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上海十四
張國燾是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離去之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只有向忠發、周恩來二人；另外，向忠發、周恩來等中央政治局委員也要相繼撤離上海，進入各中央蘇區，因此中央必須重新建立領導核心。為此，中央政治局於三月二十八日舉行常委會議，“周恩來提議羅登賢、聶榮臻可參加常委。會議決定常委由五人組成：向忠發、羅登賢，中央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軍委參謀長參加會議”。由於沈澤民已經進入鄂豫皖蘇區，他的宣傳部長一職由從蘇聯歸來不久的洛甫（張聞天）接任。
接著，周恩來透過錢壯飛等不同的渠道獲悉，何應欽於三月二十七日下達了向中央蘇區進攻的命令，並於四月一日分四路大舉進犯。其進攻路線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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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路軍第六十、第六十一師主力由興國地區向龍岡、寧都方向攻擊前進；第五路軍第二十八師、第四十七師第一旅、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師由泰和、吉安、吉水、永豐等地向東固、潭頭、沙溪方向攻擊前進；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七、第二十五師由樂安、宜黃地區向大金竹、洛口方向攻擊前進；第六路軍第五、第二十四、第八師由南豐、康都地區向廣昌方向攻擊前進，第五十六師準備由建寧經安遠汛相機會攻廣昌。
同時，何應欽對這次“圍剿”中央蘇區還採取了軍事、政治、經濟相結合的辦法，因而他“在軍事上，按照‘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法，一天只前進二點五公里、五公里或十公里，每前進一步，先以小部隊進行遊擊偵察，然後大部隊才向前推進；每佔一地，立即構築工事和進行搜山、‘駐剿’。在政治上，每佔一個城鎮，立即把地主豪紳召回來，組織‘善後委員會’（地主豪紳政權）和‘守望隊’（地主豪紳武裝），進行恐怖統治和欺騙宣傳。在經濟上，除繼續對蘇區實行嚴密封鎖外，進入蘇區後，大肆搶劫、燒殺，並毀壞禾苗，屠殺牲畜，企圖造成蘇區經濟困難和人心恐慌。與軍事、政治、經濟上的辦法相配合，還派遣特務潛入蘇區，刺探情報，製造謠言，挑撥紅軍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擾亂紅軍後方”等等，給紅軍制定粉碎這次“圍剿”的戰略與戰術，都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書記，看了上述情報之後，除去自己壓力重重而外，的確也為朱德、毛澤東等前線指揮員捏著一把汗。因為這次反“圍剿”戰爭的兵力對比是六比一，且敵人裝備優於紅軍許多；另外，江西中央分局至今還未報來如何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戰略計劃，這說明前線指揮員在制定戰略的時候有分歧。為此，他把這份情報轉給軍委參謀長聶榮臻，透過交通局立刻送往中央蘇區，供朱德、毛澤東等同志作參考，希冀儘快拿出一個可行的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戰略方案來。
同時，周恩來從戰略全域性考慮，為減輕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壓力，他在參與修改的《中央對福建目前工作決議》中，明確指出：“黨在目前主要的任務是鞏固紅軍蘇區反對軍閥第二次的進攻。這一任務，在福建主要的是反對軍閥張貞等進攻閩西。”同時，中央又致信閩粵贛特委，指出“閩粵贛是整個中央蘇區的一部分，保持與鞏固閩西根據地，即是鞏固中央蘇區的後防，保障中央蘇區的勝利”。要求“盡力發展閩西的廣大游擊隊，從軍事政治方面堅強紅軍，與國民黨軍作戰，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周恩來的用意是清楚的，那就是把敵人極大限度地滯留在中央蘇區的東、南兩個方向。
周恩來清楚何應欽坐鎮南昌，是“圍剿”中央蘇區的總司令部，位於中央蘇區的北與西北兩方。為了把敵人的注意力有意引向長江以北，四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對於鄂東鄂南兩特委及十六軍工作的決議》。要求“在發動群眾的基礎上，組織廣泛的遊擊戰爭，建立各地蘇維埃政權，以求得湘鄂贛邊區的鞏固”。嚴肅指出，“只有在這一蘇區根據地鞏固的條件下，才能衝破敵人四面的‘圍剿’，才能與中央蘇區打成一片，而給一、三集團軍以直接的幫助。”同時，還規定了“紅十六軍目前的作戰方針，要求應與紅一、紅三軍團主力取一致行動，以打破這一方面的當前敵人”。
