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上海六
周恩來回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與瞿秋白等領導同志一起努力，比較成功地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同志的“左”傾冒險錯誤，黨內包括王明等人在內的大多數同志還是比較滿意的。與此同時，中原大戰結束了，蔣介石公然向中外宣佈：他將集中一切力量消滅蘇區的紅軍。為此，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書記，遂又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反“圍剿”方面來。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遠離紅軍反“圍剿”戰場的周恩來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他唯有透過打入敵人心臟的錢壯飛等同志來實現。在這期間，錢壯飛等同志透過各種渠道，準確無誤地向中央提供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的戰略意圖。大意謂：
遠在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何應欽按照蔣介石的旨意，召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國民黨的黨政軍高級官員舉行“綏靖會議”，確定了以軍事為主，黨務、政務密切配合，分割槽組織對紅軍各蘇區進行“圍剿”的總方針。那時，中原大戰尚未結束，僅僅透過了一個《湘鄂贛三省剿匪實施大綱案》。一俟馮玉祥、閻錫山等宣佈兵敗歸隱，蔣介石就下令長江兩岸各省設“綏靖區”督辦、司令或總指揮，準備發起對紅軍的“進剿”。同時，他迅速揮師南下，對蘇區與紅軍形成全面“會剿”的態勢。待到十月二十日前後，蔣介石“將其第七十七師、新編第五師、第五十師、第六路軍第二十四師、第八師分別由湖南、河南調入江西境內，連同原駐江西的第十八師、新編第十三師、獨立第十四旅，共七個師又一個旅。另外，又令在武漢休整的第十九路軍（轄第六十、第六十一師）準備進入江西。蔣介石指令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指揮以上各師，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大規模‘圍剿’”。不久又獲悉，魯滌平指派直屬部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任前敵總指揮。
但是，有關蔣介石在第一次“圍剿”中所使用的戰略思想、具體的兵力部署等機密情報不知。據錢壯飛等報告：一是這類高度機密的軍事情報不歸調查科收發，再是徐恩曾對錢壯飛留了一手。收發絕密情報的密碼掌握在徐恩曾的手裡，就是機要秘書錢壯飛也只有收的義務。為此，周恩來嚴肅地指示陳賡同志：
“請克農同志轉告壯飛同志，一定要想辦法把徐恩曾的這本絕密密碼搞到手。”
“是！”陳賡答說。
“請派可靠的同志，把有關蔣介石進剿中央蘇區的情報送往江西，一定要面交朱德、毛澤東同志。”
陳賡當即把有關的情報整理完畢，請周恩來籤閱過後，交由有關的同志送往江西。
周恩來作為軍事戰略家，自然知道古今中外的戰場都是瞬息萬變的。其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軍事情報。再者，他也清楚我們雖然建立了自己的電臺，但還不能用於和蘇區及紅軍的通訊。在日後的反“圍剿”戰爭中，就是從內線得到了絕密的戰略情報，也很難穿越敵人重兵的封鎖，及時而又安全地送到蘇區。為此，他向中央建議：
“為加強對蘇區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吳德峰等組成委員會，吳德峰為交通局局長，擔負建立通往蘇區的交通線和全國的交通網，輸送黨的幹部和蘇區急需的各種物品。”
此建議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接著，他又把親自起草的《中央關於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問題給一、三兩集團軍前委諸同志的指示》，交由中央常委討論透過，並於十月二十九日派人送往中央蘇區。周恩來在這一指示中較為詳細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態勢，以及敵人可能採取的戰略行為。明確指示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並指出：“過去紅軍中之保守與地方觀念，已限制了紅軍的不少發展，兜圈子式的遊擊，已使紅軍不能有陣地的向前發展，現在如果你們不以組織大規模的國內戰爭為紅軍的中心任務，而仍回到過去‘分散以遊擊’‘兜圈子以避敵人圍剿’的道路上去，則這一退守策略，必然要遭受嚴重的失敗，而被敵人各個擊破。”為此，他又代表中央為第一次反“圍剿”制定了如下的戰略：
你們必須堅信：在敵人的進攻與“圍剿”中，在全國革命鬥爭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只要我們能堅持進攻以擊破敵人“圍剿”的策略，只要我們能動員廣大群眾一致起來反抗這一“圍剿”，大規模的革命戰爭，則勝利必將為我們所得。
