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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上海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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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上海十三

隨著蔣介石調兵遣將的速度加快,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戰爭就要打響了。作為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自然責任也就越來越重了。他除了透過各種渠道蒐集有關情報外,還要嚴肅地審時度勢,提出切合實際的反第二次“圍剿”戰爭的戰略方針,供朱德、毛澤東等前線同志參考。三月二日,他主持起草了中央給一、三集團軍總前委的信,明確指出根據中央掌握的諜報材料,敵人第二次“圍剿”有如下三個特點:

一、他們認為江西蘇區是主要的危險,這次進攻時最主要的是進攻江西蘇區與打擊紅軍一、三集團軍;

二、為了改正第一次進攻指揮不統一的弱點,委任何應欽為進攻蘇區的總指揮;

三、“他們現在預定不取包圍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擊你們。”

周恩來在發信前再次審看一遍,感到言猶未盡,遂又提筆增加了如下這段極重要的話語:

在戰略上,當著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優勢擊潰敵人的主力。當著敵人大舉包圍,我們必須利用敵人的弱點,擊潰敵人的一方。如能誘敵深入,聚而殲滅它,這也是可採用的戰略。總之不應執著一端,而固守某一辦法成為不可改變的定理,這是容易造成失敗的前提的。我們作戰,只有一個是不易的法則,即是時刻不忘與群眾武裝鬥爭的配合,此外,就是要我們站在主動地位而支配作戰形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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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段話,比較全面地且又是正確地反映了周恩來反“圍剿”的戰略思想。

周恩來自南昌起義失敗後回到中央主持軍委工作,就十分重視軍事情報工作。而今,隨著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日益迫近,他越發地感到情報工作的重要。但是,由於陳立夫廢棄了原有的密碼,而那本最機密的密碼本又放在徐恩曾的貼身處,使得軍委無法得到敵人確切的第二次“圍剿”的戰略部署,所以他為此而焦慮不安。

一天,陳賡滿面春風地走了進來,連聲說著“好消息”,周恩來故作沉穩地問道:

“是不是那件絕密的東西搞到手了?”

“不搞到手,哪敢在你面前稱好消息啊!”

“快說說看,壯飛同志是怎樣搞到手的?”

說到錢壯飛同志搞到徐恩曾這本貼身的密碼,就必須先要講一講他們二人近來發展成的特殊關係。

隨著時間的推移,徐恩曾對錢壯飛信任有加,連他自己的私生活也從不隱諱。誠如前文所述,徐恩曾道貌岸然,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長期以來,一直在上海大搞“金屋藏嬌”。在他與一個姓王的姘婦同居期間,恰是他官運亨通、青雲直上的時候,他生怕張揚出去影響自己的仕途,因此,總有點兒惴惴不安。對此,錢壯飛看在眼裡,遂向其獻策:“我在上海住的房子,前樓讓給你,你們可以在那裡同居。如此掩人耳目,可謂萬無一失。”徐恩曾聽了之後當然樂為從之,於是每次到上海就下榻於錢壯飛寓所的前樓。從此,他對錢壯飛更是醜惡不背,視為心腹。同時,也為錢壯飛搞到徐恩曾那一貼身的密碼本提供了機會。請看如下的記述: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去開會,壯飛與克農同志趁機向徐宣傳,某地有漂亮姑娘,徐一聽動了心,立刻要去,克農同志說:“你不能帶密碼本到那裡去,萬一出了事情,你可承擔不起啊!”徐沉思片刻,即從西裝內兜裡掏出了一個小密碼本,交給錢壯飛同志,說:“你替我儲存一夜吧,明天交給我。”於是克農同志連夜趕緊拍照。就這樣,國民黨高級官員使用的密碼本終於為我黨所掌握。

接著,陳賡把錢壯飛搞到的第一份有關第二次“圍剿”中央蘇區的軍事情報交給了周恩來。其大意謂:

一、“圍剿”方針

“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一面加調部隊及電閩防堵,以圖佈置嚴密;一面斷絕物資輸入蘇區,而使紅軍坐困。依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之原則,按各路劃定作戰地區,推進時,分進合擊,互相策應。”

二、“圍剿”兵力編制及戰鬥序列

第五路軍:總指揮王金鈺、轄六師一旅共三十二個團;

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轄六師一旅共三十二個團;

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轄三師一旅兩個保安團,共二十三個團;