這樣一來，周恩來就把已開始第二次“圍剿”的敵人分散或滯阻在南、東、北、西北諸方向，等於為中央蘇區在粉碎第二次“圍剿”之前，就減輕了外圍的壓力。
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由於王明等宗派主義者殘酷打擊不同意見的同志，渙散了黨的凝聚力，使得一些本來可以留在黨內繼續革命的同志離黨而去；還有一部分革命意志消沉的同志，誠如周恩來說顧順章那樣“立三路線和四中全會都加深了他的動搖”，有的離開了黨，有的叛變投敵當了鷹犬……總之，在報紙上經常可見脫離共產黨的宣告。結果，對各地的地下黨組織，尤其是上海的地下黨中央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與此同時，周恩來考慮到此次“進剿”中央蘇區的部隊多為馮玉祥的西北軍，為了便於從上層做西北軍高級將領的工作，藉以策應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同時，迅速地發展北方的革命運動，遂決定派熟悉北方情況的胡鄂公、楊獻珍二人，去天津發展政治情報工作。恰在胡、楊二人領任受命，剛剛到達天津之際，周恩來又驚悉：由於叛徒的出賣，順直省委再次遭到敵人大的破壞，省委的多數負責同志落入敵人的魔掌。為此，周恩來代表中央指示胡、楊二人：暫緩開展政治情報工作，立即與曾任天津稅務局長的劉少白同志聯絡，先做營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也就是在這種前提下，中央於四月九日召開政治局會議，為確保中央的安全，討論中央的組織和工作方式。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對黨的秘密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各部門要精簡人員，要盡量減少檔案，內部交通要用口頭傳達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不在家中辦公，家中不放檔案，黨的領導人也要社會化、職業化”等。
正當國民黨軍重兵壓境，中央蘇區各級組織和紅軍正在緊張地進行反“圍剿”準備的時候，周恩來不僅沒有等來中央蘇區制定的反“圍剿”戰略，相反，傳來的訊息卻是：“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團（即業已進入中央蘇區的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內，對反‘圍剿’方針出現了分歧。”有關這次戰略分歧，權威著作《毛澤東傳》作了如下評述：
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壓境的情況下，最緊迫的問題還是要確定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會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蘇區中央局代書記項英等許多人仍認為，敵我力量懸殊，敵軍的嚴密包圍難以打破，並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為著保全紅軍實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那句話，主張將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去。還有些人主張“分兵退敵”，認為這樣做“一則可以使敵人包圍落空，一則目標轉移，可以退敵”。毛澤東反對這兩種主張，繼續堅持依託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就地誘敵深入，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圍剿”，並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他的意見只得到朱德、譚震林等人支援，在會上處於少數地位。因此，他便提議擴大會議範圍，來討論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方針問題。這個提議被接受了。第一方面軍參謀長朱去卿走出會場時擔心地說：“大敵當前，中央局這樣不能統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周恩來在獲悉這一訊息後，不僅為“大敵當前，中央局這樣不能統一”而焦慮，更重要的是還考慮到中央近來向各根據地派去了很多同志，如與當地有實戰經驗的指揮員發生意見分歧“可不是件好事”，一定會影響打破接踵而來的不同形式的“圍剿”。為此，中央政治局於四月二十一日召開會議，討論蘇區內黨的組織問題，最後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決議。他認為“組織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便將蘇區當地的最高黨部委員會代替和取消了，這是中央工作中不正確的委派制度的殘留。因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組織，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導和幫助當地黨部工作的進行，個人的代表與集體的代表在職權上原無分別，他絕不能因為中央局是集體的組織便代替了當地最高黨部的自己組織，這將妨礙當地黨部自己職權的行使與工作的獨立”。他明確指出，“兩種組織絕不容混淆與合併起來。過去的錯誤辦法，現應立即改正”。