與此同時，身處反“圍剿”第一線的毛澤東則認為：“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雖然有了相當的發展，但蘇區還不鞏固，在全國範圍內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還遠未改變的條件下，對於敵軍的大規模‘圍剿’，紅軍應先向蘇區內退卻，依靠蘇區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條件，發現和造成敵軍的弱點，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的變化，然後集中兵力實施反攻作戰，各個殲滅敵軍於運動中，以粉碎敵軍的‘圍剿’。”簡言之，毛澤東為第一次反“圍剿”制定的是“誘敵深入”的方針。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毛澤東與周恩來在軍事戰略上的差異；二、證明正確的戰略、戰役的確定，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之上的。
正當周恩來在努力地克服立三盲動錯誤所造成的損失、積極為中央蘇區反“圍剿”提供戰略情報的時候，時在中央負主要責任的瞿秋白突然叩門造訪，心情有些沉重地遞上一封信。
“這是陳紹禹和秦邦憲他們寫給中央的信，你先看看，然後我們再議。”
周恩來接過王明與博古寫給中央的這封信後當即拆閱，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這封信的標題：“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圍剿’蘇區的意見”。他禁不住一怔，暗自說道：“他們並不瞭解中央蘇區，怎麼也要向中央建議反‘圍剿’的意見？”遂不動聲色地嚴肅地審閱了這封致中央的信。他讀完這封信後，方知是一封藉著粉碎敵人的“圍剿”為由頭，實質上是反對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信，其用詞之尖銳與激烈的確出乎周恩來所料。他把其中一段話又用心地看了一遍：
我們認為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過去李立三同志為領導的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立三同志的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線和國際路線是不能並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線的發展，必然要走到脫離共產國際、反對共產國際的地位上去（事實上已經走到了這種地步）。
周恩來看完這封信的直覺是：王明與博古等人突然改變了觀點，不僅明確地指出李立三所犯錯誤是路線性質的，而且還明目張膽地指出，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是立三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換言之，由他與瞿秋白共同主持的三中全會以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執行的是一條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這在周恩來看來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誠如前文所述，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召開的，就是說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政治路線上是一致的，而立三同志為代表的錯誤，只有區域性策略上的失誤，不存在路線問題。因此，他對王明、博古致中央的信中上綱為路線錯誤一是反感，再是覺得他們年輕，沒有實際鬥爭經驗，純屬是個人情緒的宣洩。他稍許平靜之後，對瞿秋白同志說道：
“不要把他們的來信看得過分嚴重。我看，是他們不想去中央蘇區的一種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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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瞿秋白有些慘然地笑了，隨即又微微地搖了搖頭說道：
“我看，問題可沒有你說的這樣簡單。或許是我過分的敏感，我總感到這封信的背後一定還有文章。”
對此，周恩來依然是將信將疑地望著情緒低沉的瞿秋白。
接著，瞿秋白從周恩來的手中要過王明、博古的信，指著信的結束部分，說道：
“恩來，你看看這封信最後兩段的語氣，難道會是出自他們兩個剛出茅廬的學生之手嗎？”
周恩來再次接過這封來信，用心地研讀這兩段文字：
我們認為在目前緊張的局勢下，任何爭論和爭辯是不必要的。並且用不著任何爭論。李立三同志的路線和中央目前的錯誤與國際決議對照之下已極端明白的放在面前，問題是在中央要以布爾什維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評來承認差錯，以避免爭論，使妨礙黨集中力量來解決當前的迫切任務。
堅決地有系統地揭破李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是兩條原則不同的路線，揭破李立三路線的機會主義的實質；並且迅速的糾正目前的各種策略上分析上的錯誤，將這些錯誤教育全黨同志。
周恩來看後自然是非常氣憤。但是，由於他與王明、博古等政治方面沒有太多的交往，更沒有瞿秋白與他們——實質上與他們的恩師米夫等人的鬥爭經歷，也不會把他們這封信與共產國際東方部聯絡起來，所以，他望著面色沉鬱的瞿秋白問道：
