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8大名案第37章
“我不知道。”雷·邦已經不耐煩了，他的嗓門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對律師的話有時候答非所問，有時候又自己冷不丁兒冒出幾句不相干的話來。比如現在，“你的辦公室打電話到基納德家裡，給他留了一個號碼，說是要我打電話去監獄。”
“你記錯了。”伊芮搖搖頭。
“我怎麼會記錯？”
“如果我告訴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納德的地址和電話，你會覺得奇怪嗎？”
“不奇怪，伊芮。我永遠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麼，但是我知道基納德是做房地產的，他的電話號碼總是登在報紙的廣告欄裡。”
伊芮無心跟雷·邦糾纏，便以進為退，丟擲另一個問題：“你知道季米的事嗎？”
“沒聽說過。我讀了報紙才知道他被殺了。”
“得，我們再回到曼斯菲爾德。裡克·魯斯想知道你們的行蹤，對嗎？”
“他想知道貝蒂的行蹤。”
“你掛掉電話後多久彼茨夫人被捕？”
雷·邦想了一陣：“半個鐘頭。”
“當他們逮捕彼茨夫人時，是否也逮捕了你？”
“他們先銬了我，後來又放了。”
“彼茨夫人入獄後，你打過電話給她？”
“對。”
“你們都談了些什麼？”
“這跟你沒關係。”
“我恐怕這跟法院和陪審團有關係。”
“我們談了這個案子。”雷·邦很不情願地說。
兩個人又吵起來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問。不得已，法官傑克·荷蘭只得出面干涉。
“你在監獄裡關押過多久？”伊芮·安魯斯的最後一個問題。
“七八年。”雷·邦回答。
伊芮疲憊地揮揮手，把證人移交給公訴方。
比爾·班迪拿起幾張照片：“你知道這些地方嗎？”
雷·邦一一看過：“井式花壇……貯藏室……房車……”
“請告訴我，誰侍弄井式花壇的花草？”
“貝蒂。”
“她也自己剪草坪嗎？”
“她從來不讓人家動她的園子。”
“你住在那裡的時候，知道園子裡埋了兩個人嗎？”
“不知道。”
伊芮·安魯斯終於恢復過來了。他問雷·邦：“你當時是否知道，或彼茨夫人是否告訴過你，羅賓·布蘭遜殺害了季米·彼茨？”
“不知道。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些事。”
“她也沒有告訴過你她曾經殺了什麼人？”
“沒有。”
正如伊芮·安魯斯對羅賓許下的諾言，貝蒂·彼茨在星期三下午走上了證人席。坐定之後，貝蒂以她慣常的神態對伊芮·安魯斯羞澀地笑了笑，又朝陪審團點點頭。
伊芮關照貝蒂道：“請你講話時大點聲，讓大家都能聽見。”
“好的。”貝蒂柔聲地說。
“你以前有沒有觸犯過法律？”
“從來沒有過。”
“你恐怕應該稍微講一講那樁被撤訴的案子，關於你的一位丈夫。”伊芮提醒一句。
“好的。我的第二位丈夫叫比利·約克·朗恩。他親口對法官說，我用槍打傷他都是他的過錯，所以法庭改判我‘行為不端’，罰款100美元，外加50美元手續費。”
伊芮引導貝蒂重複了一遍他們去弗吉尼亞及回來以後發生的事。
伊芮問：“如果我說季米·彼茨在雪松湖失蹤，這句話是對的還是錯的？”
“錯的。”
“為什麼？”
貝蒂細細地講述了季米在198年8月5日晚的行蹤，他去了什麼地方、跟誰說過些什麼話等等。“我們駕船去加油站加油。季米對我說，這條汽艇他一直保養得非常好，現在被羅賓搞得亂七八糟的。然後我們就回家看電視，然後就準備睡覺。”
“你們是睡在同一間臥室裡嗎？”
“是的。但那天晚上我們沒有睡成覺。”
“為什麼？”
“季米躺下後，我出去把狗牽回廚房。我每天晚上臨睡前都這樣做。等我回到客廳，羅賓從外面騎腳踏車回來了。”
