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上海十二
蔣介石在完成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之後，很快又從中共叛徒的口中獲悉：中共內訌頻仍，大有分崩離析之勢。接著，陳立夫等又在上海捕獲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多位中共重要骨幹。在他看來，剷除隱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核心機關指日可待了！
與此同時，自打第一次“圍剿”中央蘇區失敗之後，蔣介石清醒地看到未來與中共較量，其重心將由城市轉到蘇區，其方式將由地下鬥法轉為公開的軍事對抗。當他於元月二十八日獲悉，十八師師長張輝瓚被中央蘇區軍民公開處決之後，他揮筆寫下：“嗚呼石侯（張輝瓚別號），魂兮歸來！”筆者暫不去論蔣氏此舉是為了悼念亡靈，還是激勵生者，也就在這時，他正式任命何應欽為湘鄂贛閩四省“剿匪”司令，並代行他自兼的總司令職權。
蔣介石在何應欽行前召見他說：
“敬之，兵貴神速，一定要趕在**尚未休整之前，就做好第二次軍事進剿的準備。”
“請總司令放心，我絕不給他們以喘息的機會。”
“好，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你到南昌之後，首先要把魯滌平失敗的教訓，還有**的弱點通通找出來，然後再制定第二次進剿的計劃。”
何應欽“奉旨出朝”，大有地動山搖之勢。他於二月四日一到南昌，遂通電中外：“奉令巡贛，代總司令處理四省‘剿匪’事宜。”他的用意有二：其一，我何某人手中握有蔣總司令親賜的尚方寶劍，湘鄂贛閩四省的封疆大吏不得違令行事；其二，有我何某人在此統御全域性，幾萬名**何足道哉！
對此，蔣介石是贊成的。在他看來，由新近參加打敗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上百萬人馬的愛將何應欽出馬，消滅中央蘇區紅軍絕不成什麼問題。接下來，他就可集中全力統一全黨的認識，召開國民會議，利用這個會議制定一部設定總統的憲法，再利用國民會議選舉，就可以在山呼萬歲中登上大總統的寶座了！
但是，蔣介石萬萬不曾想到，就在他做的總統夢即將成真的時候，竟然遭到了右派元老胡漢民的堅決反對。
胡漢民，早年投身革命，深得孫中山先生的信任。無論是在同盟會時代，還是在推翻清廷的鬥爭中，他都立有特殊的功勳。但是，當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期之後，尤其是孫中山先生在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國民黨之後，他不僅落伍了，而且還成了礙止革命前進的右派元老。孫中山先生仙逝之後，蔣介石利用假左派汪精衛搞垮胡漢民；“三二○”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又依靠右派元老胡漢民，從汪精衛的手中奪過黨政大權。之後，胡漢民又利用在黨內的影響，幫著蔣介石鬥敗了國民黨中的反對派，分化瓦解了諸地方實力派聯合反蔣的活動。實事求是地說，胡漢民為蔣介石建立軍事獨裁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
時下，胡漢民為何又反對蔣介石當大總統呢？這涉及了胡漢民的自身利益。
這時的胡漢民身為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立法院院長，他以五院制的組織法，從蔣介石的手裡分得了一部分權力，並想利用五院制繼續擴大自己的權力。蔣介石要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是為了想當五院之上的總統。根據孫中山先生親定的《建國大綱》，由總統任命五院院長。這樣一來，蔣介石就從胡漢民的手中收回了全部權力。因此，必然遭到胡漢民的堅決反對。
胡漢民為什麼敢於明目張膽地反對蔣介石當總統呢？因為他有著其他人所不具備的和蔣抗爭的條件。第一，他是國民黨元老，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在黨中的地位顯赫，資歷之深，蔣氏遠不能與他相比。第二，胡漢民背後有國民黨元老派及廣東財團、部分粵軍的支援。另外，太子派孫科向與胡漢民合作，自我感覺可以與蔣氏較量一下。第三，胡漢民是立法院長，他又熟悉孫中山先生的著作，在立法問題上與蔣氏論戰是他的長處。為此，他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指出中國處於訓政時期，不具備召開國民大會的條件。因為國民大會是全國最高權力機構，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權，及修改憲法與法律、制裁失職官吏的權力。而蔣氏所提召開的國民會議沒有這樣的權力，而在訓政時期的最高權力應屬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即中山先生提出的在訓政時期應“以黨治國”。這樣一來，他不僅借堅持中山先生遺訓保留了自己的部分權力，而且還得到了反對蔣氏獨裁的部分官吏的同情。自然，蔣氏想當總統的設想則遭到了胡漢民沉重的打擊。
