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上海十一
陳賡透過內線很快搞清楚：與何孟雄、林育南等同時被捕的還有魯迅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殷夫、柔石、李偉森、胡也頻、馮鏗等左聯的知名作家。為此，周恩來請陳賡同志找來負責左聯工作的潘漢年，讓他轉告馮雪峰，請馮立即向魯迅先生報告這一不幸的訊息，並請魯迅先生利用他的社會影響，設法營救這五位曾受過他恩澤的黨員作家。
當魯迅先生由馮雪峰的口中獲知殷夫、柔石、李偉森、胡也頻、馮鏗等青年作家被捕的訊息後，萬分悲憤，他當即表示：
“雪峰，請轉告朋友們，我會忍住悲哀與憤怒，和你們一起營救他們的。”
接著，上海工部局決定公開審訊何孟雄等同志。魯迅先生請朋友代為請大律師張橫海出庭辯護。由於一個女叛徒（即王掘夫在蘇聯留學時的女友）在幕後指認被捕人員，因而當工部局宣讀完所謂罪行之後，淞滬警備司令部就強行要求引渡，致使張大律師孤堂難鳴。
對此，魯迅先生唯有怒指蒼天了！同時，他清楚國民黨監獄中的規矩，既然殷夫、柔石等人已經工部局轉到中國的監獄，按照規定，被捕人員的親屬就可以探監了。他經深思熟慮，又對馮雪峰說道：
“如果你們有辦法和獄中的人取得聯系，請帶去我的致意。另外，如果他們可以和獄外的人通訊，請他們給我寫信來，我會幫助他們做些事情的。”
“不行！”馮雪峰斷然地說道，“這對大先生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
“他們為了苦難的祖國的明天，連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這個半百之人，還怕什麼危險嘛！”
“大先生的確是很危險的。朋友們讓我轉告您，必須立即從這裡搬走，暫時到安全的地方避避風聲。”
“為什麼？”
馮雪峰望著驚愕不已的魯迅先生，沉重地道出其中的原委。
柔石在明日書店，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明日“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託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店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裡一塞，匆匆地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面，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裡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
魯迅先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大思想家，在他的身上絕少有熱血青年所具有的行為。當時，他聽後的直感是，“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他事後曾說：“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於是就逃走。”當天夜裡，“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躲在一個客棧裡”。
魯迅先生接受黨組織的勸告，暫時躲在一個客棧裡避難，但是，他還繼續利用自己的影響營救被捕的同志。
與此同時，顧順章、陳賡等人在獲悉淞滬警備司令部引渡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的訊息後，在半路上設伏，準備以武力解救這些被捕的同志。遺憾的是，狡猾的敵人也許想到了“熟路生非”，突然中途改道，致使這次武裝解救未果。
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同志被淞滬警備司令部引渡到龍華監獄不久，陳賡就透過內線查到了出賣這些同志的叛徒是王掘夫——當時他改名叫唐虞。案發原因有二：其一，在他管理黨的財物期間，被李立三查出有貪汙行為，當即把他調離工作單位，並給予了紀律處分；其二，誠如前文所述，他在留蘇期間的女友被捕，與偵緝隊劉隊長有染。也就是在蔣介石上次來滬不久，王掘夫向蔣介石寫信邀功的同時，向工部局告密。由於在召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的時候，周恩來嚴令加強保衛措施，使得敵人沒有得手。不久。王掘夫與他的女友利用擁護羅章龍等派觀點的辦法，從內部獲悉何孟雄等人將在東方旅社召開會議的訊息，便化裝打入會場，終於導致與會的全部同志被捕。更為可恨的是，他又利用所謂“臥底”的辦法，在會後抓獲了一些同志。為此，周恩來以命令的口氣指示：
“陳賡同志，請把王掘夫叛變一事通知王明等同志。王掘夫是他們留蘇時的同學，要採取斷然措施，切斷一切聯絡；再者，何孟雄等同志隸屬江蘇省委，要他調動省委的力量，協助中央營救這些被捕的同志。”
然而，王明在何孟雄等同志被捕前後又做了哪些事情呢？請看劉曉同志的記述：
當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訊息傳到江蘇省委時，省委正在開會。好像是潘漢年或李竹聲來會上通知的，當時王明的表情異常冷淡，只說，這是他早就預料到的。後來，他又幸災樂禍地分析：這是何孟雄等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什麼“咎由自取”；他們是“右派反黨分子”，是在反黨活動中被捕的，與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質有所不同等。接著就佈置兼管特科的潘漢年同志（注：這時潘漢年尚未調入特科）進一步瞭解情況。
