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上海十七
向忠發參加革命是受時代潮流裹挾的自發行為，絕非像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周恩來那樣，是建立在解放全人類的革命信仰之上的自覺行為。中華民族歷代的革命志士是講氣節的，文人是重名節的，換言之，民族氣節是高於一切的；名節是文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因此，中華民族歷來是頌揚蘇武、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貶斥秦檜、汪精衛等民族敗類的。然而，向忠發、顧順章等都是一些沒有氣節的江湖遊民，他們參加革命是為了獲取權力和地位，並進而借獲得的權力和地位進行享受。因此，向忠發被捕之後，絕不會像彭湃、惲代英、蔡和森等人那樣視死如歸、悲壯就義，成為中華民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楷模；相反，他步顧順章之後叛變投敵，也就在預料之中了。由此可知：共產國際推行的唯成分論是何等的荒唐啊！
向忠發被捕叛變之後，他也存有像顧順章一樣的心理：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共產黨的核心機密，當做向國民黨上層邀功請賞的籌碼。所以，他沒有先引敵人搜捕周恩來等一些中共核心領導人。他首先供出的是陳琮英和楊秀貞，並引敵人來到旅館逮捕了陳、楊二人；接著，他又在敵人的壓迫下供出戈登路恆吉里一一四一號黨中央秘書處，使工作人員張紀恩、張越秀和蘇才被捕。
六月二十三日，向忠發被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時任警備司令的熊式輝有一種錯覺，他認為像向忠發這樣級別的中共領導人是不會真的叛變的。因此，他指示屬下：如果向匪忠發願意歸向中央，就讓他協助我們把周恩來等一批**要人緝拿歸案；如果頑固不化，我也不會親自審理這一案件了。接著，他立即電告正在廬山避暑的蔣介石：向忠發在滬被捕，請示處理方略。
向忠發認為向敵人獻媚的時機到了，遂透過審訊人員向警備司令熊式輝坦承自己的身份，並供出了周恩來的住處。接著，他又親自帶領敵人趕來搜捕。幸虧周恩來、鄧穎超已轉移，住處只剩下楊振德、夏娘娘兩位老人。由於夏娘娘在此之前坐過牢，特務一見便說：又碰到你了。“楊振德和夏娘娘一直沉默著，什麼也不說。敵人殘忍地打了她們，沒有把她們抓走。”用顧順章的話說：
“帶走了她們二人，就等於切斷了和周恩來、鄧穎超的聯絡。我們要把她們留在這裡做釣餌，讓周恩來、鄧穎超上鉤。”
但是，對於向忠發被捕叛變後的上述所作所為，周恩來是不知底情的，或者說也僅僅是推測、懷疑而已。自然，推測與懷疑是不足為憑的，更不能當做給黨的總書記作結論的依據。因此，他依然透過各種渠道積極營救向忠發。
就在向忠發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當天，周恩來透過潘漢年等關係掌握了這一情況。時下，在周恩來的心目中，只要沒有抓到向忠發叛變的確切證據，就得繼續設法營救。然而，如何繼續營救向忠發呢？遂又成了周恩來心中的一大難題。
根據以往的經驗，周恩來認為像向忠發這樣級別的要案，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是無權作出裁奪的，司令熊式輝是一定要給蔣介石拍發密電，請示處理意見的。而蔣介石一旦獲知這樣重大的案情，也是一定要命令熊式輝派專人把向忠發押解南京的。他歷經深思熟慮，遂命令潘漢年等除隨時報告向忠發在警備司令部的情況外，還特別強調要潘漢年偵知向忠發何時被押解南京、從什麼地方上車起解、並派有多少武裝人員護送等情況。
對此，潘漢年是心領神會的：周恩來計劃組織武裝力量劫囚車，救向忠發脫險。同時，潘漢年也清楚：若想獲知向忠發起解南京的時間、地點和路線，必須先要知道警備司令部審訊向忠發的詳細情況。很快，他透過內線獲悉，向忠發一案結束審訊。向忠發已投敵叛變了。
周恩來聽了潘漢年的彙報後，還是本著對黨負責的態度，認為在沒有拿到敵人的審訊記錄之前，不能輕易給向忠發定為叛徒。他認為，淞滬警備司令部如此快地結束審查，說明對向忠發的審訊是例行公事的審問，一俟收到南京最高當局的處置意見，即解往南京收監，再行審問。因此，他依然指示有關的部門和同志，繼續偵詢起解向忠發的時間、地點和路線，做好武裝解救的準備。
就在這當口，周恩來突然又收到一個意外的訊息：向忠發已經在警備司令部被槍殺了。他於震驚之餘不能不發出這樣的自問：既然向忠發被捕之後叛變了，敵人為什麼還要下令槍殺他呢？如果說向忠發沒有投敵叛變，那為什麼黨的機關，乃至於自己家會被敵人搜查呢？因為這些黨的秘密機關——自己家的住址只有向忠發才知道啊！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清楚，要解開這一謎團，唯有儘快地搞到審訊向忠發的全部記錄。為此，他指示潘漢年等同志：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要儘快地搞到敵人的全部審訊記錄。