蔣介石的個性是，要做什麼，就一定要做成什麼，對於阻攔他的人是堅決要搬掉的，且不擇手段。他經過深思，遂於二月二十六日夜，演出了軟禁胡漢民的鬧劇。接著，又於三月三日，宣佈扣留胡漢民，並向中外宣佈胡漢民的罪狀：
胡漢民同志負黨國重任，不應私自越法失言，蠱惑人心。今引咎辭職，中央自當念起過去勞績，雖不忍坐視姑息，亦不忍其譭棄已往歷史也。
蔣介石憑藉手中的軍權，輕而易舉地軟禁、進而又扣留了黨國元老胡漢民。然而，他絕對不會想到由蔣胡對立發展為寧粵操戈，並為汪精衛再次出山提供了機遇。此乃後話。
恰在這時，何應欽由南昌回到了南京，向蔣介石作了全面彙報之後，客氣地說道：
“我感激總司令對我委以重任——奉令巡贛，代總司令處理四省剿匪事宜。經過近一個月的調研，我認為第一次圍剿**失敗的癥結是：情勢未審，計慮不周所致。”
“敬之所言極是！”蔣介石認為何應欽的結論說到點子上了，故又加重口氣補充，“魯滌平這個冒失鬼，一是在戰略上輕敵，再是在戰術上又急躁冒進，以致中了朱毛二人的誘敵深入的圈套，鑄成第一次圍剿的大敗。敬之，下邊談談你的一些具體的設想，好嗎？”
“好！”接著，何應欽把他所瞭解的中央蘇區的情況、紅軍的部署等作了詳細的彙報。最後，他以肯定的語氣說道，“鑑於敵弱我強的態勢，此次剿匪所採取的戰略有二：一、用重兵封鎖**的根據地，謹防各類物資流入，造成不戰而困其師，繼之再戰而必勝。”
“好，好！那第二種戰略呢？”
“為對**形成聚而殲之的強大攻勢，必須有縱深梯次的強大的兵力配備。”
“好，好！我給你二十萬人馬……”
“足矣！足矣……”
“此次剿匪不可不重視，也不可把**說成不可戰勝的天兵天將。我意可從馮玉祥的西北軍、張發奎的粵軍中調撥主要人馬，在剿共戰役之中嘛……”
“可收一石二鳥之效。”
“敬之越來越聰明了！哈哈……”
接著，何應欽又向蔣介石報告：據來自江西的報告說，蘇區中因AB團事件發生了內訌。對此，蔣介石笑了笑說道：
“這我早就知道了。一個月前，立夫他們利用上海租界中的**內訌，一舉破獲了幾十名骨幹成員；我希望在一個月後，你要利用蘇區的內訌，把**一舉全殲！”
雖說蔣介石已把“剿共”的重點由城市移往蘇區，但他清楚中共的地下中央依然設在上海的租界區內。在他看來。只要中共中央在上海存在一天，國將無寧日；就說他蔣某人吧，也不會有專心構築蔣家王朝的環境。為此，他要求陳立夫擴大戰果，乘勝消滅中共設在上海的首腦機構。
陳立夫有著極其敏感的政治嗅覺。他根據蔣介石的旨意，立即召來徐恩曾、張衝、錢壯飛等，十分嚴肅地說道：
“前兩天，蔣主席問我：第一次圍剿**為何失敗得這樣快，且又是這樣的慘？是**兵力強悍，還是朱毛用兵如神呢？同時，蔣主席又問我：上海方面，有幾次緝拿周恩來等**禍首的準確情報，為什麼都一一落了空？而這次捕獲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幾個匪首的戰役，又為什麼大功告成？蔣主席生氣地說：我有證據，你們的要害部門，尤其是組織部屬下的調查科，一定是混進了共產黨，把有關情報洩露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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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壯飛聽後十分明白：這僅僅是蔣介石、陳立夫的推算，他們絕對沒有什麼證據。否則，他就不可能安然坐在陳立夫的官邸，聽他如此鄭重其事地訓話。另外，他所關心的不是蔣介石、陳立夫大放馬後炮，而是將採取什麼措施。因此，他依然如故，坐在一邊當他的記錄員。
接著，在陳立夫的主持下，一起討論落實蔣介石上述指示的所謂安全措施。最後，他們達成共識：從現在起，調查科廢棄過去使用過的一切密碼。另外，重要的情報，尤其是關於進剿中央蘇區的軍事部署、涉及破獲中共地下首腦機關的來往電報，均由徐恩曾親譯，重要的大事要交由陳立夫處理。
從此之後，徐恩曾根據陳立夫的要求，把這套絕密的密碼本帶在自己的身上，親自破譯有關機密的情報。
這樣一來，錢壯飛由於不掌握這套破譯絕密情報的密碼，他這位機要秘書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往來電文收發員了。為此，他及時地請李克農向中央作了彙報。
周恩來感到事態嚴重，他又指示陳賡轉告李克農、錢壯飛：為了配合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戰爭取得勝利，為了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的悲劇不再重演，必須把徐恩曾身上這套絕密的密碼本搞到手。