“你是說你的大兒子？”
“對。季米聽見他回來了。季米那天喝了一天的酒，他醉得很厲害，而且很生氣。”
“羅賓進屋以後，季米做了些什麼？”
“季米起身來到客廳，說羅賓，你是不是把工作辭掉了。羅賓說是的。季米就開始數落羅賓開了他的汽艇，把摩托車撞壞了，還有我的卡車，四個輪胎全癟了，車上到處都是泥。家裡也亂七八糟的，季米珍藏的錢幣被扔得到處都是。我勸季米安靜一下，等明天再說。季米回到臥室，羅賓去了衛生間。等羅賓出來時，我聽見他倆打起來了。我嚇壞了，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們在臥室裡打起來了，聲音很大。”伊芮大聲重複一遍，好讓所有的人都能聽見。
“他們在相互叫罵。我正準備往臥室走，就聽見了一聲槍響。”貝蒂開始抹眼淚，很響地擤鼻涕，手裡緊緊攥著一張紙巾。
“你聽見一聲還是幾聲槍響？”
“我就記得聽見一聲。”
“後來呢？”
“我到了臥室，看見季米躺在地上，羅賓站在門口。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季米身旁。”
“羅賓的手裡有槍嗎？”
“沒有，但是後來我找到一支。”
“是像這樣的嗎？”伊芮拿起物證臺上那張點三八口徑自動左輪手槍的照片。“你們是不是有兩支像這樣的手槍？”
“我們一共有三支。”
“季米躺在地上是什麼姿勢？比方說，臉朝下嗎？”
“他是側身躺著，頭上在流血，還有好多好多的血從嘴裡冒出來。我抓過一條床單，我不太記得什麼睡袋，只記得抓起一條床單。我坐在季米身邊的地上。羅賓說：‘媽媽，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要我幫助他。”
“你有沒有和季米說過什麼？”
“我緊緊地摟著季米，告訴他我打算做什麼，為什麼要那樣做。我相信如果季米現在在這裡，如果季米現在能看見我，他一定會說他理解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幫助羅賓。”
“你為什麼沒有別的選擇？”
“我一直覺得欠了羅賓。記得羅賓八歲那年，我送他去他父親和繼母家，他眼巴巴地望著我，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家，我說很快。其實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長到了18歲才又回到我的身邊。”
貝蒂以下的證詞和其他家庭成員提供的相差無幾——她讓羅賓出去找波比，又打電話給雪莉等等。貝蒂只是巧妙地將細節重新編排，使之符合她的故事。
伊芮說：“咱們還沒說完臥室裡的事。你把床單蓋在了彼茨先生身上？”
“我把床單蓋在季米身上。當我把他的身子翻過來時，發現了那把槍。我撿起槍放進了床頭櫃裡。”
“當羅賓回來的時候，季米的屍體在哪裡？”
“還在臥室裡。”
接下來，伊芮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他問：“羅賓看到了季米的屍體嗎？”倘若是羅賓殺了季米，他一定看見過季米的屍體。
更絕的是貝蒂的回答，她居然說：“沒有。”貝蒂指控羅賓殺人，又稱羅賓沒有看見過被害者的屍體，這樣的自相矛盾豈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貝蒂說，是她幫著羅賓，而不是羅賓幫著她，掩埋了季米。她也不承認事前已經準備好了泥炭沼秋海棠等物，而說成是第二天早上才去買來的。
“你買泥炭沼時開的支票日期是8月6日嗎？”伊芮問。
貝蒂說是的，但是支票已經找不著了。
“你知道季米的人壽保險金額嗎？”
“不知道。”
“那退休金呢？”
