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上海十八
在我國近現代軍事史上，蔣介石是一位舉足輕重的軍事戰略家。如世人所知：他早年不僅成功地指揮了東征、北伐，而且還打敗了諸地方實力派張作霖、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並採用政治的手段促使張學良易幟，從而結束了新老軍閥混戰的時代。可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傾數倍於紅軍的國民黨軍隊“進剿”中央蘇區，卻連續兩次損兵折將，敗下陣來，使他不得不於失敗之中尋找教訓。他認為歷經兩次反“圍剿”戰爭的紅軍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正常損耗的兵員建制、武器裝備、軍需給養等均一時難以補充到位；另外，他清楚眼下的紅軍分散各處山村休整，也難以在短期內迅速集中，形成有力的拳頭。為此，他針對紅軍上述不利因素，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種權力，迅速調兵遣將，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把三十萬大軍，且多為蔣記嫡系部隊調到江西，做好了“進剿”前的一切準備。接著，他又於七月一日在南昌行營下達了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紅軍的命令。
蔣介石迅速調兵這一著的確出紅軍所料，就連善於用兵的毛澤東也不曾料到敵人在第二次“圍剿”剛遭受失敗後，就又會這樣快發起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朱德等總前委的指揮員沉著冷靜地分析了不利因素：“指戰員在苦戰之後尚未休整，人員也沒有得到補充，仍是三萬多人；部隊遠離原有根據地，正分散在閩北和閩西一帶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一時沒有集中起來”等等，遂決定在有條不紊地指揮部隊收縮集中的同時，以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的名義於七月四日釋出動員令，並緊急通知各級黨部：
一、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加強宣傳工作；
二、迅速整頓各地方武裝；
三、徹底肅清AB團及一切反革命分子；
四、立即實行蘇區戒嚴；
五、對赤衛軍、交通隊、偵察隊、運輸隊等組織重新整頓，加強領導和督促；
六、立即堅壁清野；
七、做好清掃戰場的準備和組織工作。
但是，由於顧順章叛變，中共打入敵人心臟的錢壯飛等同志迅速撤退，這就等於中央蘇區失去了對敵人“進剿”中央蘇區最可靠的情報來源，所以，猝然準備迎戰的紅軍就必然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對此，《毛澤東傳》作了這樣的評述：
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面前……他們最初曾設想在閩贛邊界佈置戰場，消滅進犯軍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發現這次“圍剿”規模之大和來勢之猛，立刻放棄了原來的打算，下決心集中主力，繞道千里，回師贛南，在具有良好群眾條件的根據地內部，“避敵主力，打其虛弱”，打破這次大規模“圍剿”。
七月十日前後，毛澤東、朱德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在閩贛邊收攏後，急行軍回師贛南。由於國民黨軍隊前進的速度很快，左翼軍的陳誠部主力在十三日佔領建寧以西的廣昌，“我主力向贛南紅區前部或腹部退卻集中都已來不及，毛澤東同志毅然決定紅軍向贛南後部集中”。這就需要實行千里大迂迴，繞過“進剿”軍進攻的鋒芒，沿閩贛邊界的武夷山脈南下，到根據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敵軍背後。當時正值七月酷暑，紅軍在崇山峻嶺中千里跋涉，十分艱苦，但情緒十分飽滿。毛澤東和部隊一起步行前進。七月二十四日，紅一方面軍主力抵達于都縣北部的銀坑，同由廣西突圍轉戰到江西的紅七軍以及原在贛南的紅三軍等會合。接著，又繼續向西北隱蔽轉移，於二十八日到達興國西北的高興圩，完成繞道千里、回師贛南的戰略任務，為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
透過上述事實可以清楚地說明：一、當年周恩來在上海建立並領導的情報工作是何等的重要；二、毛澤東同志隨機應變的指揮才能是超乎常人的。但是，無論是遠在上海過著隱蔽生活的周恩來，還是在前線指揮反第三次“圍剿”的毛澤東，他們面對強大的敵人發起的第三次“圍剿”，都會深深地為失去像錢壯飛這樣的情報人員而惋惜。
正當周恩來在上海為營救楊匏安而操心的時候，蔣介石於七月底發現紅一方面軍主力已集中在它側背的興國地區，他當即下令集中九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撲過來，企圖消滅紅軍主力於贛江東岸。面對如此嚴峻的態勢，毛澤東、朱德當即召開軍事會議進行研究，並作出決定，“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人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但是，當紅軍實施富田作為反攻的突破口的時候，卻又發現“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向興國急進，其右翼的富田一帶只有三個團防守。但當紅軍主力開始北進時，忽然發現陳誠、羅卓英兩師已先於紅軍趕到富田，這是國民黨‘進剿’軍中最精銳的部隊，紅軍準備奪取富田的計劃已難以實現”。毛澤東、朱德斷然改變作戰計劃，重新返回高興圩，另尋戰機。
