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8大名案第41章
外部行動簡單地講還是搜查，但範圍將大大地縮小，強度則將增大。經過了一週大規模的搜尋，蘇珊的那輛酒紅色馬自達轎車還是不見蹤影。按說要藏個把人可能不難，但要藏起一輛車來卻絕非易事。案發後蘇珊徒步走到了麥克勞家，如果她是單獨作案，那輛車也應該在可以步行到麥克勞家的範圍以內。辦案人員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深邃不見底的約翰·D·隆湖。然而，指導州警署潛水員搜查湖底的專家們在此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認為，如果想要把車藏在湖裡，作案人應該讓車在入水之前高速行駛，這樣才可能使車儘量遠離湖岸，而且扎得更深。他們做了很多這方面的模擬實驗，並讓潛水員們按照實驗結果在圈定的湖岸附近水域進行搜查。警方同時也加強了地面上的行動，區域為距約翰·D·隆湖和麥克勞家半徑兩英裡的範圍。
至於內部工作，還是找蘇珊談話，但是側重點將放在如何誘導她坦白招供。辦案人員們通宵達旦地研究對策，大衛·A·卡卓爾甚至逐條逐款地設計並寫下了提問的臺詞。他們還反覆討論和排練說話時的神態和語氣等等，連談話者應該穿什麼樣的服裝都考慮到了。他們的目的，既要一層一層地攻破蘇珊的心理防線，使她最終講出事實的真相，又不能操之過急，因為蘇珊的情形十分不穩定，施加過多過重的壓力很可能會導致她從此緘口不語，以沉默封閉自己，甚至自殺。
大家一致認為，大衛·A·卡卓爾所扮演的“壞警察”的使命已經圓滿結束，接下來應該由“好警察”豪德·韋爾士和畢特·羅根上場。畢特·羅根在司法界幹了5年，其中有7年供職於聯邦調查局。他與蘇珊談話，或“聊天”時，輕言細語，和風細雨，如同一位慈祥的長者。豪德·韋爾士則以兄長和朋友的身份，語重心長，循循善誘。兩位“好警察”逐漸“騙取”了蘇珊的信任。
他們還將談話的地點移出警署，這樣既能使蘇珊“放鬆”，又可避開媒體的耳目。
11月日，星期四，邁可和亞歷克思失蹤後的第九天。史密斯夫婦從一大早就忙碌開了，他們要接受全美三大電視臺早間新聞的連軸採訪。蘇珊和戴維坐在盧索家客廳的沙發上，肩並著肩，手握著手，這正是廣大電視觀眾所希望看到的在患難之中相互支撐的夫妻形象。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今晨》節目中，記者問蘇珊是否與她孩子們的失蹤有什麼關係，蘇珊答曰：“我和我兩個兒子被劫持的事件沒有任何關係。”“不管是誰幹下的這樁惡事，那人一定是有病而且神經不正常。”雖然史密斯夫婦正在辦理離婚，當記者問戴維是否相信蘇珊的故事時，戴維說：“是的，我毫無保留地相信我的妻子。”
午飯後，1點0分，蘇珊告訴戴維她出去寄幾封信。戴維記得她臨走時穿著帶帽子的絨衫和牛仔褲。
實際上，是辦案人員再次找蘇珊談話。蘇珊隨身帶去了一份警方文書根據她頭天的談話內容整理的證詞，和往常一樣，蘇珊可以帶回家來閱讀修改，第二天再交還給警方。這一次，蘇珊只改了一個詞，將她等紅燈遭劫持的地點由“莫那科磨坊”改為另一個通往黑人社群的十字路口“卡里梭”。
畢特·羅根當著蘇珊面念了一遍她帶來的證詞，問她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修改的地方，蘇珊說沒有。
1點40分，豪德·韋爾士警官與蘇珊一起來到和聯盟地區法院大樓坐落於同一條街的第一基督教浸禮會教堂，在教堂家庭中心一間小小的屋子裡面對面地坐下。