潘漢年終於透過內線的關係，輔之以重金收買等手段，很快搞到了借用敵人之手抄出來的全部審訊記錄。
周恩來當即審閱了向忠發叛變後的口供抄件。他認為這份供詞中所提供的中共中央核心機密，除時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數人知道以外，敵人是不可能掌握這些材料的；類似像中央新改組的保衛機關的人員組成這種絕密訊息，也只有向忠發少數幾個人知道；至於供詞中說的向忠發暫居周恩來的臨時住處的地址，也只有向忠發一人知道。因此，周恩來肯定了向忠發被捕叛變的事實。
周恩來知道向忠發叛變的影響，也清楚黨一旦作出向忠發叛變投敵的結論的分量。他已經確認向忠發叛變無疑，可他依然無法解釋：既然敵人知道了向忠發已經叛變，為什麼還要槍斃他呢？如果讓他公開登報自首，其政治影響不更大嗎？由此，他又不得不產生懷疑：敵人會不會透過製造假口供達到動搖處於革命低潮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決心呢？為了不給敵人以任何可乘之機，也為了不冤枉任何一個人，他再次嚴肅地指示潘漢年等同志：必須查清敵人處決已經叛變投敵的向忠發的原因。
潘漢年等同志很快透過內線關係，獲得了向忠發被處決的確切情報。原來，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在電告蔣介石的時候，並不知向忠發已經叛變；遠在廬山避暑的蔣介石依據過去的經驗，尤其是最近至死不投降的惲代英、蔡和森的表現，他認為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絕無叛變的可能，故當即電示熊式輝：“就地秘密槍決。”向忠發叛變投敵之後，熊式輝沒有再過問此案的詳情，遂按蔣介石的指示執行了。另外，熊式輝在國民黨的派系中隸屬新政學系，和CC系頭子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矛盾較大，三次會審向忠發，竟然不讓CC系的特務徐恩曾、張衝等人參加，自然，向忠發叛變的供詞，也就密而不告CC組織。多年之後，不知底細的CC系的人還編織了如下的謊言：
**方面怕向被捕後洩密，就活動收買了一個有權無能的司法官，趁中央命令尚未下達的時候，就執行了死刑，把向忠發槍決了。
向忠發被捕叛變給上海的地下黨中央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使得本已改變工作方法的黨中央繼續開展工作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不得不更加嚴格地隱蔽起來，同其他領導人互不往來。這時他在上海已很難繼續存身了。不久，中央決定他停止工作，等候轉移”。但是，周恩來是一位視黨的工作為第一生命的人，加上他歷來把同志的安危放在自己之上，所以他於艱難之中還在考慮其他領導同志的安全，安排其他難以在滬存身的同志向蘇區轉移。舉例說：
潘漢年過去在文化戰線上做領導工作，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士和他多有交往。雖說他最近調入中央特委會，接替陳賡的工作，但由於向忠發供出了他是新的中央特委會的核心成員之一，繼續留在上海是非常危險的。為此，周恩來與陳雲等商議並商請中央同意，決定讓潘漢年撤出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工作。接著，周恩來又要求潘漢年行前把一些重要關係移交給可靠的同志。對此，夏衍同志作了如下回憶：
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潘漢年）透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歲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絡，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客套。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絡，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人的名字我全不瞭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話也不說，我也猜到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絡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了。”停了一會兒，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