“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什麼退休金。”
“前幾天你聽見那位捷西潘尼的女士作證說，人壽保險申請表上季米的名字是你籤的？”
“是的。季米生前從不反對我籤他的名字。出售汽艇的字據也是我籤的。”
“季米的屍體就埋在你的院子裡，你感覺如何？”
“我一直覺得心中不安，特別是晚上，我都不敢離開客廳，也不敢到園子裡去。”
比爾·班迪交叉取證：“還記得今年6月14日，你在保釋金聽證時說，你不知道季米埋在花壇下面？”
“記得。”
“你是那時候在撒謊，還是現在在撒謊？”
“那時候在撒謊。”
“你剛才說，以前你曾被捕過一次，因為你朝你的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的背後開了兩槍。”
“不是背後，是腹部和側面。”
比爾懶得和她糾纏細節，他繼續道：“1979年8月日，你是否曾因‘公開淫蕩罪’在達拉斯的‘查理的天使’夜總會第二次被捕？”
“沒這回事。”
“你還記得那個叫亞奇·飛利普斯的醉漢嗎？”
“不記得。”
“你還記得你為此而被監禁0天，罰款50美元嗎？”
“是的，我承認。”
“今年1月，季米在橡樹峽的房子著火後，你曾兩次向保險公司索取賠償金，是嗎？”
“只有一次，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付錢。”
“因為保險公司懷疑有人縱火。前幾天，有好幾位證人出庭作證，關於季米的人壽保險和退休金。季米一共有三單人壽保險，各為8.6萬美元、.4萬美元和4.4萬美元，合計15.4萬美元。另外，他還有退休金。這些證詞你都聽見了吧？”
“是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些數字。”
“還記得消防總隊的丹尼·玻里斯牧師去你家嗎？”
“是的。”
“你們討論了保險金，是嗎？”
“不記得了。”
“你聽見了他的證詞？”
“是的。但是我們從未討論過保險金。”
“你還記得，198年8月6日，星期六，翰德森警署的強尼·馬爾向你瞭解季米失蹤的情況嗎？”
“我從來就沒有跟這個強尼·馬爾說過什麼季米的事。”
“你是說，他弄錯了？”
“我是說，他講的不是事實。那天早上我去買了泥炭沼，然後和兩個兒子一起去了達拉斯。”
貝蒂基本上對警方掌握的所有情況都矢口否認。當比爾·班迪向她出示包裹季米屍體的藍色睡袋的照片時，她說她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這麼一條睡袋。
比爾·班迪問：“當年羅賓因偷竊被捕，你們為他聘請了一個律師，對嗎？”
“對，伊芮·安魯斯。”
“就是在這所法庭上指控羅賓殺人的伊芮·安魯斯嗎？”比爾·班迪高聲道。
“你說什麼？我聽不清。”貝蒂調整著她的助聽器。
比爾·班迪不再追問。他根本就不需要貝蒂的答覆，這話是說給伊芮·安魯斯聽的。
在結束當天的取證時，比爾·班迪問：“在6月14日的保釋金聽證時，你為什麼閉口不提是羅賓殺害了季米？”
“不知道。”
貝蒂作證的第二天，伊芮·安魯斯試圖就昨天的最後一個問題作一些補救。“彼茨夫人，你和羅賓有沒有討論過，萬一季米的屍體被人發現，你們將如何應付？”
“我告訴他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
“你為什麼直到現在才講出事實的真相？”
“因為你對我說，如果不講實話就另請高明。”
“你最初也沒有告訴我，對嗎？”伊芮·安魯斯啟發說。
“沒有。”
比爾·班迪就此話題展開了他的第二輪交叉取證：“既然你讓羅賓把一切都推到你身上，為什麼他一開始就承認他參與了搬運和掩埋屍體？”
“我想是魯斯探長給他施加了壓力。”
“你說你不想要季米的保險，那為什麼今年月，你要求法庭出具季米的死亡證明，並指定你為季米遺產的繼承人？”