周恩來歷經六屆四中全會的所謂鬥爭，以及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幾位烈士遇難，使他更加堅信中國革命的前途在蘇區。因此，他這位早已任命的中央局書記真想立即撤離上海，趕到中央蘇區走馬上任，與朱德、毛澤東等紅軍指戰員一道進行反“圍剿”的戰爭。可是，他這位中央軍委書記身不由己，中央這副沉重的擔子還要繼續壓在他的肩上，一時難以離開上海。他或許預測到了未來將有更多的領導同志進入中央蘇區，也或許想到了中央蘇區的戰爭形式將是“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援，就在這期間，他成功地建立了從上海—香港—汕頭—大埔—永定—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為此，他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通報，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現在秘密交通線已經打通，我們必須迅速進入中央蘇區。
值得大書一筆的是，這條通往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在周恩來“保證繼續暢通”的指示下，一直未被敵人破壞，勝利地完成了中央一批又一批幹部撤往中央蘇區的任務。
與此同時，周恩來“指示聶榮臻安排參加過無線電訓練班的伍雲甫、曾山等前往中央蘇區，與王崢、劉寅等會合”。目的是明確的，溝通中央蘇區與上海中央的聯絡。後來，他們利用反“圍剿”中繳獲的電臺，“於一九三一年秋，溝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經香港與中央蘇區的無線電通訊聯絡”。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周恩來負責軍委與蘇區工作。接著，他於二月初“幾次與遠東局研究，認為加強蘇區和紅軍的工作、改變城市鬥爭的方式是關係全黨的兩件大事。遠東局要求，中共中央從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幹部派去鞏固蘇區的領導；軍事幹部，不論是在莫斯科學過軍事的，或在國內做過軍事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應派到蘇區，充實紅軍的領導，並且要求儘早成行。對白區的工作，遠東局認為，工會多是空架子，工會幹部應脫去長衫，改變作風，到工人群眾中去，組織讀書班、俱樂部、夜校，甚至用開茶館、飯鋪、商店等做掩護，接近群眾，以適應白色恐怖的環境”。為了落實加強蘇區和紅軍工作的上述精神，周恩來又在幾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相應的方案，並得到中央的認可。其中，在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討論了蘇區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贛東北特委、鄂豫皖特委、閩西特委等的組織調整，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蘇區中央局常委，夏曦為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沈澤民為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正當周恩來全力推動各蘇區的發展，準備粉碎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二次軍事“圍剿”之際，蘇區中央局卻發生了“富田事件”。對此，《任弼時傳》一書作了如下評述：
富田村在江西吉安，是江西省總行委機關的所在地。一九三○年十二月初，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根據逼供所得的假口供，帶人前去捉拿在省行委機關和紅二十軍中的“AB團分子”，二十軍少數領導人對此極為不滿，一面包圍省行委，釋放被捕的百餘名人員，並企圖扣留總前委的來人，一面提出分裂紅軍的口號，把部隊拉到贛江以西地區，擴大了事態。
所謂“AB團”，是一九二六年冬，北伐軍攻克南昌後，蔣介石為反對共產黨，奪取江西省的領導權而派人成立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共產黨領導南昌的群眾給予嚴厲的打擊，AB團即行解體。對此，總前委和蘇區中央局都沒有經過周密調查，而負責肅反的部門則把AB團誤認為是打進革命隊伍進行破壞的現行反革命組織，這就造成了“富田事件”的悲劇。事變發生後，二十軍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總前委，請示處理。
