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上海七
中共中央於十一月十六日收到《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就常理，周恩來作為六屆三中全會留任的三人政治局常委，自應在當天就讀到了這封八千多字的來信。
共產國際執委十月來信主要是解決立三路線問題。這封十月來信的主題，是指出立三路線的“錯誤、危險和害處在什麼地方”。信中所列罪狀的序列如次：
第一，立三同志沒有估計到現在中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特點之一：國內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
第二，立三同志提出來和國際執委的分析對立的觀點，完全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這事實就是農**動高漲的速度和規模，遠遠超過工人運動。
第三，如果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來分析中國的情形就應當估計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巨大作用。
第四，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清醒地估計到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力量和弱點。……
第五，從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總立場之中，就產生出許多其他的錯誤。
接著，十月來信指出：“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筆者認真研讀了這封十月來信，沒有找到公開譴責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段落。但是，當周恩來讀到信中“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這句話時，他會作何感想呢？當他再讀到“必須向所有的積極黨員，十分明白地和用布爾什維主義的自我批評態度，去解釋這兩條政治路線的實質，說明立三路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實質”這段話時，他難道不會想到黨的六屆三中全會與十月來信的差距嗎？如果他再聯想到王明、博古那兩封致中央的信，公開批判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是“調和主義”，時下中央所執行的是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他又將何以自白而求得全黨的理解呢？假如他再聯想到與瞿秋白回國之前，共產國際向他們二人交代的任務，他又不得不暗暗自問：“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我與秋白同志犯調和主義的根源又在何處呢？……”總之，他讀過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後的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讀十月來信的時候，必然還會注意到該信開始的這段話：“共產國際執委會很滿意地接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通知，說在伍豪同志報告之後，政治局已經取消以前的決議，而完全同意於國際執委和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團所共同擬定的決議。”同時，他也會留意全信結束前的這段話：“共產國際執委滿意地接到通知，說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已經接受這條路線，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線；我們希望全黨都接受國際的這條路線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線。”這兩段行文單從文字上講，可以解釋為共產國際對周恩來、瞿秋白奉命回國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是滿意的；如果再聯絡到全信的核心是揭批立三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把它當做政治家所慣用的客套行文或所謂策略手段也是可以的。筆者推想，周恩來可能全都估計到了。
周恩來是一位非常實際的政治家。他清楚黨剛剛召開過六屆三中全會，初步結束了李立三同志的錯誤，如果再因十月來信而引起黨內新的爭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另外，蔣介石已經調集近二十萬人馬，對中央蘇區進行軍事“圍剿”，黨的中心任務應當服從反“圍剿”這一全域性。筆者認為，這就是周恩來在討論共產國際十月來信時的思想基點。請看周恩來在十一月十八日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
“國際來信的批評是很深刻的，指出過去對於路線的動搖。我們雖說過立三這一理論的發展可以形成另一條路線，但我們的指出是沒有這樣明顯而深刻。”“對於國際來信的發表問題，我覺應遵照國際的指示，不允許擴大討論，而使工作停滯。因此此信只能發到積極幹部中去，中央加以簡要的說明。”“已經知道國際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斯科回國的），必須召集他們一次會議，要他們站在鞏固黨、幫助中央的領導立場上來做工作，不允許不經過組織而走到分裂黨的方式上去。”
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與周恩來的想法是共同的，因此大家在發言中都一致“承認三中全會沒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線錯誤，是一種調和態度。但認為在目前的特殊環境下，這個問題不宜在黨內擴大討論，以免妨礙正在實行中的工作轉變並造成黨的分裂”。同時，中央政治局或許都意識到了十月來信的嚴重性，因此，要求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再認真閱讀十月來信，進行更加深入的討論。
據史記載，中央政治局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召開擴大會議，再次討論共產國際執委十月的來信。有關周恩來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周恩來年譜》作了如下的記述：
自我回國以後，只在各個“左”傾策略上加以糾正，到三中全會時則作了總的糾正，但對“左”傾鬥爭不夠，留有調和傾向。三中全會是接受國際路線的指示，並以此定出總的方針。但過去對立三路線錯誤的揭發，取了調和態度，沒有指出其理論的基礎，沒指出因他的理論而產生各種問題上的錯誤。並強調說：要指出三中全會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傳達國際決議的，這樣來回答攻擊中央的人。
由上述發言可知，周恩來不僅知道王明等人在密謀反對中央行為，而且還採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高舉共產國際的旗幟，“指出三中全會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傳達國際決議的”，用以回答舉著國際旗幟“攻擊中央的人”。