韋爾士警官開始慢條斯理地說，他看了蘇珊修改後的證詞，蘇珊把“莫那科磨坊”改為“卡里梭”是因為警方告訴她，莫那科路口的其他方向如果沒有車，她不可能在那裡等紅燈。但是卡里梭也不能使蘇珊自圓其說，因為10月5日前後，聯盟地區警署為偵破一起毒品案而在那個路口安插了一個全天候的監視崗哨。豪德·韋爾士剛才再次查閱了當時的值班記錄，並與值班警員核對過，那天晚上卡里梭路口沒有發生任何異常情況。
韋爾士警官又說，他知道蘇珊講的黑人劫車者是子虛烏有的事，但由此而引起的黑人社群與聯盟鎮官方及其他居民的緊張關係卻日甚一日。警方正在考慮將蘇珊證詞中的不實之處向媒體公佈。
蘇珊沉默半晌，然後對韋爾士警官說：“你願意和我一起祈禱嗎？”
“願意。”
“你願意念禱告詞嗎？”蘇珊握住韋爾士警官的雙手。
豪德·韋爾士在祈禱中告訴上帝，這九天來，無論是當事人及其家人，警方，還是其他與本案有任何關係的人，大家都像是生活在一場噩夢之中。人們急切地想知道邁可和亞歷克思在什麼地方，他們是否平安無事。韋爾士警官的最後一句禱告詞是：“上帝呵，我們知道，時候一到，所有的真相都將***。阿門。”
他抬眼看著蘇珊，很誠懇地說：“蘇珊，是時候了。”
蘇珊垂下頭，她開始哭泣：“我說不出口，我沒臉再見人了。”蘇珊要韋爾士警官把他的槍給她，她想結果了自己。韋爾士警官問為什麼，蘇珊哽咽著說：“你不知道，我的孩子們已經……”
豪德·韋爾士耐心地等待著下文。
1994年10月5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與南卡羅來納州聯盟鎮的任何一個深秋之夜沒有什麼兩樣。
蘇珊開著車，她已經在大街上轉悠了將近一個小時，力圖使自己平靜下來。她先是準備去琳達那裡，但她不願意讓母親看到自己一臉的淚痕。她又開車到了卡里梭，打算從那裡的寬河橋上跳下去。最後不知怎麼的，蘇珊來到了莫那科磨坊。她沿著49號高速公路，按照路牌所指示的方向駛到約翰·D·隆湖。這是她第一次來這兒。平時如果邁可想要喂鴨子，蘇珊總是帶上一袋麵包渣，領著小哥兒倆去弗士特公園的池塘，那兒離家很近。
車道的盡頭是一段通往湖水的傾斜礫石路面。週末到約翰·D·隆湖玩遊艇的人們會把拖掛著遊艇的車小心翼翼地順著斜坡倒到水邊，等遊艇進到了湖裡，再鬆開掛鉤。斜坡長75英尺，約合米。蘇珊把車停在斜坡的頂端，她靜靜地坐在黑暗裡，聆聽著兩個孩子的呼吸聲。邁可和亞歷克思正在他們的嬰兒車座裡酣睡。
蘇珊坐在那裡想了很久。她覺得她的生活就像眼前的約翰·D·隆湖，孤獨而黑暗，一眼望不到邊的黑暗。
她在想自殺。她不願意讓邁可和亞歷克思遭罪，只要想一想讓他們和一個不知什麼樣的繼母生活在一起，或被民政部門送到陌生人家裡，蘇珊心裡就刀絞似地難受。她相信讓兩個孩子和自己一起去死，這對他們孃兒仨都是最好的結局。
她在想自己這短暫的一生，在想自己生活中一個接一個的失敗，還有那些離自己越來越遠的夢——關於上大學的，關於愛情與婚姻的，關於家庭與孩子的。本來提出和戴維離婚是為了贏得湯姆·費利，孰料湯姆又拒絕了自己，往後一個單身母親的日子可怎麼熬？剛剛歲，為什麼自己的生活就被攪和得如此的亂七八糟，支離破碎？
她在想她生活中的那些男人們，巴威利·盧索，溫-狄克斯的那位有婦之夫，戴維·史密斯，湯姆·費利，等等，等等。她在想她為那些男人所做過和經受過的一切，包括流產、懷孕、生孩子所帶來的痛苦和折磨。直到現在她才悲哀地發現，他們中竟沒有一個人真正地愛過自己。
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了，死去比活著更輕鬆，更容易。