這位長者就是楊度。但是，在當今所有解讀上述文字的作品中（其中也包括夏公自己），皆因年代久遠，錯誤理解為潘漢年在一九三三年自上海撤退的前夕，向夏公轉交楊度這一情報關係的。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楊度先生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四日就駕鶴西去了，他怎麼會在謝世兩年之後再復生呢？顯然是把年代搞錯了。隨著形勢的變化，黨又決定潘漢年繼續留滬從事情報工作，並陪著周恩來於夜間向楊度的遺體告別。此乃後話，下文再述。
黨中央決定周恩來立即轉移中央蘇區之後，王明就成了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面對如此嚴重的白色恐怖，周恩來還得關心這位對他有著種種看法的王明的安全。據史記載：在這期間，王明為躲避敵人的搜捕，曾經到上海郊區的一個療養院居住，也曾經到尼姑庵居住，當過數天的當代的張生。所不同的是，他在留居尼姑庵期間，不是與當代崔鶯鶯談情說愛，而是與妻子孟慶樹為了安全問題經常拌嘴。為此，善寫打油詩的王明還留下了當年寫的這首小詩《尼庵小住》：
警犬見蹤何所之？
尼庵同隱學禪師。
黨人本領通天大，
結伴神仙鬼不知。
中央特委會雖然全力保護王明的安全，可膽小的王明卻總害怕有殺頭的危險。他的恩師米夫在完成了使華的主要任務，即把王明捧上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把交椅之後，尚未看見這些得意弟子如何揮舞手中的權力大棒，就接連發生了顧順章、向忠發等人叛變投敵的事情。這位洋太上皇還是很識時務的，他為了自己不在上海落入蔣介石的特務之手，遂提出回國覆命。就在米夫秘密回國的前夕，王明公然向他提出，希望恩師把自己調往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對王明的這一要求當然心領神會，遂答應回到莫斯科之後向國際彙報，由共產國際下令調他。
蔣介石不僅深諳有軍就有權的傳統的治國之術，而且還十分重視輿論工具的作用。在這期間，他一方面集結強大的兵力，繼續準備對中央蘇區實施第三次軍事“圍剿”，妄圖一舉消滅日漸壯大的紅軍；另一方面，他利用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大造輿論，希冀動搖、瓦解白區地下黨，尤其是設在上海的地下黨中央。蔣介石一聲令下，國民黨的電臺、報紙天天都在報道：某某地方的**被國軍消滅，某某中共要人棄暗投明、歸順中央。再加上國民黨的宣傳部門有意利用一些共產黨的敗類、軟骨頭大做文章，在社會上的確造成了共產黨已經不復存在的影響。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的人相繼離開了黨，還有一些敗類賣身投靠蔣介石，使得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接二連三地遭到破壞，使得一批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分子相繼落入敵人的魔掌，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其中，對周恩來震撼最大的是楊匏安等同志的被捕。
誠如前文所述，楊匏安同志是建黨初期的老黨員，在國共兩黨中都有很高的威信。早在八七會議之後，由於瞿秋白等同志犯“左”的錯誤，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致使楊匏安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撤銷其中央監委，並且一直未給予平反。可是，他依然無怨無悔默默地為黨工作。一九二九年，“由於黨的印刷所遭破壞，楊匏安被捕。這時，周恩來時常冒著白色恐怖，去看望楊匏安的母親和家人，並大力組織營救。楊匏安幸因沒有暴露身份，在提籃橋監獄關禁八個月後，即獲釋放”。出獄後，仍留中央機關工作。同時，他還借翻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宣傳正確的革命理論，並把不多的稿酬填補家用。一九三一年，楊匏安一家住在上海東有恆路（今東餘杭路）二○四八號。這裡是黨的一處秘密印刷機關，“他在極其艱難和危險的環境中，參加編輯黨的刊物，還以中國互濟會的名義開辦政治訓練班，為黨培養和訓練幹部”。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晨六時三十分，病中的楊匏安突然在家中被捕。他被捕時的情景，執行逮捕任務的國民黨特務黃凱曾作了如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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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第四期胡某，寫了一封密信給蔣校長，說他現在政治覺悟了，願意全力擊滅共產黨，開了很多CP機關與各要人個別住址。蔣介石密令陳立夫，陳立夫和徐恩曾交給我辦……在我們派人會同公共租界總巡捕房西探長羅斯於倒馬桶時間衝入楊先生小閣樓時，楊正在臥病（肺病二期），真是貧病交迫。楊的夫人正預備去火柴場做工，一群小兒女都是營養不良，還有一位七旬老母，統統跪在警備車大輪下要與楊先生同死。楊上車時，小兒女牽衣，老母哭抱，真是慘絕人寰。