中央蘇區發生“富田事件”的時間。恰好是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期間。同時，又是在米夫策動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把王明捧上臺而引起羅章龍、何孟雄等強烈不滿的時候。二十軍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總前委，恰好又處在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行將殉難的前夕，又是在中央蘇區積極準備第二次反“圍剿”的階段。因此，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富田事件”的時候，非常嚴肅地指出：“立即去一訓令，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
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更加棘手的是總前委和新成立的蘇區中央局對事變的性質認識有分歧：總前委認為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中央局雖然也肯定事變在客觀上‘完全是反黨的反革命行為’，但是‘在組織上還沒有證明他們全部都是AB團取消派’”。為此，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由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組成一委員會，對富田事件進行討論，提出處理意見交政治局”。
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派遣中央代表團前往中央蘇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代表任弼時、王稼祥三人發言，指出：“贛西南的AB團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的分子，在客觀上也可為AB團所利用。根據這一總的結論，須立即寫信去，要他們停止爭論，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等候中央解決。中央代表團有全權解決的許可權。”同時，他考慮到僅憑對立兩派的報告是難以作出正確結論的，他建議“派兩位得力同志，分別從贛南、湘東進入中央蘇區先行考察，為中央代表團準備材料”。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周恩來的建議，並決定根據周恩來的意見，由任弼時起草一信。
三天之後，任弼時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起草了致紅一方面軍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並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在與敵人艱苦作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總是給AB團活動的機會而渙散我們自己的。現在中央所得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材料還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因此，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託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先，從總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紅軍黨部，一直到各地黨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這一爭論，無條件的服從總前委的統一指導，一致向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
中央政治局經過連日研究後，最後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必須立即動身前往中央蘇區。任弼時五日必須走，王稼祥七日走。與此同時，“去鄂西、鄂東北的人，本週內必須走，其餘去各蘇區的人，三月份內走完。由周恩來、鄧穎超負責催促和安排”。