“是律師勸我這樣做的。”
“是律師勸你做的，還是你主動找律師做的？”
“我去找伊芮只是為了火災保險。”
由於聽力的緣故，貝蒂在證人席上常常東拉西扯、答非所問（也有記者認為她是裝聾作啞）。筆者已將那些無意義的對話盡數刪去，單留以下一段以饗讀者。
伊芮·安魯斯說：“所以，你已經交代了你在整個季米命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對嗎？”
“你是說誰先給我打的電話？”
“不對。你好好聽我說，你已經承認了你幫助掩埋季米的屍體。”
“對。”
“把他埋在了花壇底下，是不是？”
“是。”
“你剛才聽見公訴人傳喚了當地消防隊隊長休·代伍德先生。他說在你報警之後，他和翰德森警署的強尼·馬爾是最先找你談話的人。”
“是海岸衛隊，我敢打賭。不過我也認識馬爾先生。”
“你還是沒聽懂我的問題，哪兒又冒出來一個什麼海岸衛隊，你看見公訴人傳喚海岸衛隊了嗎？”
“我不記得他們的名字。紅木碼頭的老闆娘黎兒是後來才打電話來的，但是海岸衛隊肯定是最先打電話的。”
伊芮·安魯斯只好放棄，把貝蒂交給了比爾·班迪，心想，“讓她跟他去折騰一陣吧，我真得歇歇了。”
其實比爾·班迪也是很費勁地想從貝蒂的談吐中理出一點頭緒。在貝蒂再次否認強尼·馬爾和休·代伍德曾向她詢問過季米失蹤的情況後，比爾問：“在波比和雷·邦發生衝突的時候，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夜總會女招待。那天晚上雷·邦來找過我，但那是在他們打架以前。”
伊芮·安魯斯接過話茬兒：“我明白班迪先生的意思。貝蒂，請你告訴陪審團，你從前是在一家夜總會工作。”
“是的。”
“那家夜總會出售啤酒和雞尾酒等等。”
“是的。”
“貝蒂，請你告訴陪審團，你是否因為你靠在夜總會的工作掙錢養家而感到羞恥？”
“不。”
“你即使在那樣的地方也努力地維持了一種良家婦女的形象，是嗎？”
“是的。”
現在該比爾·班迪接話了：“當年你在‘查理的天使’夜總會因‘公開淫蕩罪’被捕時，也算是良家婦女嗎？”
“我並沒有在那裡工作。那天晚上只是試臺。”
“什麼樣的舞蹈？”
“脫衣舞。”
“我的問題問完了，法官大人。”
“公開淫蕩罪”和脫衣舞，這恐怕才是真實的貝蒂·彼茨。比爾·班迪想，以此結束整個法庭辯論真是妙不可言。
1985年10月11日，本案庭審的最後一天。法官傑克·荷蘭首先向陪審團解釋了貝蒂·彼茨被起訴的罪名，指出裁決的結果可以是以下三種情況之一，按照所代表罪行的從重到輕，依次為：謀財殺人罪、預謀殺人罪或無罪。
比爾·班迪在陪審席前站定，直等到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了他的身上，方才開始代表公訴方作總結性發言：
“公訴方向法庭提交的每一項證據都確鑿地證明了，貝蒂·彼茨是殺害她丈夫的兇手。
“同時也證明了，她殺人的目的是圖謀財產：保險金、退休金、房地產，等等。”
…………
“根據羅賓·布蘭遜的陳述，198年8月5日晚上，他母親讓他出去找波比。你們知道，貝蒂是一位個性極強、獨裁決斷的女人。但現在她卻反咬一口，指羅賓為兇手。羅賓曾犯有盜竊罪，他和一個朋友在鄰居家裡偷了幾把古劍。但真正令人費解的是律師伊芮·安魯斯，當年他曾成功地替羅賓的盜竊罪辯護，現在卻掉過頭來，用同樣的羅賓個人資料指控他謀殺。”
…………
“根據貝蒂的陳述，羅賓和季米發生了衝突，在衝突的過程中她聽見了一聲槍響。請注意，只有一聲。眾所周知，季米身上有三處槍傷，井式花壇底下一共找到了三發子彈。如果有人在那輛房車裡開了三槍，你不可能只聽到一聲。
“按照貝蒂自己的說法，現在季米躺在地上流血。她試圖為季米做過什麼嗎？比如叫急救車，或至少找人看看季米還有沒有救。沒有，她什麼都沒有做，只是把這個‘我深愛的人’裝進睡袋、扔進花壇了事。
