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塵暴後記

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一直想以我的故鄉為背景，寫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想了十多年，到了非動筆不可的時候，終於有了大塊的時間，一個人，便來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一住就是兩年。這兩年裡，我隔絕一切來往，斷絕一切可能的誘惑，每日裡，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寫作。不看電視，也很少上街，幾乎把自己囚禁了起來。寂寞成了我無塵的書屋，腳步無法到達的地方，心靈可以抵達。局外者，不無同情我的孤獨與生活的單調，局內者，卻很是羨慕我的奢侈與心靈的自由。有時，走出是為了返回，離開是為了靠近。魯迅先生離開自己的故鄉，才寫出了一系列有關故鄉的小說，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也都是他離開湘西之後才寫的。遠離了故鄉，才能形成一種強烈的地域反差和人文反差，這種反差，恰是文學所尋求的個性。當我用兩年的時間，陪著我故事中的人物共同走完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我的心靈無疑得到了一次淨化。落下了最後一個字，彷彿卸下了久壓在身上的一副重擔，不覺長舒了一口氣。然而，氣是長舒了，人還停留在人物與故事之中，一時走不出來，感到有一種沉甸甸的東西，長久地縈繞在我的心頭，總也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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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鄉很有名。這名，不是因為出了達官貴人，也不是歷史上發生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件，而是由於生態環境太差，民風太淳樸，人民太勤勞才揚的。於是，故鄉的名字也由鎮番改成了民勤。如果你留意一下中國的版圖，就會發現，在中國西北的巴丹吉林和騰格裡沙漠的邊緣有一片綠洲，那便是我的故鄉民勤。我的故鄉是中國四大沙塵暴的發源地之一，年均風沙日為139天，8級以上大風日29天，最大風力為11級，風速每秒25米。這裡的人民自己也說不清吞下了多少沙子。這裡的民謠說：風沙線上人民苦，一天吃進半斤土，白天吃得還不夠，晚上還要接著補。由於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許多村子已被黃沙掩埋了，地下水位每年在不斷下降，上世紀70年代只有2米左右，80年代到了10米，90年代到了25米，現在有的地方到了100米，沙漠正以每年8～10米的速度吞噬著這片土地。這個曾經的重要商品糧基地縣，這個曾經因為“人進沙退”而名揚世界的小縣，目前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每年有近乎3萬的生態難民背井離鄉，離開了自己的家園。生態的惡化有全球大氣候的影響，也有盲目開發所帶來的惡果，然而，無論怎樣，民勤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決定了它有不同尋常的特殊作用，它就像一個楔子，楔在了巴丹吉林和騰格裡沙漠之間，倘若沒有民勤這片綠洲，兩大沙漠一旦合攏，整個河西走廊就會被攬腰切斷，周圍的金昌、武威將會被黃沙掩埋，沙塵暴將會成為北京的常客，從而受大氣候的影響，南方的氣候也會隨之惡化。在這個意義上講，民勤已不是甘肅的民勤，也不是中國的民勤，而是世界的民勤。國務院非常重視民勤的生態，早在2003年，*總理就說，決不能讓民勤成為第二個羅布泊。溫總理的話就像一縷和煦的春風，讓故鄉的父老鄉親多了一些安慰，也多了一些自信。

我雖然闊別故鄉數十年了，但是，由於割不斷的血脈相連，時常走動在城市與鄉間，故鄉的人與事，總是時時打動著我。每當我有什麼解不開的結，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一想起生我養我的那片土地，一想起那片土地上艱難地生活著的我的父老鄉親，我就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我就沒有什麼解不開的結。這大概就是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善良、勤勞、堅韌、頑強的傳統美德以及博大、寬容，積極、向上的人格精神對我的感染和影響。如果我的身上還有一些吃苦耐勞的精神，還有一些質樸善良的品質，那肯定是我的父輩們對我的潛移默化的結果，是我的故鄉的淳樸民風對我的影響。