與此同時，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還討論決定，起草《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一是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中央對十月來信的態度，再是應付王明等“攻擊中央的人”。
從政治局準備起草的決議到每一位同志的發言，都認為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核心是有權威的。或者說，是能夠領導全黨度過這暫時的困難的。
但是，王明等人早在獲悉十月來信之後，就已經不承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了。實出周恩來、瞿秋白等同志所料的是，他們給中央寫信，以及他們在私下進行的一切活動的目的，就是要奪中央的領導權。把話說白了，就是要周恩來讓位，瞿秋白下臺，中共中央應當由我王明、博古等人重新組成。因此，他們從根本上講，不僅不承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而且還下定決心要奪權。
事有湊巧，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的這一天十一月二十二日，王明興致勃勃地從敵人的監獄中接回了孟慶樹，二十三日，又在博古、陳昌浩等人的幫助下，舉行了婚禮。當時，王明與孟慶樹結婚的場面是可以想見的。請看王明當場即興賦的這首七律吧：
出獄兩天便結婚，
雙心結合勝千軍。
三年多少悲歡劇，
銀漢女郎不可分。
在王明看來，苦苦追求孟慶樹整整三年，且演出了“多少悲歡劇”，但終於迎來了“銀漢女郎不可分”的結果；更令王明欣喜若狂的是，他與孟慶樹的結合一定勝過千軍，必將開創政治上的新天地。換言之，他終於迎來了大顯身手的好時機！為此，他把自己的婚禮變成了向黨奪權的造輿論大會。
對此，中央尤其是周恩來是早有察覺的。但是，為了黨的整體利益，他權且把王明等人的小集團活動擱置不顧，繼續貫徹、落實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解決中央蘇區急需解決的反“圍剿”大事。
據史記載，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首先討論了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形勢，與會者都為反“圍剿”戰爭焦慮不安。在討論紅軍和蘇區問題的時候，周恩來講了這段話：
紅軍的戰略與黨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敵人進攻，但在軍事方面，有遊擊的進攻，有防禦的進攻，有暫時的退守。若軍事必如政治，只有硬碰是不對的。
周恩來說這段話必有所指，是針對黨內那些不懂軍事，卻一味要求用進攻來對待蔣介石發起的第一次“圍剿”的同志呢，還是隱喻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繼續提倡反右呢？在沒有準確答案之前，我們依然從上述講話可知，周恩來在軍事指揮方面，的確有著比其他政治局常委的高明之處。
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討論透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該決議仍然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三中全會一般的已經接受了國際的路線，立三同志在三中全會之上也已經承認自己的錯誤”。三中全會的不足在於，“沒有把和國際路線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線徹底的揭發出來，亦還沒有對於立三同志路線的影響佔著優勢的時期裡面政治局的工作，給予正確的估量”。眼下，中央政治局根據共產國際最近來信的精神，所作出的這一決議，自然就是一個“補充三中全會的決議”。黨在下一階段的工作，也就順理成章的是：“必須根據三中全會的議決案，根據政治局的本次決議，根據國際執委的來信，對於全黨黨員解釋立三同志半托洛茨基路線的實質”等。
簡而言之，中央政治局，包括周恩來都認為：三中全會是貫徹共產國際的會議，雖犯有調和主義的缺點，但大方向是不容懷疑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領導核心是符合黨的章程的，有能力帶領全黨貫徹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精神，肅清立三路線帶來的一切危害。鑑於王明等人借反立三路線，公開要求辯論孰是孰非的做法，“政治局認為在黨內實行‘公開辯論’立三同志路線問題是不適宜的，現在對於黨正是很困難的時候”，“因此決定：關於立三同志路線只限於解釋工作”。
對於想藉此奪取黨權的王明等人而言，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這一決議的。為此，他們利用自身的優勢和能量，集合黨內各種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勢力，一起把矛頭對準了瞿秋白、周恩來，以及經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領導。一時間，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央領導成員變成了他們攻擊的靶子。而且，勢頭一天比一天大，調門一天比一天高。在王明他們看來，時下的黨中央，在他們強大的攻勢之下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了，塌臺只是時間問題了。
對此，周恩來認為黨中央必須作出反應，對其中帶頭鬧事的王明等人，也需要給予有理有據的批評。為此，他於十二月一日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批判立三路線的報告時，不僅嚴肅地點名批評他們反對中央和拒絕組織分配的錯誤，而且還“指出陳紹禹在與李立三的爭論中，有許多觀點如‘奪取武漢’、‘革命轉變’等問題，與柏山（李立三）同志是同樣的錯誤”。第一次嚴肅地指出：當前“尤其要反對有小組織傾向的同志之超越組織的活動”。
誠如史家所評說，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是有許多問題的。它不但沒有從根本上揭露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而且還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場上來反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把他的“左”傾錯誤當做右傾來反對，從而為王明推行更“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鋪平了道路。請看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中這段最有代表性的指示：
只有完全和布爾什維主義不相干的人，才會把這種路線當做退卻。中國共產黨正是在執行這條路線的時候。並不是退卻，而恰好相反，正是進攻。革命並不停止，而是展開著。任務並沒有降低，而恰好相反，正是具體地和實在地成為革命的任務。武裝起義的方針已經抱定了。應當用布爾什維克的堅定精神和一貫精神，用列寧主義的堅持精神，去準備和組織武裝起義。共產主義的先鋒隊一定要去教育、團結、組織群眾，把他們引導到決戰的陣地上去。不要消極，而要進行布爾什維主義的群眾工作。不要談論武裝起義的“左派”空談，而要切實準備和組織武裝起義。