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轄二師一旅共十五個團:

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轄三師(其中一騎兵師)共十七個團;

贛東軍:司令官阮肇昌,轄一師一旅三個地方團,共十二個團;

航空隊:隊長田義,有飛機七架;

直屬隊:除警衛團外,轄一師四團,共十一個團。

三、內線部署

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四百公裡戰線上,以十五師以上的兵力,做成一大包圍圈。具體兵力分佈如下:

第十九路軍在贛南興國、贛州一帶;

第五路軍在贛江東岸的泰和及萬安、吉水、永豐一帶;

第六路軍在南城、南豐、廣昌一帶;

劉和鼎、周志群、盧新銘諸師在閩贛邊界一帶。

……

周恩來看罷這份情報又是興奮又是不安,興奮的是,我們終於能獲取敵人最核心的機密情報了;不安的是,中央蘇區即將面臨著敵人如此強大的軍事壓力,尚不知如何才能粉碎敵人的這次“圍剿”。為此,他將上述軍事情報交與軍委參謀長聶榮臻,立即送往中央蘇區,供朱德、毛澤東等同志在制定反“圍剿”戰略時作參考。接著,他又問陳賡:

“還有什麼好消息嗎?”

“有,我的那位姓劉的師弟——也就是上海現任偵緝隊隊長被楊登瀛利用計謀幹掉了。”

周恩來一向反對搞暗殺活動。因此,他十分警覺地問道:

“你們介入了嗎?”

“也可以說是介入了,也可以說沒有介入。”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接著,陳賡扼要地說出了處決劉隊長的全過程:楊登瀛預設圈套,讓姓劉的來逮捕陳賡等人。然後,陳賡等同志按照計劃將其逮捕,並將一封預先寫好的感謝信放在劉隊長的身上,隨即撤離現場。待到楊登瀛帶人趕到一看陳賡寫給劉隊長的感謝信,敵人遂以通共罪將其處決。

周恩來聽後微微地點了點頭。

過了幾天,陳賡又是滿面春風地走了進來,周恩來一看陳賡那難以掩飾的喜悅,問道:

“一定是又有什麼好消息,對嗎?”

“對,再有兩個月惲代英同志就可以提前釋放了。”

“好消息,好消息!你是透過什麼渠道辦成的?”

誠如前文所述,惲代英被捕之後,先關入漕河涇模範監獄,後解蘇州軍人監獄。由於惲代英被捕時抓破面部,在獄中一直未被敵人認出來。不久,周恩來由蘇聯回國,親自指示陳賡等同志進行營救,結果惲代英被判兩年有期徒刑。待到惲代英解到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之後,陳賡在周恩來的指示下,透過南京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關係,講定提前到六月釋放。周恩來聽後非常激動,緊緊地握住陳賡的手,說道:

“好!惲代英一出獄,立即派人護送中央蘇區,毛澤東同志一定會歡迎他的。”

不久,蔣介石在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二次“圍剿”的同時,又在積聚兵力對鄂東南對紅一軍進行第二次“圍剿”。為此,周恩來於三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討論紅一軍、鄂東南蘇區等問題。他在會上指出,紅一軍最近的勝利,已衝破了敵人第一次“圍剿”,但敵人正在進行第二次新的進攻,這是不能輕視的。鄂豫皖特區必須在鞏固的基礎之上向外發展,擴大蘇區。同時,他還談到加強敵軍工作的原則,並明確指出:當我們向當前的敵人進攻時,可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以擊潰之。他還說:我們可以與次要的敵人結成暫時軍事聯盟,以打擊主要敵人,但絕不能存什麼幻想等。

接著,中央政治局於三月二十八日討論鄂豫皖蘇區問題。周恩來在詳細地分析了鄂豫皖地區的地理、人文等條件之後,遂得出結論:此地較中央蘇區為好,更易發展,而形成對敵人平漢鐵路的威脅,必須加強。會議決定由張國燾前去擔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書記。