由於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同志行將分娩，在討論任弼時行期的時候，周恩來曾建議任推遲幾天。但是，一向視黨的工作為第一的任弼時卻堅定地說道：
“不需要，琮英分娩事小，黨的工作事大。再說，由黨組織管她，我一切放心。”
周恩來聽後深受感動，就在任弼時動身的頭天夜裡，他與鄧穎超相偕叩開任弼時的門，只見陳琮英挺著個大肚子，很是不方便地在為任弼時收拾行囊。他們夫婦一見周恩來右手拎著一尾活魚，鄧穎超提著一籃雞蛋，就異口同聲地說道：
“哎呀呀，看你們二人……”
“是多麼的實在啊！”周恩來忙打斷任弼時夫婦的話茬兒，把手中的活魚交給陳琮英，笑著說，“魚有二用：一給琮英吃，可以健身生奶；二為弼時同志此去中央蘇區討一個吉利：吉慶有餘（魚）嘛！”
接著，鄧穎超又把那籃雞蛋放在桌上，笑著說：
“按照北方的習俗，坐月子是要用雞蛋來補身子的。”
“這……多不好意思。”陳琮英有些難為情地說。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周恩來笑著說，“今天，我把小超帶來，就是要當著弼時的面宣佈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任弼時不解地問。
“我為琮英同志請了一位保姆。”
“誰？”任弼時與陳琮英幾乎是同時問道。
“我！”鄧穎超指著自己說道。
“你？”
“合格嗎？”鄧穎超問道。
“這……怎麼行呢？”陳琮英不知所措地說。
“行！”周恩來看著深受感動的任弼時，“由小超當保姆，陪著琮英分娩，不僅我放心，弼時同志……”
“我更會毫無牽掛地去中央蘇區了。”任弼時說道。
“弼時同志，估計再過三個月，我這位蘇區中央局的書記也會走馬上任的。”
“我等著你的到來！”
“在我到來之前，書記一職，還是由項英同志代理，你負責組織工作，王稼祥同志管宣傳，毛澤東同志主持軍事工作。”
任弼時深沉地點了點頭。
周恩來送走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之後，除去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處理各種複雜的問題以外，他作為中央軍委書記且又負責蘇區工作，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導蘇區準備反“圍剿”戰爭，以及向各蘇區派遣軍事幹部兩大任務中去了。在這期間，僅就指導各蘇區工作一項，他就代表中央給各蘇區起草了幾封既有指導意義又有歷史價值的信件。如：
二月十九日，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致贛東北特委的指示信。該信除要求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徹底肅清立三路線在贛東北工作中的影響而堅決的轉變到國際路線上來”以外，重點強調在粉碎國民黨“圍剿”中應取的方針是：“發動最廣大群眾的鬥爭力量，聯絡著蘇區非蘇區的群眾運動，集中與鞏固紅軍的領導，配合著農民的遊擊戰爭，加緊在敵人士兵中的工作；這樣，來與國民黨軍隊作持久戰，來疲痺與渙散敵人的戰鬥力，在適當的力量對比上”，“擊破敵人的一方，給敵人以各個擊破”。並且指出：“你們的發展方向，應以打通與西南一、三集團軍的聯絡為主要任務。”“在發展中，必須求得鞏固，絕對反對只發展不鞏固的冒進政策。”
事後追論，這封指示信對發展贛東北蘇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月十日，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致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該信除了要求貫徹六屆四中全會，批判立三路線外，指出：“你們沒有鞏固蘇區建立根據地與改造紅軍的根本認識，而只憑脫離群眾的單純的軍事行動企圖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線之不要根據地的冒險盲動主義的策略。”接著，又強調紅二軍團在粉碎國民黨軍“圍剿”的作戰中要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在配合群眾的鬥爭，利用敵人的弱點的條件之下，擊破這一線敵人的一方，以震動敵人的整個陣線。