或許是周恩來從十月來信中看到了上述的原則錯誤，也或許是為了教育全黨同志，甚至是為了回答黨內的反對派，他花了幾天時間，終於寫成了《立三路線的理論基礎》一文。他認為立三路線之理論基礎有如下五點：
一、不懂得正確地估計階級鬥爭力量的對比。
二、否認革命發展之不平衡的特點與對革命高潮認識的錯誤。
三、組織觀念不正確。對此，周恩來嚴肅地指出：“立三同志對於組織的解釋，常常以加強主觀力量來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機會主義的觀點上。”
四、在估量鬥爭形勢與佈置工作中含有軍事投機與軍事冒險的觀點。
五、用托洛茨基的理論來補充他革命轉變的理論。
縱觀這篇論文，對形成立三路線的理論基礎的分析是有說服力的，較之共產國際十月來信要中肯得多。
十二月六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長篇發言。同時，他針對王明等人的非組織活動再次作了嚴肅的批評。對此，《周恩來傳》作了如下評述：
黨內的不滿情緒，“中心問題是不承認三中全會、要改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動上可以看出顯然是小組織傾向的”，“首先是陳（紹禹）、秦（邦憲）信對中央文件批評，對立三路線反沒甚揭發”，“他們把這認為緊急任務，簡直可以放棄一切中心任務”。周恩來強調：“政治意見可以發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組織活動是有計劃的，完全不站在擁護黨的立場，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政治意見也不是正確的；若是正確的，在組織上便不會如此。”
王明等人的非組織活動，引起很多領導同志的反感。李維漢在晚年回憶起這段歷史的時候，依然是帶著極大的情緒寫下了這段話：
十二月一日，恩來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報告，同時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錯誤。當時中央一再對他們讓步，還是不行，分配工作他們也不幹，硬要召開緊急會議。有一次政治局開會，我主張跟他們進行鬥爭。我說，他們不像話，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還鬧，分配工作還不幹，黨中央開的會還不行，還要開緊急會議。這個時候中央很軟，他們很硬。
隨著雙方爭論的深入，在王明等人看來，處於守勢的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央領導同志所能做的，也不過如此了。換言之，是到了王明他們全面出擊的時候了！到這時，王明等人不僅不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放在心上，而且他們對批評所謂立三路線也失去了興趣。他們認為立三路線已經成了死老虎，絕不可能阻止他們上臺；而今，最大的阻力是來自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所以他們集中一切火力，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瞿秋白與周恩來等同志。恰在這時，王明丟擲了他的代表作《兩條路線》。
王明的《兩條路線》是一本什麼性質的著作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如下評價：
“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志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但是，《兩條路線》這本小冊子的確為王明上臺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有關該書以“左”的思想批判立三路線的內容略而不述，簡單介紹一下該書有關大批瞿秋白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的內容：
一、全盤否認瞿秋白和六屆三中全會在糾正“立三路線”中的作用；
二、誇大瞿秋白和三中全會在對待“立三路線”問題上的調和錯誤；
三、揭露瞿秋白與六屆三中全會所謂“反國際路線”的實質；
四、譴責瞿秋白等人對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態度，有意上綱為“三中全會上接受國際決議的名義和曲解國際決議的方式下繼續立三路線的反國際路線的錯誤”。
總之，王明等人認為：“在三中全會上，對於立三路線採取了調和、投降態度，於是，實際上繼續著立三路線。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維他（瞿秋白）等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維他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怎麼辦呢？他提出了如下解決黨的“領導危機”的八項政治建議：
一、在國際直接領導之下，開始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以便根本改造黨的領導。
二、在七次大會未開始以前的準備期內，由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以領導全國正在緊張的革命工作。至少須加強國際對中央政治上組織上的各種問題的領導和幫助，對於政治局成分應有相當的改變。
三、立刻在國際路線領導和不妨礙秘密工作條件的原則之下實行發展黨內自我批評……堅決實行兩條路線的鬥爭，反對“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及對於不正確傾向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尤其要特別反對主要的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傾向。
四、立刻在黨報上公佈同志們的反立三路線的一切政治意見書。
五、立刻在加緊反立三路線及一般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中，來肅清那些不可救藥和固執己見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離開領導，以能積極擁護和執行國際路線的鬥爭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以便利於緊急的革命工作。
六、將國際最近來信……印發給全黨。
七、中央政治局在國際領導之下，立刻公開宣佈三中全會決議及最近中央各種通告……無效……號召各級黨部完全遵照國際決議及指示執行實際工作。
八、在組織上實行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堅決反對家長制度、命令主義、委派制度、懲辦制度等等。