張國燾,是江西萍鄉人,生於一**七年,長周恩來一歲。一九一六年考入北京大學理預科學習,後轉入哲學系。那時,他是北大的活躍分子,學生會的負責人。不久,他與陳獨秀、李大釗兩位恩師稔熟,遂又成為北大最早的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與此同時,他當選北大學生幹事會副主任和總務主任,積極參加領導了著名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一九二○年夏天,他在陳獨秀、李大釗的指導下,開始參與醞釀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十月,他參加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並致力於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對建立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是出了力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他作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南下上海,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主持了這次有歷史意義的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分管組織。之後,他一直在中央出任要職。只是因反對國共合作,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落選,但在中央依然有很大權力。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在北京被捕叛變,但當時未被組織發現。大革命失敗不久,中央政治局於七月改組,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奉命東下,曾試圖阻止南昌起義。後隨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兵敗潮汕之後回到上海,去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留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瞿秋白回國之後,他接任團長。但是,就在他剛剛上任兩個月,共產國際突然把李立三的錯誤上綱為路線錯誤,並向中國共產黨發出所謂十月來信。接著,共產國際在決定派出米夫使華的同時,又考慮張國燾回國。自然何孟雄、羅章龍等黨內“老幹部派”請求共產國際派回張國燾主持工作,調解矛盾,也是促成張國燾回國的重要原因。

何孟雄等“老幹部派”為什麼要求共產國際派張國燾回國呢?這其中既有其遠因,也有其近因。所謂遠因,張國燾與何孟雄、羅章龍等老幹部同是北京大學的先後同學,他們在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下,又都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最早的成員。實事求是地說,大革命失敗前北方掀起的革命風暴,他們都有一份功勞。隨著大革命失敗所帶來的危局,黨內不斷進行分化改組,逐漸形成了上面所說的鼎足而三且又勢不兩立的三大派。作為被米夫派等稱為右傾的何孟雄、羅章龍等老同志,長期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駐上海的代表有矛盾,希望在共產國際任職已有兩年多的張國燾回國是可以理解的。所謂近因,除去何孟雄、羅章龍等人要求共產國際派張國燾回國以外,很重要的一條原因是,共產國際希望張國燾借批判李立三路線的同時,利用他與這些老幹部源遠流長的關係,把何孟雄、羅章龍等人拉到共產國際——實際上是米夫一邊,支援王明等人接管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權。也或許就是出於上述原因,米夫等人在六屆四中全會上,把尚在歸國途中的張國燾抬上政治局常委的地位。

但是,張國燾回國自有他的政治野心,用他的話說:“我曾設想如果當時揭發米夫派的罪惡,要求立即舉行中共五中全會,將陳紹禹這一群攆出中共中央,局面將難以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沒有被捕,或許我可以這樣做,現在沒有了他們,那就煞費考慮了。”把他的話說白了,他回國的目的不是幫著黨渡過困難,而是想藉助於何孟雄、羅章龍等老幹部的力量,把王明這一群攆出中共中央,由他張國燾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張國燾是有政治野心的,只是時機不成熟,沒有演出後來在長征中演出的奪權醜劇。怎麼辦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須忌器’!”換言之,繼續等待時機。

關於決定加強蘇區和紅軍的領導,是由周恩來提出並經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對此,張國燾作了這樣的回憶:

周恩來為此提出了一個具體計劃,經議決透過,其要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蘇區,由向忠發、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等領導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兩區分別設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前往主持,後者則由已在那裡的夏曦、關向應(關這時尚在獄中)等主持。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後,在上海另設中央分局,指導白區工作,預定由趙雲(康生)、李竹聲等主持。

這個決議是中共將工作重心轉到蘇區去的一個關鍵,對於此後中共的發展有極大關係。我們當時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個鞏固的根據地,在那裡豎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旗幟,聯絡長江以南和蘇區的紅軍游擊隊,共同奮鬥,以期握有一省或數省的地盤。鄂豫皖蘇區則為長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們希望以那裡為起點,向北發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廣泛的地區。至於湘鄂西蘇區則似是一個主要的衛星,並且可以向西南發展。……

我是自願去鄂豫皖的。

雖說張國燾的上述回憶存在著錯誤,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對中國未來革命的構想;如果再聯想到未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證明這一構想不僅是正確的,而且也是極具戰略意義的。更為重要的是,也說明了周恩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逐步完成了由城市為中心向農村發展的階段。

張國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且肩負著發展長江以北地區的革命重任,因而必須派一名有經驗、且又熟悉透過長江進入鄂豫皖根據地的地下交通線的負責同志,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據地。為此,周恩來又在人選方面頗費了一番心思。