事後追論，周恩來這一思想不僅對王明等宗派主義者派出的“欽差大臣”是一種制約，同時也從旁支援了有實際工作經驗的當地的領導同志。自然，對處於少數地位的毛澤東同志也是一種支援。
然而，周恩來在處理、決策上述大事的同時，也時時都在關注顧順章護送張國燾、陳昌浩的行蹤。時間已經過去近一個月了，依然沒有訊息，他不能不想到顧順章的表現，以及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央特委成員之一，同時擔任中央特科的負責人，並兼管上海與蘇區的交通線，因此他知道黨中央的事情很多。他有親屬多人在黨中央機關工作，黨中央的一切機密、機關住地，他完全瞭解”。萬一在西去武漢期間發生意外事件，那對黨的危害可就太大了！為此，隨著時日的流逝，他的心情越發焦急不安，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從上海到武漢往返不過五天，可他走了這樣長的時間，為什麼還沒有訊息呢？國燾、昌浩安全到達目的地了嗎？他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情況吧？”
據張國燾回憶：他是在顧順章的安排下，由顧的助手僱了一輛街車，先把他拉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館，扮做香港來的商人，然後於翌日凌晨三時登上那艘“野雞船”。接著，他走進水手艙中，見到扮做他的夥計的陳昌浩，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上海，溯長江而上，直駛武漢。由於水手和客人多猜疑張國燾是販鴉片的鉅商，張國燾與陳昌浩就將計就計，和同船的人打起了麻將，且只輸不贏，給同船的人造成一擲千金的大鴉片商的錯覺，故很順利地駛抵武漢。
張國燾按照顧順章的安排於傍晚六時下船，他和陳昌浩提著簡單的行李走上碼頭，在碼頭外的要道上，看見一個青年人，手裡拿著一張當天的報紙，向張、陳投射了一個暗號，遂坐上一輛人力車離去。張國燾與陳昌浩也分別坐上人力車，跟著這個青年人的後面，直向離碼頭不遠的日租界駛去。
顧順章住在日租界一條僻靜街道的二樓上，他在這裡接待了張國燾與陳昌浩。他告訴張、陳二人：“從這裡到鄂豫皖區，不能由漢**通站的人護送，須由鄂豫皖派出來的交通迎接進去，現在已確知那個可靠的交通，至少還要三天才能趕到。”也就是說，張國燾與陳昌浩至少要在漢口停留三天。由於這個地方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懷疑，顧順章遂又向張國燾說了一件張向來不知道的事情。顧順章說他是有名的“化廣奇”大魔術師，曾在漢口表演多次，轟動一時，漢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師，其中有幾個和他來往親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顧順章。接著他又對張國燾說道：
“我看這裡不好住，可以搬到我的一個學魔術的學生家裡去住，那是一個大商人的家庭，不會引起懷疑。”
張國燾認為：“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裡，不能躲著不見客，漢口認識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認識我，萬一遇著了，反為不妥。這裡雖已被日租界暗探所懷疑，但不見得在這幾天內就會出事。我們藏在這裡，決不露面，也許要妥當些。”
最後，按照共同議定的一動不如一靜的方案，張國燾與陳昌浩住在原地未動，並於八日上午八時，跟著從鄂豫皖派來的交通離開日租界，穿過中國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車站，坐上公共汽車向鄂豫皖駛去。
顧順章於四月八日就完成了護送張國燾與陳昌浩的任務，他為什麼還不回上海向周恩來覆命呢？對此，同行的董健吾於一九六一年說過這段話：
當時在漢口，我住在朋友家裡，顧順章單獨另住一個地方，兩人每天在公園裡碰頭。他每次來，常偕一個身著白衣、白帽、白高跟鞋的時髦女郎同來。說是在舞場上認識的舞女，為了避免別人注目，每次約她一道散步。這個女人曾經問我姓什麼，我說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顧順章卻不以為意。後來我見顧順章到處招搖，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匯報工作，與他分手。他就為我買了一張建國輪的船票，準備第二天動身回滬。當天晚上，我向友人辭行的時候，友人問我乘何輪船？女主人說：建國輪不及洛陽輪舒適，我家阿福（用人）明晨乘洛陽輪去上海，阿福沿途還可對你照顧。遂要阿福給我退票，改換洛陽輪的船票。