蘇珊把操縱桿從泊車換到中擋，她能感覺到馬自達在緩緩地下滑，下滑，朝著陰森而神秘的約翰·D·隆湖。突然，蘇珊全身一哆嗦，打了一個寒噤，她開始害怕了。她想象自己在水裡掙扎，撲騰，透不過氣來，想象自己像老人們說起過的水鬼一樣，全身被泡得腫脹泛白。不不不，這種死法太可怕了。活著固然不易，沒想到死亡卻更加恐怖。蘇珊踩剎車將車停住，又拉起緊急制動手閘，馬自達不再動了。蘇珊望著黑暗中的湖水，望著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死亡，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有的人情願在修道院裡了此一生，為什麼有的人情願苟且活在世上。蘇珊拉開車門，跳出馬自達，然後壓下手閘，輕輕地關上車門。
蘇珊雙手緊緊地捂住耳朵，朝湖岸上跑去。在她的身後，馬自達亮著車燈，緩緩地滑下傾斜的礫石路面，緩緩地滑進黑黝黝的約翰·D·隆湖。森森的湖水漫過了車輪，漫過了車門，漫過了車窗。湖面平靜地冒起一串串的泡，那是湖水擠過緊閉的門窗滲到了車裡。良久，森森的湖水漫過了馬自達的車頂。
蘇珊朝著視野中唯一的光亮——後來她才知道那是麥克勞家——繼續奔跑。此刻她的心裡只有一個想法：活下去。於是，她開始編造她的故事。
豪德·韋爾士警官對蘇珊說他出去一下。
“蘇珊招了。”他告訴畢特·羅根。“我需要另一個人聽到她的供詞，我沒有錄音，也沒有作筆錄。你跟我一起進去讓她再講一遍。”
兩個人進去時蘇珊正坐在地板上。她抬起頭望著韋爾士警官，淚流滿面，像是一個無助的孩子。
豪德·韋爾士說：“蘇珊，把你剛才告訴我的話再對羅根特派員講一遍。”
等蘇珊說完，豪德·韋爾士找來聯邦調查局的卡蘿·愛麗森，要她和畢特·羅根一起好好看住蘇珊。
他反復強調蘇珊一刻也不能離人，因為她很可能會自殺。
點0分，豪德·韋爾士警官驅車前往約翰·D·隆湖。在採取下一步行動之前，警方需要證實蘇珊的供詞。
從州警署聞訊趕來的頭兩位潛水員是柯第斯·傑克遜和麥可·高特。他倆划著一隻小船離開蘇珊所說的斜坡湖岸。柯第斯·傑克遜第一次潛入湖底時什麼都沒有發現，他和麥可·高特討論了一陣，又根據豪德·韋爾士所交代的蘇珊的供詞調整了一下方位。第二次，柯第斯在18英尺(約5.5米)的水下找到了那輛底朝天的酒紅色馬自達，該水域的可見度只有1英寸，約合0釐米。
馬自達被發現的位置距湖岸將近100英尺，合0米，比專家們按車輛高速衝入水中的模擬實驗所圈定的水域離湖岸更遠。事實上，車輛撞擊水面時的速度越快，濺起的水花越多，激起的波浪越大，造成的阻力也越大。此外，因為速度很快，車輛便可能一頭扎進到湖底的淤泥之中，陷在那裡停滯不前。蘇珊的車是緩慢滑入水中的，這種運動所引起的阻力要小得多，使馬自達能夠較長久地保持車自身的重力大於湖水和淤泥阻力的狀態，因而能夠較長久地沿著傾斜的湖底一直下滑。
另外兩名隨後到達的潛水員史蒂汶·莫若和弗蘭西斯·米丘梅憑藉著強力照明頭燈的光亮仔細觀察了馬自達在水下的狀況。馬自達的四個門和所有窗戶仍然關閉。史蒂汶·莫若後來在法庭上作證說，他首先看到：“一隻小手扒在窗戶玻璃上。”“我們必須把身子緊貼湖底的淤泥才能看到車的裡面……他們頭朝下倒掛在嬰兒車座裡。”“我從馬自達兩側的窗戶分別看到了邁可和亞歷克思。”
豪德·韋爾士警官登上州警署的直升機，從約翰·D·隆湖直達弗儂山莊。聚集在盧索家裡的蘇珊家人，史密斯家人，及諸多親友們已經從合眾社一位記者那裡聽到了“未經證實的訊息”，說蘇珊向警方承認她殺害了兩個孩子。韋爾士警官在盧索家逗留了約0分鐘，他告訴大家邁可和亞歷克思已經找到了。他還向他們講述了蘇珊招供的內容，並說警方已經以兩項預謀殺人罪依法逮捕了蘇珊·史密斯。
此時，各式各樣大道小道的訊息已經透過各種渠道傳遍了整個聯盟鎮。當蘇珊被警方遞解去約克地區監獄，在聯盟警署門前上車時，圍觀者上千。不少人高聲叫罵：“劊子手！”“殺人犯！”“溺嬰兇手！”
下午5點整，豪德·韋爾士警官主持召開聯盟地區警署新聞發佈會。他在會上正式向媒體宣佈了蘇珊·史密斯被捕的訊息，但他拒絕就其作案動機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問題。