負責由長江經武漢進入鄂豫皖蘇區地下通道的是顧順章。但是,在周恩來赴莫斯科之後,他當年混跡黑社會中的一些惡習復發。他認為自己不僅是工人出身,而且還是中央負責保衛部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自認為了不起,個人野心日漸暴露。最後,他竟然發展到驕橫跋扈,不可一世,連黨都不放在眼裡,中央只有周恩來的話他還能聽一些。那時,他除了在上海開設了一座“化廣奇魔術店”作為聯絡點以外,還利用黨的經費在英租界威海衛路原幢石庫門八○二號包租一座“公館”,傢俱陳設相當考究。按照白區工作的規定,他的家只有陳賡、李強能去,其他任何黨的負責人都不能造訪登門,這就為他過揮霍無度的腐朽生活提供了條件。據陳賡同志說:他曾去過顧順章家兩次,發現他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亂搞女人,抽鴉片煙。更不能容忍的是,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還有濃厚的帝王思想,竟然請“星相家”看相算命,當他聽“星相家”吹噓他有“福相”,將來能當皇帝之後,還得意不已。對此,陳賡氣憤之極,他曾對柯麟說:

“我們兩人如果不死的話,準能見到顧順章叛變!”

周恩來在聽取了陳賡的上述報告之後,遂找顧順章談話,嚴厲批評,並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墮落完全違背共產主義道德準則。作為共產黨人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誠如前文所述,顧順章在負責中央特科工作期間,他的工作重點不是放在保衛黨中央的安全、營救被捕的同志方面,而是熱衷於處決叛徒、暗殺敵人等一些恐怖行為。只是由於周恩來同志的批評和阻止,才沒釀成無可挽救的悲劇。對此,聶榮臻同志曾作過如下記述:

顧順章這個傢伙,除了吃喝玩樂之外,再一個特點,就是亂幹,為所欲為。我在特科時,他曾經擬訂計劃,要用幾箱炸藥,爆炸一品香旅店,還想組織力量,搶劫私運毒品的外輪,以製造所謂“聲勢”。這些當時都被我們大家制止了。

由於顧順章的人生觀完全墮落了,或者說他作為流氓無產者的本性未改,因而在他的內心中,對上述那些醜惡的腐化生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對於周恩來等同志的批評,他表面上虛與委蛇,一旦回到他的“公館”照舊繼續胡來。另外,他還清楚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有一個公開的情人,黨的所有領導都未出面批評過。這不僅給他找到了繼續胡作非為的藉口,而且也為他陽奉陰違、屢教不改提供了依據。為此,周恩來毅然作出決定:顧順章調離中央特科,為加強中央蘇區的領導力量,隨中央遷往江西。

顧順章當然清楚周恩來這一決定的真正用意,遂產生了極大的抵觸情緒。另外,他自幼生長在大上海這座冒險家的樂園中,這些年又過慣了這種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讓他去江西住農村,時時與槍林彈雨打交道,他打心裡是不願意的。

說到顧順章的思想變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歷經六屆三中、四中全會之後,嚴酷地打擊了一大批黨的優秀領袖人物,再加之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羅章龍等人被開除黨籍,各地下黨組織相繼被破壞等等,使得很多革命意志不堅定者相繼登報離開了黨。這時的顧順章也產生了離黨投蔣的想法。就在他奉命護送張國燾、陳昌浩西去的前夜,他就預留了一封向蔣介石自首的信,藏在寫字檯裡備用,大意謂“不滿共產黨”、“早有反正來歸之心”等等。並叮囑其妻說:“我如被捕不能回來,可將此信交給蔣介石。”對此,周恩來於一九五○年五月在軍委情報部的一次講話中曾說過:

“顧順章的叛變,不是偶然的,當時的立三路線和四中全會都加深了他的動搖,而我們沒有預先警覺。”

周恩來的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立三路線和四中全會都加深了他的動搖”,這是千真萬確的,也是符合顧順章的實際情況的;二是“我們沒有預先警覺”,筆者認為這是周恩來的自謙。誠如前文所述,周恩來數度批評顧順章,並決定調離特科等。同時,他還調聶榮臻同志進中央特科,接手顧順章所負責的有關軍事情報等。這都說明周恩來預先是有警覺的。

另外,還有一個可佐證周恩來預先有警覺的事例,就是他親自決定調牧師董健吾隨同顧順章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武昌。

