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上海四

蔣介石或許是性格過於刻板固執，也或許是與行伍出身有關，積年養成的生活習慣是難以改變的。據他的最親信的侍衛回憶說，他每日清晨，天還沒有完全放亮，就穿著睡衣輕輕地離開溫馨的雙人床，為了不驚醒喜愛晨睡的夫人宋美齡，小心地穿好拖鞋，踮著腳，走到窗前，默默地望著尚未開啟的窗幔陷入沉思。他可能是回憶昨天工作的情況，也可能是在暗自部署今天黨政軍諸方面的工作。

今天是十月十日。每一個國民黨員都知道，這不僅是辛亥革命勝利的紀念日，更重要的是又被孫中山先生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所以，每到這一天，舉國上下是要熱烈慶祝的。蔣介石今晨醒來，照例像教徒做祈禱那樣，獨自駐步窗前，默默地望著尚未開啟的窗幔陷入沉思。此刻他想到的可能是：今天是中華民國第十九個國慶日了，今年國慶的主題應該是什麼呢？

蔣介石是一位非常實際的政治家，他絕不幹那種畫餅充飢或望梅止渴的蠢事。為此，他經常在屬下面前笑話汪精衛：他的空話、大話講得實在是太多了！說來也十分好笑，蔣介石早年入保定軍校，後東渡日本學習軍事，自從加入同盟會後，經常跟在孫中山的身邊，聆聽先生教誨。可是，他的很多思想卻不是承繼先哲聖人的，而是從他兒時聽來的一些事情感悟出來的。這有點兒像中國的老百姓，他們不是從教科書上學歷史，而是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上下五千年，縱橫八千里，洋洋灑灑，都能說出一套自我感覺良好的故事來。至於對和錯，這倒是無關緊要的。舉例說吧，當他一想到今年國慶的主題之後，他的腦海中就很自然地想到，俗話說得好嘛，紀念死人是為了活人。所以嘛，歷朝歷代的主宰者都在遵循這樣的規矩：紀念先人立國的艱難，是為了當代的皇帝更好地坐天下。那麼，我蔣某人今天紀念第十九個國慶日，也自然不應破此賢哲所留下的規矩了。然而當他一想到鞏固今日政權這個話題，遂又禁不住想起了就要以他全勝而收場的蔣、馮、閻中原大戰來了。

蔣介石擊潰閻錫山部署在津浦線上的晉軍之後，遂揮師西指，集中全部兵力攻打馮玉祥部署在隴海線上的西北軍。蔣介石深知西北軍一向待遇低，生活苦。丘八盟兄馮玉祥的封建家長式的治軍方式，表面看來軍紀森嚴，人人尊敬，絕對服從，實際上西北軍內部早已為軍閥征戰搞得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現狀的機會。蔣介石看準了西北軍這一致命的弱點，認為如要儘快打垮西北軍不應用炮彈，而應該採用“銀彈”加“肉彈”的攻勢。遂命令隴海線六個守備區都在前沿辦起陣地俱樂部，他“特命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負責辦理此事，用火車車廂或者汽車，佈置成流動酒店，備有中西大餐、煙具、賭場，僱用上海舞女、妓女充當招待。凡是西北軍官兵前來，均請入內，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樂之間，蔣介石的特務從中拉攏，臨別時還根據官階的高低及對蔣軍作用的大小，贈送數額不等的現金”。蔣介石這一招甚是奏效，不少西北軍官兵改換門庭，有的還充當了蔣軍的坐探。因此，當蔣介石發動總攻之後，遭到“銀肉兩彈”打擊的西北軍銳氣大減，未經幾個回合的較量，遂沿著隴海線向西退卻。