這種獨特的地域環境，這種博大頑強的精神品質，時常地感動著我，也激勵著我的創作慾望。十多年前，我試圖用我手中的筆，寫出我對這片土地的愛，雖也刊發了一些中短篇小說，得到了一時的好評，但是總覺得那些小說並沒有足夠地表達我對故鄉的熱愛與思考，也沒有承載起我想要承載的精神能量。我一直在想著，等我儲備了更加豐厚的精神資源，等我有了整塊的時間，一定要為我的故鄉寫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為他們樹碑立傳。我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就是要坦誠地去關注我們共同面對的當下現實以及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衝突中探究人的命運，苦難與溫馨，歡欣與追求，夢想與掙扎，幸福與希望。穿透已被同化了的西部文學的表層色調，直抵生活的本真，達到應有的精神高度，寫出我們西部的精氣神。我始終固執地認為，苦難不是西部文學的主題，戈壁大漠也並非是西部文學的符號，西部文學也非妖魔化的傳奇。而時下的一些所謂的西部小說，要麼就是一味地展示西部的貧窮落後，展示荒蠻野村的愚昧無知，忽視人的精神價值的存在；要麼以現實的姿態出現，裝滿了偽現實的內容，片面的歪曲和誇大西部的醜陋，以此博得外人的好奇與同情。我們不能否認西部的貧窮與落後，即使是繞不過去的苦難，也有苦難中的溫馨，也充滿了幽默和歡樂，充滿了人性的詩意與美好。真正的西部人，面對苦難，並非是愁眉哭眼地嘆息，他們所持的人生態度永遠是積極向上的。一代又一代的大漠中人之所以這樣樂觀地生活著，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傳承著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一種與自然頑強抗爭的精神，如果沒有這種精神的支撐，很難想象，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是怎樣生存下去的。而這種精神，又何嘗不是我的中華民族的精神，何嘗不是我們的文學作品所要尋找和表達的？

無論時代發展到什麼時候，人類絕對不能沒有自己的精神。小而言之，它是人生的支柱，大而言之，它是民族復興的動力。

我工作的金昌市離我的家鄉不過二百多裡路，割捨不了的鄉情，常使我魂牽夢縈。有空了，我就時常地下去走走。甚至，有時下去，不驚動任何熟人，默默地到農民的田間地頭去看看，到沙窩窩裡去感受感受。即使一個人，靜靜地躺在沙漠上，吮吸著沙漠的氣息，聆聽著沙漠的聲音，也彷彿與大自然有了某種心靈上的溝通。我愛沙漠上的每一種植物，愛沙漠上的每一個生命。即使是爬來爬去的小蝸牛，探頭探腦的小蛇鼠，也是那麼的可愛有加。我不知道它們是怎麼生活著的，但是，它們一定也有它們生活著的理由。我一直在思考著，在尋找著，思考著這片土地為什麼這麼深沉，尋找著這片地上的精氣神。尋找的過程，既是我的知識儲備的過程，精神修煉的過程，也是我精心地呵護著我的人物成長的過程。在這期間，我出版過一部農村題材的中篇小說集《悲情騰格里》，又出版了長篇小說《絕路》、《殘局》、《後臺》、《我的美麗沒有錯》。《絕路》出版後，不到三個月，三、四種盜版書紛至沓來。《後臺》由春風社出版出版後，先後有《揚子晚報》、《華商報》、《重慶商報》、《上海新聞午報》等十餘家媒體作了連載。不久，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又出了再版，西安一家文化公司買斷了電視劇改編權。雖然這些小說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是，這並不是我心目中的小說。我只是想透過這些小說的寫作，抒發某一時段堵在心裡的塊壘，提升我結構長篇的能力和敘述水平。我似乎覺得，這些小說的創作，都是為了我的這部小說創作在做準備。我省新銳評論家楊光祖曾在評論我的小說時說：“本來，唐達天從故事小說向性格小說已經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他完全可以在這片文學活土上大有可為，一展才華，寫出紮實厚重的長篇小說，無愧於自己的童年體驗和西部熱土，在文學藝術上再上一個臺階。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而將筆觸搖向了暢銷小說的領域，寫出了長篇小說《絕路》系列。《絕路》是一部好讀的小說，是一部擁有一定數量讀者的小說。在如今這個市場經濟社會，做暢銷書作家，還是做純文學作家，或雅俗共賞類作家，當然是個人的事情。不過，我認為在文學寫作中丟失自己，也是一條‘絕路’，即便它擁有龐大的讀者群。”他的話無疑戳到了我的痛處，也點準了我的軟肋，對我的創作觸動很大。寫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是我一生的夙願，但是，我知道，我缺少的東西還很多，我之所以遲遲不敢動筆，是怕浮躁的環境和心氣破壞了我的寫作心態，也怕我的生活儲存和創作能力跟不上去，破壞了深藏於心的美好，從而損傷了那些人物在我心目中的神聖。海到無邊天是岸，山登絕頂雪為峰。任何事情，強求不得，到了一定時候，自然會瓜熟蒂落。直到2004年，我調到了市文聯，有了時間，對我的生命體驗做了認真的回顧與梳理，才覺得我的小說中的每一個人，已在我的心裡一天天地成熟與豐滿了，他們中，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新的一代，成了社會的脊樑。也似乎覺得，我苦苦尋找的東西，也隱約地尋找到了，應該到了動筆的時候。