董健吾的公開身份是牧師,不僅是通碩大儒楊度先生的弟子,同時還與宋氏兄妹有著較深的私誼;再者,他原先曾為馮玉祥將軍讀經講道,與西北軍中的高階將官相識。時下被蔣介石改編的西北軍多數調往鄂豫皖三省,執行蔣介石“進剿”中央蘇區、鄂豫皖根據地的任務。在周恩來看來,顧順章在護送張國燾、陳昌浩西去武漢的期間,萬一發生什麼不測事件,董健吾還可利用上述有利的條件化險為夷。再者,董健吾早年出於好玩,也曾經練過幾手小魔術,在必要的時候,也可與化名為化廣奇大魔術師的顧順章配合一下。為此,他又親自找董健吾談話:

“過兩天,有一位很重要的同志去遠方,這護送任務,僅顧順章同志一人我不放心。”

董健吾沒有想那麼多,只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紀律一言不發,靜靜地接受周恩來交給自己的任務。

“我想了很久,知道你也會玩兩手魔術,想請你協助顧順章同志完成這項任務。”

董健吾微微地點了點頭,小聲地問道:

“我是以神職人員出行,還是以普通百姓身份與老顧同行呢?”

“以普通百姓的身份為好。”周恩來說罷又補充道,“不過,你照樣帶著牧師的著裝,在必要的時候,你還可以用神職人員的身份做掩護嘛!”

“我還有其他的特殊任務嗎?”

“有!”接著,周恩來指出時下白色恐怖嚴重,到處都有敵人的警察與暗探,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另外,顧順章遠在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時候就是知名的人物,不僅有不少特務認識他,而且還有很多叛徒想拿他加官晉爵。最後,他又有些沉重地說,“可是老顧呢,他一向愛出風頭,又喜歡登臺玩幾手魔術,加之這次是去武漢,他在那裡的熟人很多,一旦被人認出來,就會出大的事情的。”

董健吾一聽責任重大,遂又陷入靜聽與凝思的狀態中。

“因此,我要求你此行務必提高警惕,千萬不能發生意外。”

“萬一……”

“絕對不能有萬一!”周恩來說罷又想到了以顧順章在黨內的地位,董健吾是沒有辦法制約的。他沉吟片時,遂又看了看顯得有些沉重的董健吾說道,“萬一發現有異常情況出現的苗頭,你要立即向上海報告。”

“是。”董健吾下意識地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我也只有請萬能的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了。”

接著,周恩來又親自找顧順章面談,重申了這次護送張國燾、陳昌浩進入鄂豫皖蘇區的戰略意義,以及沿途應注意的事項。最後,他深沉地說道:

“順章同志,祝你一路順風,早去早回。”

顧順章當然明白“早去早回”這四個字的含義,同時也越發感到共事多年的周恩來已對自己持有戒心。他笑了笑,說道:

“還是那句老話,後會有期,請放心!”

恰在這時,張國燾前來領受登程西去的具體任務。寒暄過後,顧順章成竹在胸地說道:

“國燾同志,你和昌浩同志於四月一日啟程,這天有一艘來往上海和武漢的‘野雞船’,老闆和我很熟,你打扮成普通商人,我已安排好了人接你上船。”

“你不和我們乘一條船走?”張國燾愕然問道。

“不,我和董牧師帶一支小魔術隊,於三月三十日乘英國輪船先行一步,在漢口安排好有關人員,好護送你們安全進入鄂豫皖蘇區黃安。”

“那就全拜託你了!”張國燾說罷轉而面對提前送行的周恩來問道,“恩來,你還有什麼叮囑嗎?”

“該說的,我們在政治局會議上全都說了,一句話,希望你們在鄂豫皖儘快開啟局面。”周恩來說道。

“請放心,我會努力去做的。”張國燾答說。

周恩來似對顧順章依然不放心,沉重地說出原滬西區委書記尤崇新調到武漢不久即被捕叛變,他天天領著敵特警察走街串戶,抓捕共產黨人,給武漢的黨組織造成了很大威脅。最後又說道:

“順章同志,尤崇新和你很熟,一旦在公眾場合相遇……”

“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機會,”顧順章冷笑了一聲,“到時,我就讓他知道馬王爺有三隻眼!”

“不準蠻幹!”周恩來幾乎是下意識地反駁,接著,他又近似下達命令地說道,“你一定要記住,快去快回。”

“是!”顧順章頗有情緒地答說。(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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