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事戰略家，很早就知道中原大戰勝負的砝碼，操在握有二十餘萬東北軍的張學良的手中，誠如當年的楚漢相爭，誰擁有韓信，誰就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一樣。同時，蔣介石又清楚聰明的張學良面臨日本的嚴重威脅，父喪未久，內部未固，實不願參加這場內戰引起內部分裂，給覬覦東北的日本人以可乘之機。為此，他在中原大戰前兩個階段——即在南線打敗桂系、在北部東線擊垮閻錫山的同時，採取封官許願等策略穩住張學良，使之不倒向馮玉祥與閻錫山。待到晉軍失去濟南之後，張學良認為再不出兵相助蔣介石，一俟中原大戰結束，他的日子就很不好過了。為此，他藉口到葫蘆島主持海軍典禮，順便到了北戴河，向馮閻聯軍做出了出關的表示。接著，他於九月十七日對《大公報》記者發表談話：在目前形勢下，他“已不能不被迫而出面干涉，唯餘之意，干涉非用武力耳”。翌日——九月十八日，他一邊“籲請各方即日罷兵”，一邊傾二十萬東北軍浩蕩出關。這就為蔣介石提前結束中原大戰提供了軍事條件。但是，由於張學良親率二十萬東北軍入關，使得東北三省兵力空虛，等到來年的九月十八日就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此乃後話。

蔣介石歷來反對“窮寇勿追”的軍事思想。他一向主張“當讓人處不讓人，該下手時必下手”。他以勝利者的姿態號令三軍，絕不給閻錫山、馮玉祥等留有喘息的時間。十月三日，為迅速瓦解馮閻聯軍，他釋出大赦通電，但明令指出：閻錫山、馮玉祥不在赦免之列。可是，他清楚地知道，歷經兩年的裁軍會議所沒有完成的任務——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基本上實現了，接下來，他就剩下一個心腹之患共產黨了。因此，他駐步窗前，終於想出了紀念中華民國第十九個國慶日的主題：在舉行盛大的慶祝大典上釋出告國民通電，宣稱目前最切要的五項工作：“肅清匪共”、“整理財政”、“澄清吏治”、“開發經濟”、“厲行地方自治”。

也就是從一九三○年十月十日起，蔣介石把“肅清匪共”當作他的第一項所謂治國大事了。

誠如前文所述，蔣介石為了與政敵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國元老爭搶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幟，繼而登上中山先生留下來的權力寶座，其中修建中山陵，是他走的若干步棋中很重要的一招。自從他完成奉安大典之後，在重要節日帶頭謁陵，遂成了他雷打不動的儀式。自然，他的用意還是那句老話：紀念死人為了活人。把話說白了，他有意利用中山先生這塊近似神位的牌子，達到建立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統治。今天是所謂國慶十九週年紀念日，他豈能不帶頭登中山陵、謁先總理像呢！

宋美齡是一位有著獨立人格的女性，她不僅不屈服於權力的壓力，甘當蔣介石思想的俘虜，相反她還想用西方的思想改變蔣介石。因此，她在與蔣介石相處的日子裡，還是費了不少心思去揣摩這位獨裁者的思想構成的。今天，她學著西方總統夫人的樣子，身著高檔旗袍，親暱地挎著蔣介石，沿著那不知登過多少次的石級，十分和諧地一級一級地向上攀登。然而，當他們一道登上了中山陵之後，微喘的宋美齡驀然抬起頭，看見了那鐘形的建築。也就是這一剎那之間，她不由得想到了她所敬仰的美國自由女神，又由自由女神想到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待她想到就要結束的蔣馮閻中原大戰之後，就又禁不住暗自喟嘆：

“中國何時才能實現美國式的自由呢？”

少頃，宋美齡從她的理想王國回到了現實，她微微地搖了搖頭，又有意轉身俯瞰那些拾級而上的軍政官員，她沒有發出這樣的自問：“有幾個是真心來拜中山先生的呢？”而是淡然一笑。接著，她又側目一看，只見蔣介石駐步原地一動不動，向著南天眺望，似在凝思些什麼。或許她為了驗證自己的一些想法，款步走到蔣介石的身旁，小聲地問道：

“達令，你還是在想北方的戰事嗎？”

蔣介石聞聲依然遠眺南天，僅僅冷然一笑，操著不無蔑視的口吻說道：

“區區小事，何足道哉！北方的戰事，我早已勝算在握，用不著我再費心勞神了。”

“那……你在此時此地想些什麼呢？”

“一個是抽象的，也就是汪精衛這些書生們說的理論問題；一個是馮、閻二人繳械後，擺在我面前的、也是很實在的安邦定國的大事。”