事後追論，這封信對賀龍等同志克服困難，建立湘鄂西蘇區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在這前後，鄂豫皖蘇區在曾中生等同志的領導下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三月九日雙橋鎮一仗全殲宋犯敵軍主力，活捉敵三十四師師長嶽維峻以下官兵五千餘人，繳槍六千餘支、炮十四門。這是鄂豫皖紅軍取得的空前大勝利。為加強鄂豫皖蘇區的領導力量，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區域成立中央分局的決議》，借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直接領導這一地區的土地革命的開展。與此同時，決定派遣沈澤民去鄂豫皖蘇區出任書記。
事後追論，鄂豫皖根據地的建立以及紅四方面軍的發展，無不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
根據周恩來與遠東局達成的共識：加強各蘇區的建設與紅軍的領導，張國燾、蔡和森、張聞天、楊尚昆等同志相繼從蘇聯回到上海。如何安排這些同志的工作，以及如何把這些領導同志安全地送往各蘇區，的確花費了周恩來很多心血。其中，最費心思的是安排蔡和森的工作問題。
蔡和森是中共六大的常委，因受立三等同志的無端打擊，被迫把黨給的一切權力交給了李立三，而自己悽然離國赴蘇，在莫斯科一呆就是兩年半的時間。去年歲末，李立三因犯路線錯誤遭到批判，像他當年一樣，隻身留在莫斯科做檢查。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全黨掀起批判立三路線的高潮，大凡受立三路線迫害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可是，由蘇聯歸來的蔡和森卻無人問津。這對病中的蔡和森而言，無疑是一種精神打擊。接著，他為了自己的工作問題向中央提出去中央蘇區，與老戰友毛澤東等同志並肩戰鬥，但一直未得到迴音。為此，他又不得不問一個為什麼。當他想到八七會議之後，他曾向中央提出與毛澤東回湖南發動秋收起義，後被某些人懷疑他與毛澤東有小集團之嫌未果，遂被派到北方工作。因此，他的思想負擔又加重了許多。他獨自躲在上海等待分配期間，想了很久很久，最後決定與老戰友周恩來面談一次。
周恩來是最善解人意的，他知道蔡和森的一切情況，也清楚他主動約見自己的用意。為此，他親自買來了一瓶女兒紅老酒，又提前煨好了一隻雞，等著重病在身的老戰友蔡和森的到來。
作為政治家的蔡和森，最大的打擊莫過於在他的政治面目上抹黑。時下，全黨無一不知抹在他臉上的黑應當擦去，可就沒有人主動地說一句：“抹在你臉上的黑搞錯了！”當他走進周恩來的家門，尤其是感到那不多見的溫馨之後，他認為應當向周恩來傾吐這兩年多來憋在肚子裡的委屈。所以，他就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的看法。
對此，周恩來心中的委屈也不少，尤其當他想到瞿秋白的遭遇，內心就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歉疚之感。算老賬嗎？莫說時下找誰去算，就說真的要算又能算得清嗎？為此，他喟嘆不已地搖了搖頭，說道：
“和森同志，我說句心裡話吧，你暫時就不要去算這些老賬了！就說立三同志吧，他的結果也並不美妙嘛！再說句不當說的話，就說我的日子吧，也不比你好過多少。”
對此，蔡和森是完全能理解的。但是，蔡和森把人間的一切都想得那樣美好，遇到任何事情都希望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否則，就痛苦不堪。所以，他有些酸楚地問道：
“你講的我都理解，可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是到了問個為什麼的時候了！可是，嚴峻的形勢又不允許我們坐下來，平心靜氣地加以探討。怎麼辦呢？唯有把個人的恩恩怨怨放在一邊，真正做到顧全大局，相忍為黨。”
“說得是何等的好啊！只有受過打擊、迫害，或者受過重大委屈的同志，才會真正懂得‘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八個字的分量啊！”
周恩來聽了蔡和森這番話後，或許是內心之中產生了某種共鳴，猝然間生出了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滋味。他稍許平靜之後，方代表中央與蔡和森談工作：
“中央考慮到你的身體情況，多數同志不贊成你去中央蘇區工作。另外，廣東省委幾經破壞，急需把黨的工作恢復起來。政治局委託我徵詢你的意見，希望你能去香港出任廣東省委書記。”
“請放心，我服從組織決定。”蔡和森沒有提任何要求，爽快地答應了。
周恩來聽後很受感動，禁不住地暗自說：“這就是我們的和森同志啊！”他走上前去，緊緊握住蔡和森的雙手，有些激動地說道：
“那我就請顧順章同志為你安排去香港的交通。”
這時，鄧穎超已經把煨好的雞端上餐桌。周恩來伸手開啟那瓶女兒紅老酒，分倒在幾個杯子中，笑著說：
“來！今天就算是為和森同志壯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