董健吾乘船東下上海不久，周恩來對顧順章的擔心就變成了事實——顧順章在武漢新市場遊藝場變魔術被叛徒發現，繼而被捕。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顧順章是一個極愛出風頭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揮霍無度的人。當他完成任務之後，很自然地會想到自己的下一步棋該如何走？他就是在一種特殊矛盾的心情下而滯留於武漢的。他在滯留武漢期間，以“化廣奇”大魔術師的化名，公開在漢口表演大套魔術。為了擴大影響，以廣招徠，遂又在漢口的街頭大貼廣告。像這樣一個不尋常的人物突然在漢口出現，不僅成為百姓街談巷議的話題，而且必然引起漢口的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事有湊巧，顧順章恰在馬路上遇到了叛徒尤崇新。
尤崇新去年由上海調往武漢，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就在四中全會召開的前夕，他在武漢被捕叛變，在徐恩曾的特務機關武漢行營偵緝處當偵探。自然，他的任務是搜捕中共領導人。另外，尤崇新遠在上海工人舉行三次武裝起義的時候，就認識大名鼎鼎的顧順章。“當尤在馬路上見到顧順章後，就暗示同行的特務跟蹤，一直跟到‘世界旅館’，立刻派人將顧逮捕。”由於顧順章早有叛變投敵之心，故被捕之後立即叛變。
這一天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是鄂籍國民黨要人何成浚，為蔣介石分共排俄、促成張學良易幟等立有特殊的功勞。因而，他在對付共產黨人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他深知武漢三鎮位處要津，平漢、粵漢鐵路縱穿南北，長江橫過東西，南接廣州，北達北平，西入四川，東下上海，各種勢力，尤其是販運鴉片的青幫、洪門、袍哥等黑社會，不僅都在武漢佔有一席之地，而且還有著極其嚴密的橫向聯系。因此，他委任洪門頭子楊慶山出任行營屬下的偵緝處處長。一九三○年八月，徐恩曾打著調查科的名義，派親信蔡孟堅到武漢，負責兩湖地區的“鏟共肅反工作”。何成浚當然清楚蔡孟堅不是自己的人，更知蔡的真正的領導是坐鎮南京的徐恩曾。他為平衡與陳立夫的關係，遂委任蔡孟堅為偵緝處副處長。由此，蔡孟堅與楊慶山勾結一起，採用軟化的自首政策收買共產黨的叛徒，破壞和鎮壓武漢地區的中共組織。策反尤崇新即為蔡孟堅走馬上任後的一大傑作。
是日深夜，楊慶山與蔡孟堅相繼趕到偵緝處，提審被捕的顧順章。在他們看來，或者說從經驗出發，像顧順章這樣級別的共產黨人，是很難變節投降的。因此，他們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靜觀顧順章的表現。出乎他們所料的是，顧順章一俟被帶進室內，就以盛氣凌人的口氣問道：
“你們的處長蔡孟堅呢？”
蔡孟堅聞聲一怔，他看了看顧順章故作鎮靜的表情，問道：
“你怎麼知道這裡有蔡孟堅？”
顧順章作為中共特科的負責人，當然清楚各地對付共產黨人的國民黨特務的負責人。另外，他還清楚武漢偵緝處楊慶山雖是處長，但與南京沒有什麼瓜葛，而副處長蔡孟堅卻是徐恩曾的嫡系，如要與南京取得聯系，只有利用蔡孟堅這特殊的身份。這就是顧順章進門之後把處長楊慶山晾在一邊的原因。他一見蔡孟堅不過二十四五歲的年齡，再一聽問話的口氣，已猜出面前這位少年得志的人就是蔡孟堅，故答說：
“我當然知道，他是武漢對付共產黨的負責人。”
“好，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蔡孟堅。”
顧順章故作桀驁不馴的樣子，從鼻孔裡擠出一個“哼”字來，片刻後方說：
“你就是蔡孟堅。好，你馬上安排飛機，將我送往南京，我有特別機密的情報須當面向總司令蔣公（蔣介石）報告。”
蔡孟堅一聽顧順章的口氣怔住了，一時不知這個階下囚的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這時，顧順章又補充說：
“在我到達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發電報。”
蔡孟堅聽後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只是感到顧順章越說越玄，究竟有多少底牌，他的心中沒有一點兒底數。他沉吟片時，說道：
“我可以為你引薦行營主任何將軍。”
在蔡孟堅看來，能讓顧順章見一見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就是給了一個不小的面子，沒想到顧順章當即說道：
“不必了！見到他我也是這幾句話。”
蔡孟堅望著一言不發的顧順章，的確不知該如何處置。他與處長楊慶山議過之後，遂連夜向何成浚作了彙報。
何成浚聽後有喜也有憂。喜的是抓住了中共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而且還坦然相告，他有一個對付共產黨的大計劃，可以在三天之內把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領導人一網打盡；憂的是究竟是真還是假。萬一顧順章演的是一出詐騙劇，把他送到南京之後，在蔣介石面前再換做另一副面孔，他何以下臺？想了一下，遂決定立即傳訊顧順章。