宋美齡一聽愕然，似乎覺得這些話不是從蔣介石的嘴裡說出來的。她沉吟有頃，好奇地問道：

“你所指的抽象的理論問題……”

“說來也不複雜。用中國老百姓的話說：到什麼山唱什麼歌，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今天嘛……”

“你就站在中山陵前說說自己的感想吧！”

“行！”蔣介石沉吟有頃，感慨萬千地說，“我承繼了中山先生留下的全部遺產，自然也要為這些遺產付出必要的代價。”

“你的意思是……”

“中山先生以天下為公的宗旨，想包容天下所有的主義、政黨，甚至還想包容那些包藏禍心的新老軍閥。可是，他一旦仙逝之後呢？”

“蘇俄、共產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一個接著一個地向你發難，對吧？”

“對，完全正確。”

“所以，你就不得不為這些遺產付出必要的代價？”

“是的，是的。”

“你為什麼不可以像中山先生那樣，更高地舉起他所倡行的天下為公的理想旗幟呢？”

“他在中國老百姓的心中是神，就像是觀音菩薩那樣，理論能當飯吃，能當水喝；我呢，在中國老百姓的眼裡，不過是跟著他打天下的一員武將，說空道理，誰也不聽。”

“你怎麼不學學中山先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變成神呢？”

蔣介石側目看了看宋美齡那認真聆聽賜教的表情，不無蔑視地哼了一聲，差點兒說出“可笑”二字來。當他再一看拾級而上的屬下，低聲地說道：

“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是神嗎？釋迦牟尼生前有誰稱他是佛祖？就說你勸我洗禮皈依的基督吧，他活著的時候不也是受苦受難嗎？”

宋美齡聽後感到是那樣的不順耳，可當她再一想蔣介石講的這些聖賢哲人生前的經歷，也的的確確就是這樣的。這時，似乎也只有這時，宋美齡覺得蔣介石在宗教問題上的見解遠遠超過了自己，儘管她自己永遠也不承認這一事實。另外，宋美齡自有她聰明的地方，那就是善於掩飾自己的短處，隨即又把話題轉到現實中來，小聲地問道：

“那你總有行之有效的對策吧？”

“當然有了，不然今天來參拜中山先生的就不是你我了。”蔣介石說到此時有些得意地笑了，“我從中山先生活著的時候，他所經歷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或者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改朝換代中，也或者說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的較量中，醒悟到這句世人皆知的俗話：有槍便是草頭王是真理！”

“所以，你一直抓住軍隊不放。”

“放了軍隊，你我的腦殼就搬家了。”蔣介石不無得意地又笑了笑，“當然，光靠軍隊還不行。在同汪精衛、胡漢民這些元老派的鬥法中，我還醒悟到了一句文話叫縱橫之策。”

“那你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呢？”

“以後再議。”蔣介石轉身看了看遠遠列隊等候祭陵朝拜的文武百官，“夫人，謁陵儀式應該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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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從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就認定未來與他爭天下的不是國民黨內的所謂左派、右派，以及諸地方實力派，而是共產黨。但是，由於他當時自身的地位和實力，使他不能在孫中山先生倡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時候有絲毫的表露。相反，他要藉助孫中山先生的旗幟、共產黨人的力量，把他一步一步地捧上軍事統帥的地位。孫中山先生仙逝之後，他又藉助手中的軍權，以及蘇俄顧問與共產黨人的支援，擊垮了以胡漢民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元老集團。接著，他又因勢利導，與失意的右派元老胡漢民等結盟，把國民黨中的假左派汪精衛逼下臺。當長江兩岸歡慶北伐勝利的時候，他認為機會到了，遂又採用突然襲擊的手段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妄圖把他內心的政敵共產黨一舉殲滅。

出乎他所料的是，共產黨人並沒有被他斬盡殺絕，作為對他屠殺政策的回答，共產黨人又憤然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雖說這些革命的義舉，在蔣介石軍事集團的壓迫下相繼失敗了，可是所顯示出的強大的生命力，卻令蔣介石不寒而慄！