當大家提到如何處理善後，如何設法營救時，王明說他將與中央商量解決，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後的省委會議上，王明沒有主持過如何營救這些被捕同志的討論，也沒有詳細地提到這批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準備如何營救他們。只是在有人問起時，他回答說：“正在瞭解中。”有一次他說：根據現有材料，這次大破壞的原因，一個可能是由於被捕者中間出了叛徒，另一個可能是由於文化人的複雜的社會關系和自由主義習氣，使得國民黨特務有機可乘。
王明為什麼不說明叛徒即是他留蘇時的同學王掘夫呢？筆者認為主要是為了避嫌。當中央特委會完全掌握了王掘夫叛變投敵並出賣何孟雄等同志的情報之後，他在即將出版的《兩條路線》小冊子中，又有意加進了如下這段話：
恰恰在這個時候，羅章龍派把一切託陳派分子、開除黨籍很久的分子、來歷不明的分子等等聚集起來，並且哄騙一部分我們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動分子一塊在旅館裡和其他公開地方開幾十人一次的反黨會議，把我們黨的主要幹部的名單，在一切傳單小冊子上公開散佈，結果使得我們二十幾個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犧牲，在北方被監禁（上海東方旅館的破獲林育南等二十五個同志的犧牲為羅章龍派的王掘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壞的告密人，便是羅的親信韓連會等等），這除卻直接幫助敵人來破獲我們組織和消滅我們幹部以外，還有什麼意義呢？……
王明寫的這段話有兩層意思，其一借王掘夫是羅章龍派的人，避開自己和叛徒有同窗之嫌；其二是借用這段文字栽贓羅章龍等人，迴避自己在何孟雄等人被捕問題上的責任。不久，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壯烈殉難於龍華監獄，全黨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他為了掩飾自己那難以推諉的責任，還有意寫了一首七絕，詩曰：
廿五英雄同遇難，
而今“二七”更愴然；
育南師輩孟雄友，
淚灑春風泣杜鵑。
說到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被捕與遇難，除卻王掘夫與女友叛變投敵以外，王明是難辭其咎的。除去當事人劉曉同志記下了他在江南省委的言行外，李海文等同志撰寫的《東方旅社事件》一文也提供了證據：
當時工部局內潛伏有我黨中央特科的敵工人員，得到情報立即通知了組織。可是，王明這時已醞釀將何孟雄等激烈反對四中全會的同志開除出黨……王明早已視他們為反對中央、分裂黨的右派敵人。結果，林育南等同志沒有得到敵人即將進行逮捕的通知，他們全部被捕了。
何孟雄等同志被捕之後，在王明看來，等於為他除掉了一個最大的反對派。為了鞏固既得的權力與地位，繼續把他的“左”傾錯誤推向全黨，遂又“殘酷打擊”與他持不同政見的同志。其中最典型的是打擊雖已下臺，卻在黨內有著相當威望的資深領袖人物瞿秋白。
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瞿秋白被清除出中央領導核心後，為了黨的整體利益，還遵照黨的要求，違心地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在表明承擔責任的同時，接受所謂“指斥”，說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機會主義”。就常理而言，米夫與王明等人就可罷手了。然而，王明為了確立自己在中央的絕對權威，或為了達到所謂以儆效尤的目的，就在何孟雄等同志被捕並在獄中英勇對敵之時，他們一夥又在米夫的幫助下，迫使黨中央於一月二十七日作出決定，在警告“立三主義者”必須真正認識自己錯誤的同時，還特別點名要瞿秋白“須寫聲明書表明積極反右派與立三路線的政治態度”。
這時，已走下領導崗位的瞿秋白同志，其身心的摧殘是可以想見的。因此，他那久治未愈的肺病犯得十分嚴重，急需臥床全休，加強藥物治療與營養保健。但是，當他接到中央的決定以後，出於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對黨的忠誠，忍著各種難以訴說的苦衷，又被迫於翌日——元月二十八日寫了第二次宣告，特作如下三點表示：
1．我完全拋棄自己的一切錯誤和離開國際路線的政治立場——三中全會至四中全會間之調和主義立場，而站在共產國際路線的立場之上，擁護四中全會，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之下來為黨為革命而奮鬥。
．反對立三路線及其調和主義的鬥爭，反對羅章龍等右派小組織及其調和主義的鬥爭，揭破並打碎立三主義者和右傾小組織的聯合企圖，是現在為著黨的布爾什維克及真正執行國際路線所萬分必須的。
．我的調和主義的錯誤，是與莫斯科代表團對於“學生問題”的錯誤相聯絡的。當時對於莫斯科學生中反對中大支部的李劍如等同志，對於這個小組織，我採取了保護的態度，以致不但不能反對派別鬥爭，反而自己陷於派別鬥爭的泥坑。
但是，王明等人對瞿秋白的迫害並未就此停止。他們為了自己在歷史上的所謂清白，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作出《關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宣稱李立三處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響的結果。反過來，瞿秋白對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絕不是偶然的”，簡而言之一句話，是一脈相承的。為了徹底把瞿秋白所謂搞倒、搞臭，正式發表國際決議，在全黨展開對瞿秋白的鬥爭。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對瞿秋白實行政治打擊、組織處理的同時，還在經濟上作出決定，減發瞿秋白的生活費，每月只象徵性地發給他十六七元。