多年之後，楊匏安的兒子楊明同志也回憶道：
那一天半夜，我們被一陣粗暴的打門聲驚醒，衝進來的是一群持槍的特務，開口就說要找楊匏安。先父知道自己暴露了，母親給找了幾件禦寒的衣服，我們忍著極度的悲憤，看著他被特務押走。這一走竟成永訣！
楊匏安同志被捕不久，處於隱蔽狀態中的周恩來就知道了，他當時就想到“楊匏安一家人口多，生活異常困苦，七個孩子有三個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他自己患有肺病，老母年邁，妻子身體也不好。為彌補家用，減少黨的開支，除了工作，他平時還要幫助家裡人推磨做米糕，讓他年邁的母親和小孩上街叫賣”。時下，楊匏安同志被捕了，這一家妻兒老小將如何生活呢？為此，周恩來當即指示有關部門：無論黨有多大困難，都要把楊匏安一家管起來！
接著，周恩來透過有關的內線弄清了楊匏安同志被捕的原因：時任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的羅綺園與楊匏安相交素篤，二人不僅經常往訪深談，而且還時有詩文唱和。在革命處於極其艱苦的階段，這位黨的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園卻犯了舊知識分子的通病：和女色有染。俗話說得好，“朋友妻，不可欺”。可羅綺園卻偏偏與還是共產黨員的胡章原（也就是特務黃凱交代的胡某）的妻子關系曖昧。誠如黃凱所交代的那樣，胡章原是黃埔四期的學生，當他決定向蔣介石寫信投誠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把羅綺園、楊匏安等人供了出來。結果，就造成了楊匏安等十六人被捕。
楊匏安等人被捕之後，先關在匯山捕房，第二天，即七月二十六日，被移解到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審理。當天即過堂，他化名陳君復，別無其他口供。七月二十七日第二次被審訊，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來員向法庭出示一張照片，指認陳君復就是楊匏安，是南京來文指名逮捕的共產黨要人，要求引渡。法庭簡單地訊問了楊匏安後，當即同意引渡，楊匏安就被押解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設在南市白雲觀的偵緝隊關押。
周恩來知道這座建在南市方斜路的白雲觀是上海有名的道教觀，觀中的茅山殿被當時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佔用，是敵人對政治犯刑訊逼供的地方，被稱為鬼門關。所以，當周恩來獲悉楊匏安被引到此地之後，他又為病中的楊匏安的身體擔心起來。但是，當他想到楊匏安當年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和影響，又認為沒有蔣介石的指令，淞滬警備司令部是不敢輕易對楊匏安同志用刑的。為此，他那不安的心又稍許平靜下來。接著，他又想到楊匏安與“二夫人”——何香凝與宋慶齡源遠流長的革命情誼，遂指示有關人士透過關係拜見何香凝與宋慶齡，請她們二位出面營救楊匏安同志。
很快，周恩來收到了有關人士的報告：何香凝與宋慶齡已向蔣介石上書，請求釋放楊匏安同志。可她們收到的蔣介石的回答卻是：楊匏安是黨國元老，由他親自過問此案。
對此，周恩來認為：一、蔣介石採取這種曖昧態度，是為了巧妙地答覆“二夫人”的上書；二、蔣介石深知楊匏安在國共兩黨中的地位和影響，如果能把楊匏安由共產黨中爭取到國民黨中來，其影響將是非常大的。進而，周恩來又推論：既然蔣介石想親自利用楊匏安大做文章，就常規而言，他是一定要把楊匏安同志解往南京進行勸降的。為此，他要求有關部門及時瞭解楊匏安起解的時間、地點與路線，並做好武裝解救的一切準備。對此，史家寫下了這段話：
“當時，黨組織曾透過宋慶齡、何香凝出面營救，但沒有結果。周恩來還策劃武裝營救，準備一旦敵人將他解往南京或蘇州時，就在半途劫囚車。但狡猾兇殘的蔣介石，卻下達了就地秘密槍決的命令。”
蔣介石為什麼沒有把楊匏安解往南京呢？事後分析有兩種原因：一、在蔣介石等人看來，上海地下黨中央歷經顧順章、向忠發等人叛變之後，全面覆滅只是時間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蔣不親自出面勸降，楊匏安也會識趣轉向的，因為蔣氏一向推崇“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話。二、蔣介石在歷經第一次、第二次“圍剿”紅軍的失敗之後，他認為“剿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矛盾已由城市轉向農村，由上海移到江西朱毛紅軍。恰在這時，他正坐鎮廬山，親自調兵遣將，積極部署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沒有可能為了楊匏安案事，由避暑勝地廬山回到賽火爐的南京受罪。但是，蔣某人是絕不會放過楊匏安被捕這個機會的，遂決定透過其他途徑對楊匏安進行勸降。