“紅木碼頭的黎兒·史密斯說，貝蒂是一位堅強的女性。不對，她是一隻冷血動物。看看這張井式花壇的照片，這是在今年6月8日拍攝的。看看貝蒂把園子裡的花草侍弄得多麼周到。可她居然說，不知道季米就埋在花壇底下。
“在得克薩斯州的堪博諾城，在數十萬信奉上帝的翰德森居民中，發生如此驚人的慘案是可悲的、可怕的，更是駭人聽聞的。現在，案犯在這裡，證據也在這裡。我懇請諸位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裁決貝蒂·彼茨謀財殺人罪。”
在比爾·班迪發言時，伊芮·安魯斯一直低頭在他的筆記本上寫著什麼。此刻他緩緩地站起來，走到陪審席前，像見到老熟人一樣友好地微笑著，十指交叉放在欄杆上，作祈禱狀：
“比爾·班迪先生剛才所說的一切是要你們相信，羅賓·布蘭遜和雪莉·泰格納都是無辜的，他們的手上一滴血也沒有。班迪先生曾說他有95位證人，但他實際上只傳喚了不到0人，還有75位證人到哪裡去了？”
…………
“還記得喬思·派狄博士嗎？還記得季米顱骨後腦部的傷口嗎？我問他有無可能為拳頭所致，他說可能，而當班迪先生問有無可能是槍傷時，他說不可能。請你們在審議時務必不要忘了這一點。
“羅賓在證人席上不停地重複著謊言，那個如何幫助他母親的謊言。他把一切都推到了母親身上，再拋下她不聞不問，然後走出法庭，向人們微笑，朝記者招手。你們都在報紙上看見羅賓的那張照片了吧，他才是真正的冷血動物。
“公訴方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貝蒂殺害了季米。她有過逃跑的機會，但是她沒有跑，而是來到法庭上把真相告訴你們。你們聽見班迪先生問她為什麼不哭，為什麼在保釋金聽證時隱瞞了事實，她說她所做的這一切只是一個母親在保護她的孩子。而她代之受過的那個說謊的人，那個真正的冷血動物，卻根本不在乎他們將把她關進監獄，甚至送上死刑臺，再在她的手臂上插入一支致命的針管。”
…………
“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你們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們，你們將作出貝蒂無罪的裁決。
“這一點，本人深信不疑。”
午後點，1名陪審員進入審議室。那天是星期五，幾乎沒有人在漫長的等待中離開法院所在的埃瑟斯市中心。陪審團於當晚8點半作出裁決：
本陪審團裁定，被告人貝蒂·露·彼茨被指控之謀財殺人罪成立。
據報道，在陪審長宣讀裁決時，貝蒂面無表情。她應該早就料到了這個結果。那天到庭的貝蒂的四個孩子費怡、康妮、斐麗和波比，也全都跟麻木了似的，竟沒有一個人流淚。
根據得克薩斯州法律，判刑應該在陪審團裁決後的第一個星期一。為了使陪審員們不致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擾或他人觀點的影響，傑克·荷蘭法官讓他們全體住進了假日飯店。他們在整個週末均不得看電視報紙，或與家人朋友通電話，但有關部門為陪審員們安排了豐富多彩的其他娛樂活動。
1985年10月14日，星期一，傑克·荷蘭再次披上黑袍，正襟危坐於法官席上。他指示陪審團在量刑時務必考慮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被告人被裁決之謀財殺人罪，是否所有的疑點都僅存在於合理的範圍之內？第二，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在將來重犯類似之罪，並從而對社會或他人安全構成一種潛在的威脅？