對此，周恩來是絕不贊成的。他清楚，當時“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資為五十元到九十元，中等工資二三十元，最低工資八元到十五元。給瞿秋白這點兒生活費，僅能維持他們夫婦的最低生活需要，連溫飽都談不上，更不能求醫治病了”。因此，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
“秋白同志雖然離開了中央，但他是我們黨的老同志，加上他又有較嚴重的肺病，我建議保留他的原待遇。”
“我堅決反對！”王明盛氣凌人地說道。
對此，周恩來能說些什麼呢？唯有憤然不語。
另外，這些天來，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幾位黨的骨幹成員被捕，看來極少生還的可能，搞得他痛苦不堪；與此同時，羅章龍等人堅決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對抗到底，搞得本來就面臨分裂的黨更加危險，不得不作出開除羅章龍等人黨籍的決定，這又加重了他內心的痛苦；當他看到王明等人藉著米夫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內大搞蘇聯肅反那一套，他內心的痛苦真是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了！因此，他每天回到自己的住處，一言不發，經常一人佇立窗前，望著那沉沉的長夜陷入沉思。今天也就是在中央作出對瞿秋白減少生活費的那天，他回到住處後依然獨自站在窗前，無限悵然地望著星空，聽著不時傳來的警笛的響聲，他真想大呼一聲“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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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非常理解周恩來這段時期以來的痛苦心情，但她也清楚自己沒有良藥幫著解除其痛苦，唯有默然相伴、暗自分憂而已。今天晚上，她看到周恩來實在是痛苦到了極點，遂悄然走到周恩來的身旁，側首一看那雙就要冒火的怒眼，剛要說句安慰的話，只見周恩來驀然轉過身來，緊緊抓住鄧穎超的雙手，近似啜泣地說了這句話：
“我內心充滿著痛苦！……”
就在這時，室外傳來了訊號似的敲門聲，周恩來忙小聲說道：
“秋白同志到了，快開門去。”
鄧穎超開門迎進微然作笑的瞿秋白。周恩來一見先是一怔，接著又慘然一笑，說道：
“我一看你的表情，就放心了。”
瞿秋白是一位絕頂聰明的帶書生氣的革命家，他自幼受著傳統文化的影響，不僅崇尚中華民族的氣節，而且還有著歷代文人重視名節的氣度。因此，他在敵人面前是可以做到慷慨陳詞，從容就義的。但是，當他看破他終生追求的理想的代言人是如此無恥的時候，他內心的痛苦也就絕非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可是當他把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的時候，他自然也會有著另一種人生感悟——那就是如釋重負的解脫感。所以，他是微笑著走進周恩來的住處，且說道：
“對一個沒權欲的書生來說，放棄手中的權力，等於是一種精神上的最大解脫。因此，我突然覺得自己的精神上有了從未有過的輕松感。”
或許周恩來與瞿秋白有著某種相通的心理，他非常理解瞿秋白說這句話的內涵，遂不無感慨地說道：
“可我……什麼時候才能獲得你這種輕松感呢？”
“看來，你此生此世是辦不到了！”瞿秋白坐在沙發上，呷了一口鄧穎超剛剛端上的香茗，做出一種完全置身事外的樣子，淡然一笑，又補充道，“借用文藝家的話說：這叫性格使然。”
周恩來聽後喟嘆不已地搖了搖頭。當他再一看瞿秋白那慘白的面色，思忖方才他說的那些話，似又覺得他是有意做給自己看的。當他想到中央已決定減少瞿的生活費時，遂又轉身取來一沓鈔票，很是沉重地說道：
“我手裡也沒有更多的錢，你拿去一解燃眉之急吧！”
“你這是幹什麼？”瞿秋白愕然地問道。
“從下個月起，你的生活費就減少了啊！”
瞿秋白聽後十分坦然，他摘下自來水筆，在手中掂了掂，說：
“我本來是靠它起家的，而且也是靠著它維持我的生活。今天，他們幫著我拿掉了壓在我肩上的擔子，我嘛……”
“你又要拿起它重新起家？”
“不敢口吐狂言，但解決生活是不成問題的。”瞿秋白似早已想到了他未來的出路，“開始嘛，可能會有些困難，我可以向老友沈雁冰求救，他是不會拒我於門外的。”
周恩來聽了這句話，心裡更不是個滋味，忙把手中那不多的錢塞到瞿秋白的手裡：
“開始嘛，你就先用我的這點兒錢吧！”
瞿秋白看著手中的錢，久久沒有移開視線，他又似想了很多很多，當他再想到何孟雄等同志被捕之後，王明一夥強行斷掉他的生活費，遂又顯示出書生本色，感慨系之地說道：
“錢，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它在關鍵的時刻，也能道出人情的冷暖。為營救何孟雄等同志，聽說魯迅先生都捐了一百元，可我們這些人呢……”
“不要再說下去了。”周恩來也感到一股異樣的情感在心中翻卷，“秋白同志，我已經透過各種關係、各種渠道做工作，希望蔣介石能夠多釋放幾個同志。”
對此，瞿秋白無比悲憤地搖了搖頭。
蔣介石一向視共產黨為心腹之患，對被捕的共產黨要人向來是殺無赦。但是，當他聽說這次被捕的二十多人均為打入“另冊”者，為了擴大戰果，曾讓陳立夫代為出面，向林育南等人勸降。結果，被林育南等同志的凜然正氣震懾得慌了神。蔣介石聞悉之後，遂下達了立地處以死刑的命令。