八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為突破敵人的包圍圈，曾走出戰史上少見的險棋：那就是處於敵軍重重包圍的紅軍為實行中間突破，首先給敵人造成錯覺，“紅軍以少量部隊偽裝主力，向贛江方向佯動。紅一方面軍主力卻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連續急行軍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嶺悄悄東進，穿過國民黨左翼集團軍之間二十公裡的空隙，於中午到達蓮塘，跳出了敵軍主力的包圍圈”。接著，於七日拂曉向駐守蓮塘的敵軍發起猛攻，經過兩小時的戰鬥，全殲敵軍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又一個營，擊斃旅長譚子鈞，取得第三次反“圍剿”的初戰勝利。毛澤東、朱德乘勝追擊，於當天下午一時，攻佔良村，殲滅該師大部，擊斃副師長魏我威、參謀長劉家祺。八月十一日，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在“黃陂擊潰敵之毛炳文師全部，繳得步槍三千五百餘支，手花機槍、水旱機關百餘挺，無線電機一架，其他軍用品無數，俘虜官兵六千餘人”。從此，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紅一方面軍第三次反“圍剿”朝著勝利的坦途前進。
正當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節節勝利的時候，由中央蘇區返回向中央彙報的歐陽欽到達上海。周恩來在聽取了關於中央蘇區情況的報告後，又於八月三十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
現在，中央蘇區的中心任務應是：最大範圍的發動群眾，鞏固並擴大紅軍支援長期的艱苦的階級戰爭，以衝破敵人的“圍剿”，並擴大蘇區和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在這個根據地上建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實施蘇維埃政綱。
在軍事策略方面，集中紅軍主力，實行各個擊破敵人，這是我們的原則，但不是說要集中主力，便連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備去發展遊擊戰爭，去鞏固後方，去襲擊敵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說只有誘敵深入的辦法，才可各個擊破敵人，在力量許可時，我們還要用追擊敵人的辦法來消滅敵人。
從上述這段指示來看，就單純的軍事理論，乃至於對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的規律而言，無疑都是正確的。然而，我們從這段話的字裡行間，似乎還感到了周恩來對機械的實用理論的厭惡。事後推論，身受教條主義之苦的周恩來，是否擔心一些缺乏或無實戰經驗的同志，把教條主義的壞毛病帶入中央蘇區，從而導致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失利呢？
這封指示信的內容也有明顯的錯誤，對此，《周恩來傳》一書作了這樣評述：
信中也批評“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批評紅軍“還沒有完全拋棄遊擊主義的傳統”。這些批評是不正確的，反映了當時中央指導中的“左”的錯誤。
由此可知，再天才的理論家，再虛心的政治家，只要脫離了革命的實踐就必然要犯“左”的或右的錯誤。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出：不僅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而且設在上海的地下黨中央，也不可能指揮中央蘇區的軍民進行反“圍剿”的戰爭。像這樣顯而易懂的道理，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者竟然反其道而用之，豈有不敗之理！
正當周恩來在焦急地盼聽中央蘇區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訊息時，潘漢年又給他帶來了一個不好的訊息：楊度先生在參加過杜月笙的家祠落成典禮之後，回到寓所後就臥床不起。周恩來聽後問道：
“漢年同志，你親自去看過楊先生嗎？”
“看過了，從他的氣色上看，不太好。”
周恩來聽後久久不語，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無限的悲哀。
“另外，董健吾從外地回到了上海。”
“他是楊先生的學生，聽說恩師病了，回來看看是情理中的事。不過，請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另外，告訴健吾，請他代我去看看病中的楊先生。”
楊度為何一病不起呢？時人、後人都有不少議論。筆者認為起因有二：一是自身的體質較差，加之年過半百，抗不過病魔纏身；再是楊度作為一位苦苦追求真理的名士，有感於國難維艱的時局，引起了很重的“心病”。隨著中華民族的國運日衰，他這難於醫治的“心病”也就加重了。請看如下史實：