“那……又會有什麼其他文章呢？”
“我只是一種感覺。”
瞿秋白的感覺是正確的。王明與博古致中央這封信的背後的確是有著一篇大文章。為把問題說個清楚，還是請讀者跟著筆者重新回到八月初去吧。
誠如前文所述，李立三等人為堅持其“左”傾冒險錯誤，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代表發生嚴重對立。“為了統一思想，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在八月六日召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等四人和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向忠發、李立三等三人。會上，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對此，史家作了如下評述：
會議一開始，向忠發就向共產國際遠東局接連提出幾個問題：遠東局是否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仍然存在？遠東局承不承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遠東局是否認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經破產了？
面對向忠發連珠炮似的提問，羅伯特一面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和紀律的；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氣地指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近兩次會議上，暴露出它有執行**產國際政策的危險傾向，所以遠東局必須以十分堅毅而果斷的態度發表意見：政治局沒有破產，但我們要堅定不移地進行鬥爭，使它按照共產國際的決定來完成自己的任務。
向忠發抓住羅伯特認為中共中央的總路線是正確的這句話，指責共產國際遠東局：既然你們自己承認近兩年內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又為什麼要召集青年同志到你們那裡，在同他們的談話中表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從而使黨的團結受到威脅？……如果遠東局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犯了嚴重錯誤，那它就應當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羅伯特毫不示弱，在講話中一一列舉了李立三等人所犯的錯誤，並對向忠發的指責進行反駁……他嚴厲批評李立三執行與共產國際路線對抗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而公開地發表了反對共產國際的意見。最後，羅伯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五條建議：第一，政治局要執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定；第二，在共產國際的新決定到達之前，推遲發動南京和武漢的起義；第三，由於事態發展而需要作出的一切決定，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共同負責處理；第四，停止爭論……
李立三表示：“明天將在政治局討論這些建議。”……
參加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傑克也嚴厲地批評了李立三……他指出，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下十次地說，共產國際沒有弄清中國的形勢、共產國際的路線需要修改、共產國際應當採取進攻路線。據李立三說，共產國際竟連中國革命的總趨勢都不理解……傑克的講話還未完畢，向忠發便大聲插話，使發言無法繼續進行下去，聯席會議不歡而散。
會後，中共中央以向忠發的名義致函斯大林，請求給中國革命以切實的援助。自然，也嚴厲地指責了共產國際遠東局。
對此，周恩來與瞿秋白一無所知，因為他們二人正在回國的路途之中。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以及遠東局的報告送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書記處閱完這些材料，特別是對八月三日以來中共中央講的對共產國際不尊重的議論十分惱火。“在共產國際看來，李立三竟然要同共產國際算賬，這是共產國際的紀律所不能允許的。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把李立三的錯誤性質由策略錯誤上升為路線錯誤，決心對李立三的問題來一次徹底的總清算”。就這樣，共產國際執委會於十月形成《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並派專人送往中國。這封信不僅把立三錯誤升格為路線問題，說他執行的是一條“反國際的政治路線”，而且還全盤否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積極作用，給它戴上了“調和主義”的帽子。
中共中央於十一月十六日收到共產國際這封十月來信。