很快，聯盟鎮上隨處可見的黃絲帶被藍白二色所取代。淺藍色在美國是小男孩的特徵色，白色絲帶則代表無辜——指史密斯小兄弟，而不是他們的母親。
當天晚上，蘇珊的車被拖出了約翰·D·隆湖。操作人員花了大約45分鐘才把車頂朝下的馬自達從湖底的淤泥中拔出來。當車被拖到淺水區時，操作人員把它翻了過來。由於溫度和壓力的變化，車內注滿的湖底冷水擠碎了車窗玻璃，噴湧而出。
邁可和亞歷克思的殘骸連同他們的嬰兒車座一起，被現場人員小心翼翼地捧進急救車，連夜送到00英里外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東南部大都市查爾斯頓的州立大學醫學中心。驗屍結果表明，當蘇珊把他們連同馬自達轎車一起送入約翰·D·隆湖時，小兄弟倆還活著。他們是被束縛在嬰兒車座裡，在陰森冰冷的湖水中活活淹死的。
蘇珊被捕的第二天，各大報紙在連篇累牘地報道這一重大案情進展的同時，就蘇珊在其編造的謊言中誣陷黑人一事發表了若干評論。在蘇珊·史密斯雙命謀殺案偵破期間，聯盟地區有不少黑人被警方懷疑、盤問和調查，兩人被帶到警署。11月4日，星期五下午，蘇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代表蘇珊及全家宣讀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在此誠懇地向聯盟及所有其他地區的黑人公民們致以最深刻的歉意，希望你們不要相信那些關於這是一起種族歧視事件的謠言。”
蘇珊在她被捕的當天晚上，給已分居的丈夫戴維寫了一封信，除了一連串的“對不起”“我丟盡了臉面”“我不配再活在人世”外，蘇珊還在信中抱怨，現在大家都轉而去哀悼邁可和亞歷克思，沒有人再理會她心中的苦悶和挫敗感，也沒有人再關心她所經歷的悲傷和痛楚，使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獨和絕望之中，覺得自己再次被整個世界所拋棄，云云。
同一天，J·卡瑞·費利在康碩產業內部釋出了一道禁令：
凡對媒體談及蘇珊·史密斯和湯姆·費利者，開除。
禁令就張貼在公司大廳裡。J·卡瑞·費利還僱了臨時保安人員把守公司大門和費利莊園。費利家的律師專門為湯姆·費利起草了一封公開信：
這場悲劇使我的心情異常沉痛。自上週以來，就蘇珊·史密斯的孩子們失蹤一案，我一直在與司法部門合作。我此時發表這封公開信的唯一原因是，外界流傳了一些關於我與史密斯夫人關係的不實報道。
我與史密斯夫人曾有過一段時間的關係。我於10月17日寫信告訴她，由於種種原因，我決定終止我和她之間的關係，並當即交給她一份信的副本。我已在本案調查的早期將這封信呈交給有關當局。信中說，我終止這一關係的原因之一是，我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承擔起作為一個父親的重大責任。
然而，這絕對不是我終止這一關係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從來沒有在任何時候向史密斯夫人表示過，她的兩個孩子是我們關係的唯一障礙。
我對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及原因一無所知。
我將繼續就本案與司法部門合作。我也和這個社群的所有人一樣，為失去兩個孩子而深感悲痛。我將不再就此發表任何形式的評論。
邁可和亞歷克思的葬禮定於11月6日，星期天，在巴菲羅的衛理公會基督教堂舉行。這是盧索家常去的教堂。孩子們的父親戴維·史密斯不願意用兩個小棺材把兄弟倆分開，於是眾親友們為他們選購了一個白色金邊的大號成人棺材。