楊度先生早年雖然做過不少助紂為虐的事情，但始終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中原大戰結束之後，他透過國民黨上層人士以及中外報紙獲悉：蔣介石為實施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治國方針，決定不惜犧牲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也要消滅心腹之患共產黨。時下，隨著國民黨軍隊頻頻“圍剿”中央蘇區紅軍戰爭的進行，這就等於授給了日本侵佔我國東北三省的機會。在這前後，日本軍國主義積極地向東三省調兵遣將，早就想動用武力解決所謂滿蒙問題的關東軍更是躍躍欲試，只要天皇一聲令下，他們就會把日本的太陽旗插遍白山黑水。另外，他還聽說在北平養病、戒毒的少帥一切聽命於南京政府——實質上是聽命於蔣介石，而蔣介石又於八月十六日給張學良發來了有名的賣國“銑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以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病中的楊度不用揣摩蔣介石這通“銑電”就知其真意，遂禁不住地仰天悲嘆：
“東北三省失矣！中國將亡！……”
楊度先生早年混跡宦海，他作為遊弋宦海中的干將，幾乎沉淪於海底；討袁革命勝利之後，他雖然被孫中山先生赦免“籌安會”之罪，由於歷史的淵源等因，他依然與北洋政府失意的政客、民國時期的權貴等時相過從。因此，他對清末、民國這兩個最為黑暗的官場不僅瞭如指掌，而且也是深惡痛絕的。當他看到國民政府大小政客如封建官僚般同，他真不知這種官場惡習何日才能根除？當他再看到當代的竊國大盜袁世凱、善玩陰謀的大縱橫家蔣介石權傾一時，憑藉手中的軍隊，恣意幹著倒行逆施的賣國勾當，他怎能不為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愴然感慨呢！結果，又必然加重了他的“心病”。
楊度先生是受著救國良知的驅使，透過研讀馬列主義一步一步地找到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從理論上講，他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但是，當他從各種渠道獲悉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到六屆四中全會之間錯綜複雜的鬥爭，以及顧順章、向忠發等人的叛變，他的心中必然生起許多不解的疑惑。當這許多不解的疑惑與他入黨時的理想發生激烈的碰撞時，他又必然會發出這是為什麼的疑問。當這傷情的疑問再與祖國、民族的命運相聯絡的時候，他本來已經十分痛苦的“心病”就會自然而然地加重了！
值得重筆一書的是，楊度先生雖然害了憂國、憂民，甚至是憂黨的“心病”，但他對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理想並沒有半點兒懷疑。請看如下兩件事例：
董健吾在探望病重的恩師楊度先生並轉告周恩來向他問候的時候，他甚為感動地自語：“翔宇、翔宇，我謝謝你啊……”這不僅代表了他對周恩來人格的敬仰，而且也說明他跟著像周恩來這樣的共產黨人革命是無悔的；另外，當董健吾向他討取墨寶的時候，他沉吟片時，在董健吾的攙扶下走到書案前，提筆寫下他生平最為欣賞的對聯：
但哦松樹當公事
願與梅花結後緣
說到楊度先生給弟子董健吾留下這副墨寶，時人與後人也有著不同的解釋。一說自己不久就駕鶴西去了，透過這副墨寶再次向後人言志：他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正確的。還有一種議論，董健吾雖然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且為黨做過不少事情，但他的思想與行為，尤其是私生活是非常不檢點的，這與共產主義理想是格格不入的。在楊度看來，如長期不改，顧順章、向忠發就是前車之鑑。因此，他在言志的同時，也含有勸告董健吾要重視氣節，要像松樹、梅花那樣活著。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說明楊度不愧是一位信仰馬列主義的真正的共產黨人。
就在楊度先生彌留之際，海上聞人杜月笙來到病榻前看望他。作為政治信仰，他與杜月笙是針鋒相對的；作為私誼，或者說作為對崇拜他的一代聞人杜月笙臨終前的希望，也應該講一講自己的心裡話。為此，他寫了一副自輓聯，一是算做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再是對杜月笙的留言：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
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楊度先生在這副自輓聯中，依然把醫民救國的希望寄託在自有後來人的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同時，他也藉此告誡杜月笙：應當像自己拋棄帝道一樣，與國民黨、黑社會決裂，看清真正的醫民救國的後來人不是蔣介石。
九月十二日，重病臥床的楊度先生獲悉蔣介石乘專列北去石家莊，約見病中的少帥張學良，明令要求張學良在日本侵略東北三省的時候不準抵抗，靠所謂國聯解決。當即，楊度先生氣得不省人事，接著，病情加重，於九月十四日帶著無限的悲憤、無限的惆悵、無限的思索溘然長逝，終年五十七歲。
對於一代曠世奇才楊度先生的病逝，周恩來是非常悲痛的！在那樣危險的形勢下，他不顧個人的安危，於楊度先生謝世當天的深夜，在潘漢年等同志的陪同下來到楊度先生的靈床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禮，算是對這位忘年戰友兼同志的告別。但是，當他看見楊度先生那安詳的遺容，不知何故又默默地吟起了“但哦松樹當公事，願與梅花結後緣”。他終於忍不住自己的情感，無聲地流下了串串的淚水……