這裡需要就第一個問題作一些解釋。對一個人所犯之罪進行裁決，就好比從事一項科學實驗。所有的實驗結果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準確，但只要其誤差不超過某個被科學家們認為是合理的範圍，該結果便被認可。在定罪量刑的過程中也會有誤差，即疑點。或者說，公訴方有證據，被告方也可能拿出反證據。但只要這些疑點不超出人們常識所承認或允許的合理範圍，則所裁決的罪行成立。不過，科學實驗與定罪量刑又有不同之處。前者可以提供具體的尺度來判斷誤差，如通常人們所說的“誤差不超過多少多少”，後者則完全是人為的標準。
按照慣例，仍由公訴人比爾·班迪首先發言：“你們都看到了季米·彼茨的遺骨所提供的證據：三處槍傷。貝蒂曾明確地告訴過她的兩個孩子，羅賓和雪莉，她準備殺了季米。深思熟慮，精心部署，然後冷靜地、冷酷地付諸實施。”比爾歷數了貝蒂作案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和步驟，從構築花壇到丟棄汽艇。
關於第二個問題，比爾·班迪說：“在短短的11年裡，貝蒂曾先後向她的三個丈夫開槍，結果是兩死一傷。如果用‘殺人成性’來形容這個女人，恐怕一點也不過分。可以想象，只要有機會，貝蒂還會故伎重演。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你們有責任杜絕貝蒂·彼茨的下一次作案機會。請對兩個問題都給出肯定的回答。”
被告方辯護律師伊芮·安魯斯在他的陳詞中說：“星期五下午，你們在審議室裡呆了六個半小時。為什麼？你們猶豫、彷徨、舉棋不定，是因為你們心中的疑點還沒有澄清，心中的疑團還沒有解開。但是你們必須作出決定，儘管你們自己對那個決定也不十分滿意。星期天，我在無意之中聽見你們中的一位說：‘讓我們去教堂吧。’是的，你們應該去教堂，那也許會使你們感覺輕鬆一點。今天，你們也有一個這樣的機會。當你們為貝蒂量刑時，你們可以彌補上星期五的過失，同時減輕你們內心的負擔。誰也不願意在精神上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度過自己的後半輩子，誰也不願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回首往事時說，我曾經殺了一個人，一個無辜的人。給貝蒂一個重新生活的機會，也是給你們自己一個機會。所以我在此懇請你們，對兩個問題都回答‘不’。”
陪審團只用了45分鐘就送回了他們的答覆，但不是伊芮·安魯斯所祈望的答覆。法官傑克·荷蘭唸完陪審團回答的兩個“是”後，平靜地對貝蒂說：“陪審團在量刑時再次裁決你犯有謀財殺人罪，所以你將被處以死刑。”
貝蒂終於沉不住氣了，她厲聲叫道：“不，我沒有殺人！”隨即痛哭失聲。
由於貝蒂·彼茨因季米·彼茨命案被判處極刑，韋恩·巴克謀殺案的審理便依法予以取消。
貝蒂·彼茨在死囚牢中並沒有消極地苦度餘生。此後的十來年裡，她利用各種機會多次上訴，將案子遞交到各級法院重新審查，死刑的執行日期也一再推遲。貝蒂不再否認殺害韋恩·巴克和季米·彼茨的事實，只是反復強調她的所有五位丈夫，包括羅勃特·布蘭遜和季米·彼茨，都曾對她施暴施虐，她是被逼無奈而不得不走向極端。貝蒂頻頻出現於報端。由於大女兒費怡的多方奔走和努力，1971年她被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毆打後醫生拍攝的照片被送上了全國性的電視網。貝蒂的眼淚和訴說換得了眾多的同情與支援，不少人權組織反死刑組織及受虐婦女團體成為了她強有力的後盾，甚至出資為她另聘律師。以下文字摘自反死刑組織“大赦國際”的一篇內部通訊：