由於歷史本來就是複雜的，再加之案事久遠等原因，所以有關蔣介石坐鎮廬山，指揮勸降楊匏安的經過就有了各種傳說。為向讀者有一個較全面、正確的交代，現摘錄兩段有關的回憶如下：
楊匏安在獄中，立場堅定，忠貞不屈。蔣介石連寫兩封勸降信，都被他撕毀；蔣又直接打電話到獄中向他勸降，也被他摔掉話筒。
（摘自《楊匏安傳》）
楊匏安因為在國民黨內也甚有影響，敵人又想收買他，所以未曾對他用刑。楊匏安被關押在偵緝隊期間，蔣介石多次派人去同他談話，做勸降工作，均遭到嚴詞拒絕。敵人勸降不成，又進行威脅，楊匏安慷慨地宣稱：我開始參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是不能的。在押的同志無不為楊匏安的為人和他對黨的忠貞而感動，就是一些看守士兵，也敬佩地稱他為楊鐵人。
關於敵人對楊匏安的勸降問題……我們訪問了曾經與楊匏安同案被捕，並關押在白雲觀偵緝隊同一間牢房的胡向榮（當時化名周仍初，在互濟會工作，因年齡小，被判刑兩年半，後釋放）。他說，楊匏安關在偵緝隊時，曾三次被敵人叫出去談話勸降。第一次是熊式輝，第二次是吳鐵城，第三次是吳稚暉。每次談話後回來，楊匏安都和同牢房的同志講述談話的經過。同志們對楊匏安都非常尊敬，連看守也都說楊先生不怕死。至於蔣介石派人勸降一節，當時執行逮捕的特務黃凱，也有如下講述：“楊先生被捕後，我曾經秘密親自找他談話。勸其為家庭為個人前途著想，考慮自首，但被楊先生毅然拒絕。他說：殺了一個楊匏安，殺不盡千萬個楊匏安。接著我就趕到南京向陳果夫彙報，並建議將楊軟禁，因為楊先生在民國十三年時擔任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是陳果夫的上級，陳果夫也頗贊成。”
（摘自尤亮、張先根合著《關於楊匏安被捕和犧牲的經過》）
楊匏安在獄中的鬥爭堪稱是高風亮節，為共產黨人的楷模。但是，當他自知不久將告別人世的時候，他又想起了家中的妻兒老小，為此他忍著極大的悲憤給家人傳信，述說臨終前的囑託。據史記載：他在信中說，“他的處境很危險，難免要為革命而犧牲，告誡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認識的人的任何財物或資助，如果實在沒有辦法生活，就回老家去。信中特別囑咐，千萬不要把家中的縫紉機變賣了，那是全家今後的活命工具”。
楊匏安在偵緝隊被關押十多天後，蔣介石因數度派人勸降失敗，一怒之下，下令處決。接著，楊匏安被解到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在八月的一天晚上，楊匏安未經過任何的審判手續，被秘密槍殺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內的荒地上，同時被槍殺的共有八人。”誠如前文所述，楊匏安不僅是革命家，而且還是詩人，當他獲知自己就要就義的時候，遂即興寫了一首絕命詩，向著獄中的難友大聲詠誦：
慷慨登車去，
相別一節全。
餘生無可戀，
大敵正當前。
投止窮張儉，
遲行笑褚淵。
者番成永別，
相視莫潸然。
由於這首五言詩有兩處用典，為使讀者明了詩意，現將《楊匏安傳》一書中有關的詮釋摘抄如下：
詩中所說的張儉，是東漢人，被人誣告出走，認識他的人皆不恤破家相容，終於無路可逃。褚淵，南北朝人。宋明帝很信任他，嘗謂：“褚淵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宋明帝臨死，封之為中書令，使與袁粲共理國事。不料褚淵卻出賣袁粲，助齊篡宋。人們譏刺說：“寧為袁粲死，不做褚淵生。”楊匏安這首詩，意在教育羅綺園，勉勵難友，堅持鬥爭，保全氣節，不可像出賣靈魂的叛徒褚淵那樣，永為世人恥笑。這首絕命詩，充分表現了楊匏安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革命崇高氣節。
對於楊匏安同志的死，周恩來是十分悲痛的。就是到了抗戰時期，周恩來在山城重慶還親自背誦過上述那首絕命詩，藉以“教育同志們在複雜困難的環境中，要像楊匏安那樣，對黨忠貞不渝，為革命勇於獻身”。
就在楊匏安遇難的前後，因上海的環境變得十分艱險，致使周恩來很難及時地收到中央蘇區的信件，他只有透過敵人的報紙獲悉：蔣介石即將開始對中央蘇區發起第三次“圍剿”。為此，他這位待命進入中央蘇區的中央局書記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中央蘇區做好了反第三次‘圍剿’的準備了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