何成浚於四月二十五日清晨提審顧順章。何是老牌的政客，為了試探顧順章是真投降還是搞欺騙，有意說道：
“你有什麼大的計劃先不談，先說說設在武漢地區的**組織吧？”
顧順章一聽也明白了何成浚的用意是藉以測試他投誠的真偽，遂當即“供出了我黨駐武漢交通機關、鄂西聯縣蘇維埃政府以及紅軍二方面軍駐武漢辦事處。因此，這些機關遭到破壞，十餘人被捕”。接著，他又重複說了這句話：
“請迅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指蔣介石），我將當面陳請。”
此後，顧順章又一言不發，傲視何成浚與蔡孟堅等人。
何成浚透過上述事件，驗證了顧順章是真的叛變了共產黨。遂結束審訊，指示有關部門向蔣介石、陳立夫發電，報告有關顧順章叛變的情況。接著，他又於當晚派特務和一排憲兵，乘坐專輪，押送顧順章去南京。命令蔡孟堅於翌日——四月二十六日早上乘飛機去南京面陳一切。
誠如前文所述，蔡孟堅是徐恩曾派到武漢的耳目，像顧順章叛變這樣的大事不預先報告，等於是重大的失職。一旦蔣介石下令陳立夫，要徐恩曾處理解到南京的顧順章的時候，被動中的徐恩曾是一定要獲罪於蔡孟堅的。聰明的蔡孟堅為趕在顧順章到達南京之前報告徐恩曾，遂啟用了徐恩曾隨身攜帶的那本絕密的密碼，連夜向南京發去了密電……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是星期六。自然，好色的徐恩曾又借週末尋花問柳去了；錢壯飛同志也一如既往留在辦公室裡，為徐恩曾接收來自全國的密電。令他震愕不已的是，這一夜接連收到了發自武漢行營的六封密電，上面都寫著“徐恩曾親譯”。錢壯飛暗暗思量：是什麼事情這樣機密、又這樣急呢？他當即取出已經到手的徐恩曾的那本密碼，偷偷地把電報拆開，用心地譯出了電文。大意謂：
第一封電報：黎明（顧順章的化名）被捕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以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
第二封電報：將用兵艦將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電報：改用飛機解南京，因為據黎明供，用兵艦送南京嫌太慢了。這個電報還講，無論如何此訊息不可讓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否則，將上海中共中央機關一網打盡的計劃就完全落空了。
其他三封電報內容略同。
根據周恩來當年作出的規定：錢壯飛在南京破譯的一切情報，都是透過其女婿劉杞夫借去上海之便交李克農，再由李克農轉陳賡，並由陳賡親自面交周恩來。也就是說，錢壯飛與顧順章沒有直接的聯絡。但是，他是知道顧順章在黨內的地位以及他的化名黎明的。他看了這六封電報之後，真是吃驚不小，如果讓顧順章的計謀得逞，黨的中央機關、黨的主要負責人都會落在徐恩曾的手裡。他當機立斷，叫醒正在熟睡的女婿劉杞夫，向他扼要地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把已譯出的電文抄了一份，雙手交到劉杞夫的手裡，表情嚴峻地說道：
“你立即拿上這張紙條趕往火車站，搭乘今夜開往上海的火車，一定要找到克農同志，請他把這張紙條當即轉給陳賡同志，要他親自交到伍豪的手裡。”
“是！”劉杞夫就像是得令出征的士兵，剛要轉身離去，又看著顯得異常凝重的岳父，不放心地問道，“我走後，您打算怎麼辦呢？”
“不要管我，只要天不亮，我就是安全的。”
“南京的家呢？”
“留給我來管，你趕快去火車站。”
錢壯飛送走女婿劉杞夫之後，覺得胸中就像是灌滿了鉛水，堵得他喘不上氣來，也透不出絲毫的光亮，真是沉沉心事連廣宇啊！就連這寬大的辦公室的空氣也彷彿一下子全都凝固了，昔日那安詳的氣氛變得異乎尋常地緊張了，靜靜的長夜，也失去了往日的寧馨，突然之間變得意外清冷可怕了！他下意識地走到窗前，駐步遠眺深邃的夜空，望著那數不清的點點星光，陷入了凝重的沉思中……
錢壯飛十分清楚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天一亮，蔡孟堅就要乘坐飛機到達南京，只要他與徐恩曾一見面，再見到叛徒顧順章，黨在國民黨中央苦心經營的所有的機密均將化為烏有，這對黨的損失是何等的大啊！同時，他和戰友李克農、胡底等同志，從此也就結束了在秘密戰線上的工作，這對他與他的戰友而言是何等痛惜的事啊！少頃，當他想到敵人萬一趕到劉杞夫的前面，按照顧順章提供的情報進行搜捕……他驚得驀地打住自己的思維，不敢再繼續想下去了……他唯有一個願望：開往上海的火車快些跑吧！劉杞夫早一點兒見到聯系人李克農……
天就要亮了，他知道就要離開自己戰鬥過的崗位了，一股難以言喻的情潮湧上心頭。當他想到自己撤退之後，留在南京的眷屬的處境的時候，便走到寫字檯前，提筆給徐恩曾寫了一封信，大意謂：
徐先生：
你我很好地相處了幾年，感謝你從各方面給予的合作。
今天我們只好分手了，行前還想和你說幾句知心話：不要傷害我的親友，否則，我將撰文公佈你的一切內幕，其後果你是可以想見的。……
天亮了，錢壯飛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去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