼皺皺眉。
“在你鑑定過的筆跡中，你從來沒有出過錯？”
“至少我自己並不知道。”
“你真的從不出錯？”
“就算有，也沒人告訴過我。”
“你經常出庭作證？”
“大約60多次。”
“你曾經在中央情報局裡幹過，你是從大城市達拉斯請來的，你從未出過差錯。很好！但是如果我告訴你，彼茨夫人根本就無意否認她曾在這些檔案上簽署了她丈夫的名字，所以，也就根本用不著你大駕光臨，在這裡作什麼證，你會怎麼想？”
伊芮·安魯斯是在暗示，公訴方聘請了一位不必要的證人，這同時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對證人的侮辱。
比爾·班迪當即提出抗議，法官傑克·荷蘭要求伊芮·安魯斯馬上道歉。
這天早晨開庭之前，一位來自達拉斯的證人手捧一隻棕色紙箱走進法庭大樓，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和猜測。很快便有傳言說，此人乃達拉斯警署首席法醫喬思·派狄博士，那只箱子裡裝的是季米·彼茨的頭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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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如此，為防萬一照片上的細節不夠清楚，喬思·派狄帶來了季米的顱骨。
待派狄博士向陪審員們講述了他如何利用X光、牙醫病歷等資料確定死者的身份後，公訴人比爾·班迪問道：“所以，你就是為季米·彼茨驗屍的法醫？”
“如果你一定要管那叫做驗屍的話。實際上，他們交給我的只是一堆骨頭。”派狄博士拿起幾張放大的殘骸照片，指點出四處粉碎性骨裂：胸部、兩隻眼睛的上方和後腦部。前三處皆為明顯的彈孔，即，呈比較規則的圓形，但後腦部的傷口卻並非如此。
伊芮·安魯斯交叉提問：“你能否從那堆骨頭推斷出是誰殺害了季米？”
“當然不能。”
“後腦部骨裂有無可能不是槍傷，而是與另一個人打鬥所致？”
“有可能。”
法庭上一片竊竊私語。若果真如此，那整個案情就完全改變了。
公訴方決定重新取證：“派狄博士，那處後腦部骨裂可不可能是在挖掘的時候被金屬工具碰擊而成？”
“不可能。骨裂是在受害者死亡時造成的，而非屍體腐爛以後才有的。”
“有沒有可能子彈從前額射入，穿過整個頭部，再從後腦出來？”
“從傷口遭受打擊的方向看，不可能。”
比爾·班迪的腦子飛快地轉動，他猛然憶起那輛房車門口的臺階。“派狄博士，這會不會是在屍體被拖下臺階時造成的？”
“非常可能。”
比爾倒在自己的座椅上。他想，其實這一切又有什麼關係呢？季米顯而易見是死於槍傷。
亞倫·瓊斯是警官學校的槍械學教官。他在證人席上告訴法庭，從兩具屍體埋葬處找到的子彈都同是列明頓公司出品的一種特殊型號點三八口徑半殼空尖彈。根據彈殼表面的紋路分析，發射出這些子彈的槍管內應有六道溝槽，而且子彈出膛時向左旋轉。瓊斯教官拿出一張從貝蒂家中搜到的點三八口徑自動左輪手槍的照片，向陪審員們解釋說，用該槍進行試驗射擊的結果表明，試驗子彈彈殼上的螺旋紋與現場發現的子彈一致。
“所以你認為，致季米死命的那些子彈都是出自這把槍的槍膛？”比爾·班迪問。
“完全可能。但是由於長期埋在地底下，金屬表面已被嚴重氧化，所以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說‘是’。”
伊芮·安魯斯等的就是這句話。他在交叉提問時藉此大作文章：“你不能斷言這些子彈一定是從那把手槍裡射出的？”
“不能。”
“所以事實上，根據你的經驗，你對你前面所講的一切，沒有一樣可以下肯定性的結論？”
“沒有。”
也就是說，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貝蒂所擁有的點三八口徑自動左輪手槍是本案的兇器或作案工具。
公訴方還傳喚了裡克·魯斯、邁可·奧伯林、斐麗·科爾曼等等，他們的最後一名證人是來自迦蘭的希拉莉·本頓。她說1984年1月4日，她從這位女士——希拉莉指指被告席上的貝蒂——手裡買下了一艘19英尺格拉斯特朗汽艇。
“你當時是否知道彼茨先生已經失蹤？”比爾·班迪問。
“不知道。”
“你帶著這張船契去公證處作了公證？”