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熊式輝接到蔣介石的命令之後，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下達槍決的命令。據同獄的難友回憶，這天深夜，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從牢房中被押出，他們低聲唱著《國際歌》，昂首走出牢門。不久，獄外的夜空先是傳來烈士們齊呼“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聲，接著，又傳來一陣罪惡的槍聲。也就是在二十五烈士慷慨就義的當天，龍華監獄中的難友忍著極大的悲憤，在獄中舉行了悼念活動。不知是哪位難友寫了一首七絕，題在牆壁上。詩曰：
龍華千載仰高風，
壯士身亡志未終；
牆外桃花牆內血，
一般鮮豔一樣紅。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位烈士殉難的訊息傳出以後，在黨內黨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其中，住在客棧避難的魯迅先生時時都在關注這一案件，當由馮雪峰等同志處獲悉左聯五烈士遇難的訊息後，他是很悲哀的。兩年之後，他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記下了他當時的心情：
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訊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五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裡，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緇衣。
與此同時，魯迅先生為了聲討劊子手殺人的罪行，還用手中的筆寫了《柔石小傳》、《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文章。他還主動地問馮雪峰：
“需要我做些什麼嗎？”
馮雪峰當即告知：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烈士遇難之後，敵人千方百計地封鎖殺害烈士的訊息，黨又沒辦法在敵人控制下的報紙上抗議宣告，為此，希望魯迅先生能借用新聞媒介，把訊息公布於世。魯迅先生聽後沉吟片時，答說：
“放心，我請袁殊在他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這則訊息，是不會有問題的。”
就這樣，袁殊按照魯迅先生的意思，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第一個向社會報道了何孟雄等二十五烈士遇難的訊息。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烈士遇難之後，王明等人又是做何表示的呢？請看劉曉同志的回憶：
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義的噩耗傳來，王明的冷淡態度簡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沒有提出上海黨組織如何追悼紀念這些壯烈犧牲的烈士的問題，相反地，還繼續向烈士身上潑“汙水”，繼續攻擊誣衊他們。他胡說什麼他們的犧牲是“個人野心”、“反黨分裂黨”的必然結果，並提出要以此為教訓來警告、爭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們，乘此時機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他還惡狠狠地佈置：何孟雄等雖然已經犧牲了，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要嚴肅對待，徹底清算；並羅列了何孟雄的若干錯誤，要省委宣傳部根據中央精神組織批判文章在黨內刊物上發表。他還要省委宣傳部根據他的講話起草一個檔案，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犧牲的所謂教訓，和繼續批判他們的錯誤，發給各級組織。……
周恩來是一位愛憎分明的共產黨人。他獲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二十五人在龍華就義之後，很是悲痛。據史記載：本日，周恩來為《群眾日報》撰寫社論《反對國民黨殘酷的白色恐怖》。他在該社論中寫道：何孟雄等二十五位同志，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們的犧牲“是革命中巨大的損失”，“革命戰士英勇鬥爭的熱血，必然更要燃燒著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毀和埋葬帝國主義國民黨以及一切反動勢力的死亡的程序”。
這篇社論不僅表達了周恩來對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最深沉的哀悼，同時也廓清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周恩來與一個野心家王明的本質區別。
與此同時，為了打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新的軍事“圍剿”，中央政治局於一月三十日成立了中央軍委，由周恩來、陳鬱、聶榮臻、陳賡等七人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聶榮臻為參謀長。周恩來指示陳賡：轉告李克農、錢壯飛等同志，要密切注視蔣介石的政治和軍事動向，及時向中央提供有關的情報。
從此，周恩來又進入了另一個更大的風暴考驗中。（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