與此同時，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比較早的反對立三路線、且又受到六屆三中全會無端批評的這些資深的老同志，他們見到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之後，自然也會對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批評，並建議召開像當初八七會議那樣的緊急會議，提出改選中央領導機構的主張。由於這些老同志反對立三路線以及反對六屆三中全會是為了黨的整體利益，絕無王明等人向黨奪權的野心，所以，他們的行為是堂堂正正的。其中，林育南向中央鄭重建議：重新發出一個更為嚴肅的決議，要明確指出六月十一日以後的路線是“立三路線”，要指出三中全會的錯誤，並修改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實事求是地說，何孟雄等同志雖然也有不少怨氣，但其出發點還是出於公心的。
然而，還有一位何孟雄的老戰友——羅章龍也在舉旗反對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由於他在中國革命歷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即將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表現，有必要簡介幾句。
羅章龍，湖南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一九一二年，我由瀏陽至長沙求學，就讀於長沙第一聯合中學，於一九一七年上期畢業，其間我結識了毛澤東”。不久，他加入新民學會，翌年決定東渡日本留學。毛澤東作長詩《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為之一壯行色。其中用“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寄託了毛澤東的厚望。由於拙作即將道出的原因，羅章龍被開除出黨，他晚年深感有負毛澤東的心意，遂將“世事紛紜從君理”改為“世事紛紜何足理”。由於羅章龍在滬候船期間，獲悉日本政府迫害中國留學生等事件，他決定北上故都，考入北京大學。後在恩師李大釗、陳獨秀的幫助下接觸馬克思主義，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最早的成員之一。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後，他任中共北京區委執行委員會書記。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與毛澤東一道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執行委員，一同在黨中央領導核心工作，八七會議之後，他留在白區工作，負責全國總工會的工作。由於他與何孟雄等同志均為陳獨秀當年在北大的弟子，在批評陳獨秀機會主義路線的時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他們畢竟都是受黨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覺察會早一些。晚年的羅章龍並不承認他反立三路線、反六屆四中全會有野心，但當時黨對他的結論卻是：在國際十月來信之前，羅章龍在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中，“是一貫的採取消極態度。國際來信後，他便由機會主義的消極進而站在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立場上來反對黨反對國際了”。同時，還指斥他與徐錫根、王克全等一起，進行小組織活動。請看他們如下的觀點：
“三中全會是公開保證立三路線繼續執行，是更加有力阻遏黨內同志反立三路線的運動，所以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只是立三路線的變本加厲，只是擴大和延長立三路線的惡果，只是推遲了對於國際正確路線的執行達六個月之久，增加黨與革命更浩大的損失，是比立三路線更危險的東西……召開緊急會議，從根本上解決政治上組織上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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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羅章龍在黨內有著這樣久遠的歷史和很高的地位，他一定有著極其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和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再加之他又是全總的負責人，所以，由他帶頭反對三中全會的影響是會遠遠超過王明等人甚至何孟雄等同志的。也或許是矛頭所指一致的原因，這三派反立三路線、反六屆三中全會的目的並不完全相同的勢力，在最初階段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合為一體，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把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完全地放在了被告席上。對此，《周恩來傳》作了如下的評述：
王明等這時已覺得有恃無恐，公開打出“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旗號，更加猛烈地攻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指責它已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不能領導全黨工作，要求由國際組織臨時的中央領導機構。他們對進一步揭發李立三的錯誤沒有多大興趣，置黨的一切中心任務於不顧，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認三中全會、要求改組中央上面，把這說成是緊急任務。羅章龍和一些受過三中全會錯誤批評的幹部，這時也要求召開緊急會議，來解決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問題。周恩來等到處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下去。
如果說周恩來在前一階段努力揭批立三路線的錯誤，勇敢承擔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的責任，是為了黨的整體利益；時下，他如此出於公心“到處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下去”，他就不能不想這是為什麼了。也就是在這前後，他漸漸相信瞿秋白同志的話了：王明等人如此而為是有背景的。不言而喻，這背景就是指的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等少數人。因此，他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堅持工作，不僅會給王明等人以“戀棧”嘲諷的把柄，而且也會貽誤黨的工作。怎麼辦？他在十二月九日政治局會議上痛苦地講了如下這段話：
“如果繼續下去，中國黨的領導機關的威信再也經不起了，撤換領導機關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問題是會發生許多派別，黨會受大的損失。”
也就是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堅持要王明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最後，與會者一致同意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