小說中的場景，小說中的人物，都在我的故鄉。有的人物，我連名字都沒有改。只要我一閉上眼，他們的音容笑貌就栩栩如生地浮現在了我的眼前。儘管如此，困惑也不少。如何表現生活，如何提升這些人物？以描寫為主，還是以敘事為主？我曾經十分的矛盾。我喜歡那種平靜的文字下，湧起的波濤，也喜歡一字一字的，跳動著的音符。但是，當我提筆一寫，還是忍不住心潮澎湃，激動萬分。我無法剋制著我的衝動，正如我無法剋制我對這片的土地的熱愛。充滿激情的寫作，往往會失之偏頗，卻也有冷靜的敘述所無法企及的感染力。我一向排斥綿密的自說自語式的絮絮叨叨，也不欣賞原生態的自然主義的生活堆砌。由於作家本人的性格不同，他的表達方式也截然不同。正如托爾斯泰無法用博爾赫斯的方式去敘述，卡夫卡也無法寫出《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巨著，但是，這絲毫不會影響他們都是世界級的大師。既然我無法剋制自己的情感，就只能隨其自然了，過分地強迫自己，往往適得其反。

當我進入寫作狀態，才第一次感到了，寫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將是對自己的知識、思想、修養和人格的挑戰。過去也曾知道，一個作家的人格修煉，精神資源的深與淺，直接關係到作品的高低。但是，知道歸知道，因為切身的體驗不深，總也不以為然。直到現在，我才深切地感到了我的知識資源、思想資源、精神資源的貧乏和不足。我第一次有了一種刻骨銘心的認識，一部作品的成敗，與一個作家的自身修煉將有著多麼重要的關係。寫作到了一定的階段，僅有熱情、生活、技巧和靈氣是不夠的，思想便成了決定性的關鍵。思想於小說，猶如燈之光，火之焰，珠寶之氣，金銀之澤。有了它，就有了神韻。如何更加準確的把握人物的命運，真正概括出西部農民的真實，極大的發掘出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含量，這使我時常出現的困惑，這也正是我要逾越的高峰。這其間，我有幸檢視了雷達先生的《長篇小說是否遭遇瓶頸——談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精神能力問題》和《當前文學創作症候分析》。雷達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評論家，他寫的評論文章，我凡能蒐集到的都要找來認真地看，每看必受益。這次亦然。先生的論述，猶如洪鐘大呂，對我的創作啟發相當大，他站在人類抒寫的高度，俯瞰當前的寫作姿態，所指出的癥結正是我創作中遇到的困惑，悉心揣摩，我的思緒彷彿開啟了一扇窗戶，似乎慢慢地從困惑中走了出來，最終逾越了一個個障礙。

當我的小說快要完成的時候，我從媒體上看到了兩則新聞，對我的觸動很大。一則是一列從新疆開過來的鐵路客車被沙塵暴困在嘉峪關數個小時，飛沙將厚厚的玻璃窗打成了碎片。二是“武威放水救民勤”。前者讓我震驚，後者讓我溫暖。生態的惡化的確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大自然已經向人類發出了嚴重警告，如果我們不珍惜，必將得到應有的報應。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愛護它，就是愛護我們自己。生態的惡化，與水有著很大的關聯，民勤與武威，歷史上曾發生過無數次的爭水事件，雖也有吵鬧，甚至也有過械鬥，但是，這種爭鬥，說到底，只是一種兄弟式的爭鬥，到了關鍵時刻，兄弟畢竟是兄弟，他們還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這其實也表明了人與人的關係逐漸走向和諧。如何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改變人與人的關係，這已經成了全球化的問題。這些問題正是我的小說想要關注的。更重要的，還想寫出人的一種精神，以及這種精神的傳承。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才使他們在非常嚴酷的生活環境中生存得有滋有味，也正有了這種精神的繼承與揚棄，才會一代比一代強。中國農村歷來是政治和改革的前沿陣地，在解放後的半個多世紀的探索與實踐中，農村經歷得實在是太多太多了，生產方式的否定之否定，逐漸探索出了一條農民富裕，農業發展的新路子。這些正是我們的文學工作者不能忽視的。一部長篇小說的承載畢竟是有限的，能否準確地把握與駕馭，能否高度的概括和提升，說到底還是一個作家的精神能力問題，我知道我還不夠，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我已經盡力了，也只能如此。有人問球王貝利，你最好的球是哪一個？貝利說，是下一個。可我，沒有那種自信心，只能說是這一個。我一直對關心我創作的領導、師長、朋友和讀者心存感激，是他們，給了我創作的自由，也給了我創作的熱情。感謝甘肅省委宣傳部，把這部作品定為全省的重點文藝專案，給予了資金上的扶持，消化了我幾年的差旅費。在此，我一併深表謝意，雖然是輕描淡寫地一筆，我的心卻是真誠的。

二OO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於珠海（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