在向聯邦法庭的上訴中，有證據證明，貝蒂·彼茨當年的辯護律師伊芮·安魯斯在處理本案時的利益衝突和不道德行徑導致了她的死刑判決。這些證據表明，貝蒂是在其丈夫被害後一年多，當她為火災保險而聘請伊芮·安魯斯時，才知道季米·彼茨的人壽保險和退休金的。
貝蒂·彼茨被捕之後，伊芮·安魯斯同意出任她的辯護律師。但如此一來，他便不可以作為證人出庭，以證明貝蒂原先根本不知道保險和退休金，而且也無意領取這些遺產。
不僅如此，在得知季米·彼茨的財產被凍結之後，伊芮·安魯斯讓貝蒂簽署了一份協議書，同意將其媒體版權全部轉讓給安魯斯先生以支付律師費用。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如果被告方在這場官司中敗訴，特別是，如果被告人被判處死刑，其媒體版權的價值將會更高。1991年，一位聯邦法庭法官裁定，伊芮·安魯斯的所作所為侵犯了貝蒂·彼茨應有的權利，並下令重新審理此案。得克薩斯州不服，上訴的結果是維持原判。
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得克薩斯州提交的上訴書中不僅闡述了季米·彼茨謀殺案，而且以大量篇幅分析了韋恩·巴克一案。上訴書的觀點是，即使沒有季米·彼茨的案子，法庭也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貝蒂·彼茨為霸佔房產而謀殺韋恩·巴克。
還有一則中央新聞網路（CNN）的報道，稱貝蒂·彼茨“沒有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因為她的律師沒有向陪審團陳述她被虐待的事實。貝蒂的女兒們曾交給伊芮·安魯斯貝蒂被丈夫毒打後的照片，但他從未在法庭上出示過”。
關於這一點，伊芮·安魯斯倒是有他的理由。他說貝蒂當時根本就沒有向他承認過她殺了人，所以辯護的立足點順理成章地放在了“是否殺人”，而非“為何殺人”。
000年月4日，貝蒂·彼茨被送上死刑臺，實施“注射死刑”。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當晚的報道：
今天，6歲的貝蒂·露·彼茨成為自1976年聯邦最高法院批准恢復死刑以來在美國處死的第四名婦女。這位“黑寡婦”拒絕了最後的晚餐和最後的懺悔。貝蒂的家人沒有出席死刑。
…………
在場觀看的季米·唐·彼茨的兒子簡明對記者說，貝蒂臨刑時神態自若，毫無悔恨或恐懼之意。多伊爾·韋恩·巴克的兒子洛德尼則告訴記者：“我感覺終於卸掉了一個沉重的負擔。”
…………
貝蒂是自小喬治·布什就任得克薩斯州州長以來，該州被處決的第10名死刑犯。在執行死刑前一小時，小布什表示：“在認真審閱本案的所有證據之後，我完全贊同陪審團的裁決，完全贊同得克薩斯州赦免及保釋委員會的建議，不予批准該犯緩刑0天的請求。”
一些反家庭暴力組織和人權組織曾寫信要求小布什赦免貝蒂·彼茨的死罪，理由是，貝蒂的一生中曾遭到來自其父和所有五位丈夫的虐待，並且在本案庭審期間未得到應得的法律辯護。
在貝蒂·彼茨之前，得克薩斯州曾於1998年月日處死了8歲的卡拉·塔克，她在198年的一次搶劫中用斧子劈死了一男一女。卡拉·塔克是該州自186年南北戰爭以來被處以極刑的第一位女性。
從198年恢復死刑以來，得克薩斯州一共處決了07人，為全美之首。貝蒂·彼茨是其中年齡最長者。她也是該州在世紀之年被送上死刑臺的第九人。計劃還有1人將被陸續處決。
貝蒂·彼茨臨刑時離她的6歲生日還差兩個星期。
貝蒂·彼茨在她的身後留下了六個子女、九個孫輩和六個重孫輩。
07被褻瀆的母愛
1994年10月5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與南卡羅來納州聯盟鎮的任何一個深秋之夜沒有什麼兩樣。