自兩個孩子的屍骨和馬自達一起被打撈起來後，戴維一直要求看一看他的兩個兒子，但每次都被人們以各種理由婉言謝絕了。入殮之前，戴維再次表示要最後看一眼小哥兒倆，伯父道格拉斯把他拉到一旁，輕言道：“你知道，戴維，他們在水裡浸了九天。”但戴維說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他決不放棄。道格拉斯和教堂的主持商量後，把戴維帶到一間側室裡，指著棺材旁兩個白布小包說：“他們都在這裡了。”主持解釋道，州立大學醫學中心送來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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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的前一天，11月5日，星期六晚上，來自全美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們參加了史密斯兄弟的遺體告別儀式。雖說是向遺體告別，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人們看到的只是合上蓋的棺材。告別儀式一直持續到午夜以後。據戴維後來回憶說，他和他的家人們站在教堂裡和前來悼念的人們依次握手達六個多小時。
星期天的葬禮之後，邁可和亞歷克思的合葬棺被送往聯合衛理公會基督教堂的公墓，掩埋在他們的伯父、戴維的哥哥丹尼·史密斯身邊。三年前，就是在這座教堂裡，戴維和蘇珊舉行了婚禮。孩子們的墓碑上鐫刻著邁可充滿稚氣的話：
他是我的弟弟。我愛他。
墓碑是一位素不相識的石匠贈送的，上面鑲嵌著小哥兒倆的合影。
盧索夫婦幾乎完全沒有時間讓自己沉浸於悲痛之中，或使身心從這場悲劇中恢復過來。就在蘇珊被捕的當天晚上，琳達和巴威利·盧索為蘇珊聘請了科倫比亞著名律師達韋德·布盧克。時年46歲的達韋德曾就讀於哈佛大學，1975年從南卡羅來納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雲遊北美大陸，遍訪美國加拿大各地，最後又回到家鄉。達韋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當時在南卡羅來納州，絕大多數被判死刑者皆為黑人，達韋德·布盧克認為，這些人被處以極刑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罪孽有多麼深重，只是因為他們無錢聘請一個好律師。在接手蘇珊·史密斯雙命案之前，達韋德·布盧克辦理過50多樁極刑案，只有名委託人被判處死刑。他的不少委託人已經是死刑犯人，經達韋德據理力爭，案子得以重新開庭審理，並改判為有期或無期徒刑，其中一人最後被無罪釋放。達韋德·布盧克的這些赫赫業績不光在科倫比亞，而且在整個南卡羅來納州的都是有口皆碑的。
達韋德·布盧克特地從華盛頓州請來了女律師茱迪·克拉克做他的助手。茱迪·克拉克是一位頗有影響的極刑案專家，也是華盛頓州聯邦法庭的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屬政府官員，其職責是替無錢聘請律師的被告人作辯護。茱迪必須向有關部門請假並被批准後才能參加蘇珊的辯護小組。在蘇珊·史密斯雙命案之後，1997年，茱迪·克拉克曾任轟動一時的系列爆炸案案犯泰德·卡任斯基的辯護律師。
為了支付昂貴的律師費用，盧索夫婦抵押了他們在弗儂山莊的房子，巴威利·盧索還賣掉了他的一棟辦公樓。（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