蔣介石由此看到了共產黨人潛在的實力，同時他又錯誤地認為，經過“四一二”後的共產黨人已成強弩之末，只要組建龐大的特務組織，與潛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領袖人物鬥法，根除所謂赤禍是易如反掌之事。這就是他讓陳氏兄弟組建中統特務組織的主要原因之一。

蔣介石在這種輕共思想的指導下，傾全部國力完成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的所謂大事。這就是他相繼演出蔣桂、蔣馮、蔣馮閻等新軍閥混戰的原因。然而出乎他所料的是，共產黨人又藉著他消滅諸地方實力派之機星火燎原，不僅上海租界中的共產黨人公然發動聲勢浩大的罷工、罷市運動，而且各地的紅軍猶如雨後的春筍，在大江南北的山村水鄉建立起來。其中在湘贛一帶活動的朱毛紅軍，竟然強大到可以乘虛攻下長沙的地步，這不能不令他暗暗吃驚！也就是在他慶祝完中華民國第十九個國慶日之後，他的戰略重點已經悄然轉向集中力量消滅共產黨。

如果說蔣介石在與地方實力派進行軍事角逐的時候，他對付共產黨的主要策略是，以軍警憲特消滅地下共產黨的組織，那麼時下他對共產黨即將採取的措施就成了這樣兩句話：一是運用手中握有的軍權，堅決消滅各地的紅軍部隊；二是採用恩威並舉的策略，分化瓦解中共設在上海的中樞機關，逮捕和法辦那些在他看來冥頑不化的所謂禍首。前者，他交給何應欽等人去籌謀軍事圍剿；後者，他又找來陳立夫等人去上海承辦。也就是在這次召見中，陳立夫雙手呈交了一封信，蔣介石看後沉吟片時，提筆在信上批道：

交楊登瀛親辦。

中正

周恩來作為一代戰略大家，他非常清楚蔣介石下一步要走什麼棋。他為了應付蔣介石對蘇區即將發動的軍事“圍剿”，親自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二號——為發動全國的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進攻紅軍蘇維埃區域運動，以紀念十月革命和廣州暴動》。他向全黨，尤其是各地紅軍指出，國民黨軍閥最近在湘、鄂、贛三省調動了將近二十個師的兵力，準備實行他們的“圍剿計劃”。“然無論如何，反動統治之進攻紅軍蘇維埃區域，總是目前主要的危險”。當前最中心的任務，是調動全國勞動群眾和紅軍，打破敵人的進攻。同時，他清楚蔣介石興兵進剿的重點是朱毛紅軍，遂又於十月二十九日代中央起草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對此，《周恩來年譜》作了如下記述：

信中說：聽說你們為攻長沙或南昌而爭論以致發生分兵行動，“問題的中心並不在攻南昌還是攻長沙。照今天的形勢來說，攻長沙或是攻南昌，並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黨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組織革命戰爭來擊破敵人“圍剿”與進攻。必須根據鞏固地向外發展的原則來計劃行動方針，堅持進攻以擊潰敵人的策略，集中一切武裝力量並統一指揮，利用敵人的弱點，盡力的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打擊。各蘇區要進行適當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動都能牽制敵人的調動和援助，而收到我們自己和互相策應之效。信中指出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朱德為紅一、紅三軍團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指導統集中到中央局。

周恩來一向關注黨中央的安全。為此，他回到上海之後，在籌備召開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同時，就已經著手瞭解並加強中央特委會的工作。為了獲取國民黨中央的核心機密，他又特別關心打入敵人心臟中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三人的工作。為此，陳賡向他作了專門的報告：

周恩來離國之後，徐恩曾在錢壯飛的幫助下，迅速地建立起一個行之有效的特務首腦機關。地址在南京中山東路五號。為了掩人耳目，在錢壯飛的建議下，門口掛了一個“正元實業社”的招牌。知情人都清楚，南京中山東路五號是徐恩曾的特務機關大本營。凡是送給徐恩曾的檔案、電報，都由國民黨中央黨部轉送到這裡，再由首先看到這些密件的錢壯飛分檔儲存；設在漢口、九江、安慶、長沙、青島等地的特務組織發來的電報、情報，也是經由錢壯飛提出意見，由徐恩曾簽字後再交由錢壯飛處理。因此，錢壯飛很容易獲取這些重要的情報。當時，擔負李克農與錢壯飛之間傳遞情報的是錢壯飛的女婿劉杞夫，可謂是萬無一失。