“是的，因為她有委託授權書。”
“你是否知道，當授權人死亡或失蹤後，委託授權書自行作廢？”
“不知道。”
“所以你假定，整個手續都是合法的？”
“我沒有細看那些檔案。這筆買賣很划算，她只要了市價的一半，又有委託授權書和其他法律檔案，我當時以為是合法的。”
開庭以來第一次，伊芮·安魯斯沒有作交叉提問。
輪到被告方的證人出場了。第一位，費怡·列恩，貝蒂的大女兒。和那次摸底性聽證時一樣，費怡聲稱她對所有的一切都不知情。
“你是否知道有關保險金的事？”伊芮·安魯斯問道。
“我知道季米有一些保險金，受益人是我母親，但她從來就沒有打算要那些錢。”
“你與季米關係如何？”
“我很喜歡他，雖然我們只接觸過五六次。他對我的母親很好。他們從不爭吵打架。”
“公訴人班迪先生找你談過話嗎？”
“沒有。只有裡克·魯斯和邁可·奧伯林找過我。”
“你認為你的弟弟羅賓·布蘭遜有沒有可能殺人？”
比爾·班迪起身抗議。伊芮換了一種問法：“你認為羅賓對你很誠實嗎？”
“我一直都很信任他，但他沒有跟我講起過任何與本案有關的事。”
“那你的妹妹雪莉·泰格納呢？她患有失憶症嗎？”
“只有在她喝醉酒的時候。”
“她吸毒嗎？”
“她已經戒掉了。”
“你每週兩次去監獄探望你的母親？”
“是的。”
看來費怡決不會說出於貝蒂不利的話，比爾·班迪放棄了交叉取證。
在徵得羅勃特·布蘭遜先生的同意後，他和貝蒂的小兒子波比被帶到證人席上。在得克薩斯州，法律規定1歲以下屬未成年人，出庭作證必須有監護人的許可。
伊芮·安魯斯開始詢問一些貝蒂和季米從弗吉尼亞老家回來以後發生的事。波比說：“羅賓弄壞了摩托車和其他東西，私自駕駛季米的汽艇和媽媽的卡車，還辭掉了加油站的工作……”
“彼茨先生很生氣，是嗎？”
“是的。”
“羅賓呢？”
“有一點點。”
“他們之間發生了爭執？”
“是的。”
比爾·班迪交叉取證：“羅賓與季米關係如何？”
“挺好的，但有時候吵架。”
“你和季米吵架嗎？”
“不。但我有時也和羅賓吵。羅賓的個頭兒很高，有時候他會對我動手。”
“他跟季米動過手嗎？”
“沒有。”
伊芮·安魯斯的下一位證人著實讓陪審團大開眼界。與其他人保守、正式、整潔而略帶拘謹的衣著相反，雷·邦穿一件皺巴巴的襯衫，長統靴上沾滿汙泥，牛仔褲又顯得太緊繃。後來一位記者在報道中形容他，“像是剛從馬背上摔下來。”
伊芮·安魯斯問：“你認識彼茨夫人？”
“對。”
“你們同居過？”
“一年。”
“你因何罪被判刑？”
“殺人。”
“你還記得你來過我的辦公室嗎？”
“我去過好幾次。”
“我是說，關於彼茨夫人的案子。”
“哦，那一次。我告訴你她的孩子們跟我講過的事，我說這個女人決不會殺人。”
“你為什麼這麼說？”
“我和她處了一年，她對我很好，就憑這一點。其餘的我都不知道。”
“你曾經和她的一個兒子發生衝突，講講怎麼回事。”
“波比跟他的朋友在園子裡比賽騎摩托車，我叫他們滾到外面去騎，我說他媽媽回來知道了準會發火的。”
“他們聽嗎？”
“根本就不理我。我說下次他們要是看見我的卡車停在這裡，最好躲開，因為那說明我在這裡。大概他的朋友聽了這話不樂意，好傢伙，掏出槍來就打。過一會兒，波比也雙手提著槍從房車裡衝出來。”
“於是你就躲到林子裡去了？”
“那你說怎麼辦？保釋期間不能動槍，但我也不至於傻等在那裡挨槍子兒吧。”
“他朝你開了幾槍？”
“鬧不清楚。他打癟了三隻輪胎，車身上還有七八個槍眼。我不知道一共開了幾槍。”
“後來呢？”
“警察過來把我帶到阿靈頓一個朋友家裡。”
伊芮點點頭：“你因為那位朋友卡車裡的一支槍而被捕，告訴我們怎麼回事。”
“我在阿靈頓被捕，後來魯斯探長過去把我帶回到這裡。”
“你在牢裡蹲了兩天，然後你是怎麼出來的？”
“基納德·奧勃萊特替我交了保釋金。我們有40多年的交情。”
“那以後，你有沒有和裡克·魯斯說過什麼？”
“我從曼斯菲爾德一家小雜貨鋪裡給他打過電話。”
“當時彼茨夫人和你在一起？”
“是的。”
“裡克·魯斯想知道什麼？”
“他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出發，走哪條路。”
“你有沒有告訴他你們開的什麼樣的車？”
“用不著，他知道。”
“你給裡克·魯斯打過幾次電話？”
“記不得了。”
“三次還是四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