但是，王明卻早在這之前就知道這封十月來信的內容了，故他在十一月十三日與博古致中央的信就明確指出，李立三犯的是**產國際的路線錯誤，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是立三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
但是，王明是何時，又是透過什麼渠道獲悉這封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呢？據一位與王明在蘇聯同窗共讀的學友說，是他回到上海後，在馬路上碰到了王明，告訴了他有關十月來信的內容。但是這並不排除還有其他的渠道。就史料分析：一、誠如向忠發指責共產國際遠東局說的那樣：“為什麼要召集青年同志到你們那裡，在同他們的談話中表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由此可知，王明這位受到共產國際青睞的青年，一定會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座上客。自然，王明從遠東局處提前獲知十月來信是順理成章的。二、也就是在共產國際形成十月來信之後，把一批忠誠於共產國際的留學生派回中國，於十月底、十一月上旬先後到達上海。他們是陳昌浩、沈澤民等人。據茅盾的回憶：沈澤民帶回了十月來信，並趕著翻譯成中文，提交中央。王明在蘇聯留學期間，與他們同屬米夫所信賴的弟子，陳、沈等人回國之前，恩師米夫會不會叮囑在翻譯成中文之前，先把十月來信告之王明，並搶在中央之前舉起批判立三路線、批判六屆三中全會為“調和主義”的旗幟，這也是有可能的。這恐怕就是王明、博古致中央信的政治背景。
也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王明開始寫他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兩條路線》。他為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這本約十萬字的小冊子寫作時間提前到“在三中全會決議發出後，利用那時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閒時間來寫成的”。他為了顯示他的才能，竟然謊稱“這一本小冊子是差不多費了半個月時間寫成的”。另外，他為了掩蓋自己先於中央得到十月來信，還在後記“幾點必要的宣告”中說：“這一小冊子在國際來信前的一個時期中，的確曾經起過相當的反立三路線及對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的綱領作用。”筆者暫不剖析《兩條路線》的實質問題，僅就常識而言，一部十萬字的論著，且寫好後又複寫了三份，合計用筆寫了二十萬字。他王明再是天才，也不可能在半個月內完稿，並又複寫完畢裝訂成冊的。
顯然，王明是有意在扯謊！
王明自從先於中共中央獲悉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之後，他為了搶旗幟，爭當中國共產黨內的先知先覺，真可謂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精神上一掃昔日的沉悶，分外活躍起來。他又是親自動筆撰寫批判所謂立三路線的長篇論文《兩條路線》，又是約見先後由蘇聯回到上海的留蘇同學共商所謂大計，又是不失時機地在給中央寫信搶旗幟的同時，把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領導推向對立面……總之，在他看來，韜光養晦的時期終於結束了，他王明不僅等來了出頭之日，而且他就要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偉大旗手了！
據史記載，就在黨中央收到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時候，“王明、博古、陳昌浩還有一人，在兆豐公園開秘密會議，研究不去蘇區問題”。或許應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句老話了吧，這四個先後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同窗好友也有了雅興，包了一間茶亭，一邊品茗一邊交談。由於博古、陳昌浩在這本拙作中，以及在中國未來的革命中都曾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故有必要對他們先分別簡介幾句。
博古，原名秦邦憲，祖籍江蘇無錫，但他卻於一九○七年出生在浙江杭州。早年受五四愛國運動的洗禮，後又受著名共產黨人惲代英的影響，毅然加入國民黨，支援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不久，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仙逝，他又積極參加五卅愛國運動，並在十八歲那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六年派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與王明、陳昌浩、沈澤民、張聞天等人是同學。由於他們在反“江浙同學會”等問題上觀點較為一致，且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上又有著同一的認識，故都得到了米夫的青睞。他於一九三○年五月回國，由於與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反對李立三，一起受到黨紀處分，並要他與王明等人一塊去中央蘇區工作。對此，他有著很大的抵觸情緒。