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前後，錢壯飛以蒐集諸地方實力派的情報為由，徵得徐恩曾的同意，遂在南京、上海、天津創辦了以新聞通訊社和新聞廣播為掩護的公開情報機關。其中心指揮機關為“長江通訊社”，社址設在南京的中央飯店四樓，也就是“正元實業社”的隔壁，負責人是錢壯飛。另外，在南京還設立了“民智通訊社”，社長是錢壯飛，主要編輯是胡底。為擴大業務，經徐恩曾同意，於一九三○年冬天在天津設立“長城通訊社”，由胡底任社長。在上海則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為招牌，李克農以採編廣播新聞為掩護，開展上海方面的情報工作。

與此同時，錢壯飛為了取得徐恩曾的寵信，打著獲取張學良在中原大戰期間態度的幌子，主動提出由他與胡底潛往東北，蒐集有關的軍事情報。為了慎重起見，中央特委會決定派陳賡同行。他們拿了國民黨的錢，三人一同出關，在沿途黨組織的幫助下，共同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其他任務。他們回到上海以後，又把一些軍事情報和當地報紙上的材料剪剪貼貼，寫了一份四萬多字的報告。徐恩曾閱後大加讚賞：“真了不起，哪來的這麼多材料！”從此，他對錢壯飛、胡底信任有加。

也就是在雙十日國慶典禮不久，陳立夫獲悉蔣介石一俟結束中原大戰，即可對朱毛紅軍發起進剿，並把有關兵力調動的電報拿給徐恩曾看。自然，錢壯飛也就得到了有關進剿朱毛紅軍的絕密戰略情報。接著，這絕密的情報交由李克農轉陳賡，再由陳賡轉分管軍委的周恩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恩來代表中央向紅一、紅三軍團發出上述指示信，也有錢壯飛等同志的功勞。

正當周恩來密切關注蔣介石即將對白區展開全面“圍剿”，進而完善和加強中央特委保衛黨中央安全工作的時候，突然關向應同志被敵人逮捕了。周恩來當即命令顧順章、陳賡等同志，全面瞭解關向應被捕的原因，制訂切實可行的營救方案。

關向應，遼寧省金縣人，一九○二年生於一個滿族家庭。早年，他在東北宣傳革命思想，並於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讀書。翌年回國，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之後，先後在河南省、團中央組織部工作。黨的六大召開之後，他當選為中央委員，並擔任團中央書記。六屆三中全會之後，參加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一天，他因受到英籍巡捕懷疑而被捕。同時，還被抄去一大箱子檔案。透過內線還獲悉：當時巡捕房的英國人看見那麼多的檔案和材料，可因華語水平太差，挑不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沒有用的，天天圍繞著這個箱子轉，想不出辦法來。

周恩來聽了陳賡等人的上述報告之後，認為當務之急是先把這一箱子檔案從巡捕房搞出來，然後再營救尚未暴露身份的關向應同志。為此，他問道：

“我走後楊登瀛的情況怎樣？可否由他出面和英國人交涉這件事？”

楊登瀛精通國民黨官場中的一切情況，他為了取得陳立夫的信任，利用和工部局的特殊關係，免稅為上海國民黨公安局長以及陳果夫、陳立夫各搞了一部進口車，並親自押車送到南京。同時，他也採用同樣的辦法，為徐恩曾搞一些英國或美國進口的高檔物品。這樣一來，陳立夫交由徐恩曾酌辦的案子就很自然地落到楊登瀛的手裡。在這個時期，徐恩曾還秉承陳立夫的意圖，親自登門拜訪楊登瀛，還將南京中山東路五號大本營的地址告訴楊，歡迎楊到南京時來做客。如此交往的結果，徐恩曾對楊登瀛從不懷芥蒂之心。為此，徐經常打電話或寫信對楊指示工作，但從不檢查楊做得怎樣。為表示親密無間，徐還對楊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央（指陳立夫）在用錢上總是依從你的，你知道嗎？”同時，徐又學著蔣介石的樣子，送了一套《曾國藩家書》給楊，用以拉攏。