雪莉·麥克勞斜靠在客廳的沙發上，信手翻閱著當天的《聯盟每日時報》。電視開著，躺在另一張沙發上的雪莉的丈夫瑞柯·麥克勞似睡非睡。麥克勞家在鎮子的郊外，距約翰·D·隆湖約四分之一英里。一條斜貫東北與西南的49號高速公路從這裡通往聯盟鎮。
雪莉在等著看9點檔的節目。她抬眼看了看座鐘，9點0分。雪莉正準備叫瑞柯把遙控器遞給她，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驟然響起。夫妻倆起身擰亮室外門廊的頂燈，透過窗戶看見燈光下一位從上到下幾乎一身白的年輕女子——白色T恤外套一件胸前印有橘紅色“奧本”字樣的白色運動絨衫，白色網球鞋，白色襪子和一條淺藍泛白的牛仔褲，戴金邊眼鏡，淺棕色的長髮在腦後梳成一個馬尾巴。女子看上去0歲出頭，驚慌失措，滿臉淚痕。雪莉打開門，年輕女子泣不成聲：“請幫幫我！”“他搶走了我的兩個孩子，還開走了我的車。”雪莉將她讓進屋，女子繼續道：“一個黑人搶走了我的孩子和車。”
瑞柯讓他們的兒子小瑞柯趕緊撥打911報警電話。據警方記錄，他們接到電話的時間是9點1分。
“有一個女士跑到我們家，她……有人跳進車裡……在一個等紅燈的路口，她的車裡還有兩個孩子。那人把車開走了，她被推下車來……現在在我們家裡。”小瑞柯一邊聽著年輕女子的解釋，一邊對著話筒說。
“他劫走了兩個孩子？”值班警員問。
“是的，還有車。我不……她非常歇斯底里。我想我應該報警，讓他們趕快派人來……”
小瑞柯剛放下話筒，他的父親一把抓起車鑰匙：“走，看我們能不能找到他們。”他們希望那個劫匪還沒走遠，或者把孩子們扔在了附近什麼地方。父子倆在外面，特別是在約翰·D·隆湖周圍轉了一個多小時，空手而歸。
麥克勞家的客廳裡，年輕女子終於平靜下來。她告訴雪莉她名叫蘇珊·史密斯，家住聯盟鎮。雪莉請她把事情的經過再講一遍。
“我正在莫那科磨坊的路口等紅燈，一個黑人跳上車來，命令我開車。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閉嘴，開車，否則我就殺了你。”蘇珊說，她的車當時停在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通往49號高速公路的主幹道上，四周一輛車也沒有。蘇珊無奈，只得按照劫車者的吩咐駛離聯盟鎮，沿49號公路朝東北方向開了約摸4英里，直到“經過了那塊路牌，他讓我停車”。
“是那塊到約翰·D·隆湖的路牌嗎？”雪莉·麥克勞插問道。約翰·D·隆湖的牌子就在麥克勞家門前幾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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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要我下車。車停在路的中段，周圍看不見一個人或一輛車。我問他：‘我為什麼不可以帶走孩子們？’他說：‘我沒有時間。’”蘇珊接著說，那人如何用槍逼著她，把她推下車。“等他終於把我推出了車門，他說：‘別擔心，我不會傷害你的孩子們。’”
蘇珊·史密斯說，她坐在地上，聽見兩個孩子哭著喊著要媽媽，卻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那人帶著她的孩子們消失在黑暗中。不知過了多久，蘇珊開始奔跑，直到她停在麥克勞家的門口。
蘇珊問雪莉·麥克勞她可不可以用他們的衛生間，可不可以給她的母親打電話。蘇珊的手抖得厲害，是雪莉替她撥的號。蘇珊的母親琳達·盧索不在家，蘇珊又打電話給她的繼父巴威利·盧索，還有她的丈夫戴維·史密斯。戴維當時正� ��聯盟鎮中心的超級市場溫-狄克斯上班，他是那裡的夜班經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