陳昌浩，湖北省漢陽人，生於一九○六年，長博古一歲。他於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在蘇聯學習期間，他因班級低，不僅難於與張聞天、沈澤民這些有紅色教授之稱的同學相攀，而且在王明這些師兄面前也沒有說話的份兒。但是，就思潮而言，他是站在王明、博古等人一邊的，在反所謂“江浙同學會”的時期只是跟著吶喊而已。王明、博古等同學先後回國之後，他漸漸地成了米夫的紅人。共產國際發出十月來信之後，他與沈澤民、何凱豐等人帶著恩師米夫的口頭指示相繼回到上海，並向王明通報了十月來信的內容。這時的陳昌浩深知恩師米夫對王明所寄予的厚望，因此，他的一切言行唯王明是從。
王明這時的自我感覺真是好極了！他大談了一番他與博古致中央信的內容之後，又頗有些得意地呷了一口香茗，說道：
“我真想親眼見一見，中央的領導，尤其是周恩來與瞿秋白二人，他們收到我們這封信後的表情。”
陳昌浩始出茅廬，還沒有修煉到遇大事可淡然處之的火候，依然帶著學生腔，很是激動地說道：
“我希望他們大發雷霆！唯有大發雷霆，才可以激化矛盾；唯有激化矛盾，才可以把他們的錯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的，是的。”博古深表贊成地說，“唯有讓更多的同志認識他們錯誤的實質，方顯出我們這些忠誠於共產國際的同志的本色；唯有讓黨內更多同志認識、瞭解我們是共產國際所信任的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中國未來革命的命運！”
“據澤民同志說，今天是可紀念的十一月十六日，他才把譯成中文的來信交給中共中央。我想嘛，”王明有意停了一下，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前幾天，我和博古聯名給他們寫了一信，表明我們是覺醒者。在他們收到共產國際來信的今天，我再和博古聯名給他們寫一信……”
“給奉命回國處理立三問題的兩個大人物以當頭棒喝：該清醒了！”王明得意地笑了，遂又學著江南名士的風度呷了一小口香茗，近似自言自語地說：
“這樣一來，我的頂頭上司羅邁，還能強迫我等去中央蘇區嗎？”
“我看啊，”博古接過話茬兒，“這個前執行秋白路線，後執行立三路線的羅邁，他倒是應該考慮考慮換個地方了。”
王明於無意之中向外一看，只見一位身著西裝的青年神情沮喪地走來，先用手示意靜聲，說道：
“這不是我們當年留蘇的同學王掘夫嗎？”
“是他。”博古補充道，“不過嘛，他回國之後，改名叫唐虞了。”
這時，王掘夫已經失魂落魄地走到了跟前，王明等相繼站起，熱情地說：
“掘夫，請進來坐吧！”
王掘夫本來是獨自借逛公園消愁的，沒想到在這裡碰上這麼多當年留蘇的同學，故有些驚奇地說：“啊！你們都在這兒？”
“老同學，閒來無事聚一聚。”博古逢場作戲地答說。
陳昌浩剛剛回到上海，不知深淺，貿然地問道：
“你怎麼沒和你的女友——我們在莫斯科的老同學麗莎一塊來啊？”
王掘夫聽後悵然地嘆了一口氣，隨即又無限傷情地說：
“她於前幾天突然失蹤了……”
在那個年月，所謂突然失蹤，就是被敵人逮捕的代名詞。王明畢竟老道些，樂觀地說道：
“沒關係，我的慶樹不也失蹤了幾個月嗎？想了點兒辦法，再有幾天就又回來了。”
博古一聽喜上眉梢，請王掘夫落座之後，又語意雙關地說：
“等慶樹出來之後，為了喜上加喜，我們就幫著你們把喜事辦了，怎麼樣？”
“這嘛……得聽慶樹的。”王明底氣不足地笑著說。
“這得聽大家的，這叫雙喜臨門！”陳昌浩大聲地說。
王掘夫與女友麗莎是王明等人留蘇的同學，這是誰也無法修改的歷史。但是，王掘夫在女友麗莎被捕投敵後，又和女友麗莎出賣了何孟雄、李求實等三十幾位同志。王明在修訂《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中，裝出不認識王掘夫的樣子，且把責任推到羅章龍等人的身上，實在是欲蓋彌彰之舉。此乃後話。
十一月十六日夜，王明耐不住十月來信的刺激，又與博古在一起商量給中央寫第二封信。誠如史家所評，如果王明、博古給中央的第一封信的用意，在於反立三路線、反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那麼這第二封信的目的就是，把他們自己樹成反對立三路線的英雄，為自己上臺大造輿論。把他們這封長信濃縮成幾句話，大意謂：
一、在全黨反立三路線的同志中他們反得最早；
二、在全黨反立三路線的同志中他們反得最有原則性；
三、在全黨反立三路線的同志中唯有他們才是從開始就反，給了處分還反，六屆三中全會下了決議之後繼續反；
四、在全黨反立三路線的同志中他們是最顧全大局的，只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正確意見，從不搞無謂的爭吵；
五、他們反對立三路線雖然遭到打擊報復，但堅信自己與共產國際的立場是一致的，因此，他們百折不撓。
鑑於上述各點，王明與博古又在信的最後向中央提出如下三點建議：“（1）正式公開宣佈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教育全黨。（）正式公開在各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佈我們與立三同志爭論的真相，撤銷對我們的處分。（）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會議上繼續對我們的汙衊和造謠。”
王明與博古十分得意地把這封信認真地看了一遍，二人相視一笑，似乎心照不宣地在說：
“瞿秋白、周恩來在讀了我們這封信後作何感想呢？他們又是如何討論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