這樣一來，英國人越發看中了楊登瀛的價值。那位自稱是楊登瀛好友的蘭普遜就主動地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確有急辦的案子，不必辦理拘捕手續，作為現行犯隨時叫我蘭普遜去逮捕就好了。”

對於楊登瀛上述的情況，陳賡是瞭如指掌的。因此，他對周恩來大包大攬地說道：

“沒問題，他時下既是徐恩曾派在上海的紅人，又是英國巡捕房信得過的要人。”

“好！”周恩來點了點頭，“一定轉告楊登瀛：第一步，把那一箱檔案搞出來；第二步，想辦法再把關向應同志保釋出獄。”

陳賡當即約見楊登瀛，二人共同商討了落實周恩來上述兩步意見的方案。有關楊登瀛在陳賡指導下營救關向應同志的經過，《陳賡大將》一書是這樣記述的：

中央要陳賡設法營救關向應，而首先要搶救被敵人搜走的這批檔案。因為關向應被捕時化名豐世珍，只要我們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敵人就無法判斷他的身份，黨的機密也不至於受到大的損害。趕巧這時英國巡捕房酷刑拷打關向應，沒有得到任何一點口實，也正在為這一批檔案發愁。英國人看見這麼多的檔案和材料，挑過來揀過去硬是找不到哪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圍著檔案箱子轉，也無濟於事。陳賡為了摸準情況，先叫楊登瀛到巡捕房探聽訊息。楊登瀛回來說國民黨想要把檔案弄走，英巡捕房不同意，強調這個案子是租界破的，不願意把檔案交給國民黨。陳賡便同楊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蘭普遜，就說願意幫助巡捕房來鑑別這些檔案。蘭普遜正求之不得，就對楊登瀛說，那就交給你來鑑別吧！楊登瀛見蘭普遜已經應承，忙又改口說自己事忙，不過可以另想辦法。楊登瀛和巡捕房談好之後，陳賡就根據中央指示，派劉鼎去鑑別，告訴他說，要把所有手抄的和複寫的檔案都拿回來，其他的可以不管。陳賡還特別囑咐劉鼎：不要將被捕者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告訴楊登瀛，怕他知道了膽怯，不好營救。於是，楊登瀛就把劉鼎作為他的“專家”介紹給英巡捕房，並把他帶到存放檔案的房間，把門帶上。劉鼎在這裡仔細地檢查了全部檔案，把裡面的手抄和複寫檔案抽出來藏在身上，出來的時候手裡還故意拿著幾張油印檔案，對巡捕房的人說：“我帶回去看看！”後來陳賡叫楊登瀛告訴蘭普遜：被捕者是一位學者，抄出來的檔案，都是一些學術研究資料，以此把敵人敷衍過去了。

另外，該書也明確寫道：“敵人認為關向應不是‘要犯’，押了不到一年即行釋放。關向應出獄不久，被任命為紅二軍團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與賀龍共同率領紅二軍團同敵人周旋去了。”

《陳賡大將》一書所記上面的史料基本是準確的。筆者為此還查過《劉鼎傳》等史料。只是有一點是記錯了，說關向應是在這年春天被捕的。

查《關向應傳略》是這樣記述的：“一九三二年春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任湘鄂西軍委分會主席、中央分局委員和紅三軍政治委員。”這樣算來，證明關向應被捕的時間是一九三○年冬天，而不是這年的春天。

正當周恩來與中央特委的有關同志研究營救關向應的問題時，陳賡有些緊張地走進來，嚴肅地說道：

“黃第洪叛變了。”

周恩來聽後怔住了，暗暗自問：“這可能嗎？”接著又鄭重地問道：

“有什麼證據嗎？”

“楊登瀛聽陳立夫和徐恩曾說的，黃第洪給蔣介石寫了親筆信，還說能幫著他們抓到你。”

周恩來遂陷入凝思之中。（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