就在周恩來哀悼楊度先生的前後，中央蘇區的軍民在毛澤東、朱德的統率下，勝利地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三次軍事“圍剿”。現扼要補記如次：
中央紅軍自八月七日到十一日在蓮塘、良村、黃陂取得三戰三捷的勝利後，遂進入了十分艱苦的態勢中。“兩個月賓士，全無休息，疲睏已極，殘病甚多”，“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但是，中央紅軍堅定地執行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堅決避免同超過紅軍數倍的敵軍決戰，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在疲憊敵人的同時，尋機殲滅敵人。
與此同時，“進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被紅軍牽著鼻子走，忽而往東往北，攀山越嶺，忽而聲東擊西，被動挨打，搞得敵人“這一個月來，無論官兵差不多沒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於山高路險，跌死的人馬以及病後被土匪殺死的官兵，總和起來比出發時候的人數差不多要減少三分之一”。恰在這時，由於軟禁胡漢民而引起的寧粵對立進一步激化，兩廣方面的聯軍趁蔣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蘇區之際大舉北進，很快推進到與江西毗鄰的湖南省。“鑑於上述種種情況，蔣介石決定‘一面牽制江西境內’紅軍，‘一面移師贛粵邊區阻止叛軍擴張’。九月四日，何應欽按照蔣介石的決定，命令左右翼兩集團軍實行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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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憊不堪的國民黨軍隊實行退卻方針，恰授給紅軍反擊的大好機會。自九月七日起，“紅軍一部在泰和縣老營盤殲滅北撤的國民黨軍隊第九師一個旅。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興國縣高興圩向蔡廷鍇指揮的兩個師發起攻擊……經過兩天激戰，雙方死傷都近三千人”。待到此役勝利結束，繼而又取得方石嶺戰役的全勝之後，蔣介石精心組織的第三次“圍剿”就被紅軍徹底粉碎了！
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節節勝利的喜訊，的確使在上海白色恐怖中的周恩來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正當他等候前往中央蘇區之際，王明收到了共產國際的通知，要他儘快趕赴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之職。共產國際鑑於王明、周恩來不久就要離開上海，提議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陳紹禹提出秦邦憲進入中央負總責。商議結果確定秦邦憲、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隨後報共產國際批准。同時規定，今後在多數中央委員聚集在一起時，須將此事提請中央委員會討論。”就這樣，秦邦憲（博古）留在上海成了王明路線的主要的代表人。
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下，九月十八日，“駐瀋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燬其柳條溝鐵路路軌”，由此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十分可笑的是，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張學良於是日晚在北平前門外中和劇院看梅蘭芳表演的《宇宙鋒》，無論他有多少理由說明自己不是“不抵抗將軍”，但無情的史實已經把他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也是在這同一天晚上，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趕到南昌行營，重新部署“圍剿”中央紅軍的作戰計劃，無論他怎樣向世人辯解，他依然是真正失掉東北三省的歷史罪人！九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為應付全國沸騰的抗日浪潮，遂偕夫人宋美齡由南昌趕回南京。於二十二日晨，在南京肅然大講“以和平對野蠻，忍痛息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九月二十三日，發表《國府告民眾書》，向國民宣佈對日基本方針：（一）依靠國聯主持“公道”，乞求帝國主義給以“合理的援救”。（二）繼續鼓吹“以文明對野蠻，以合理的態度顯露無理暴行之罪惡”，要國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蠻屠殺。
請看，這是一副何等卑微的賣國嘴臉啊！如果再與他“圍剿”中央紅軍加以對比，他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孫中山先生的叛臣逆子啊！
但是，中國共產黨在聽到日本發動侵略我國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之後，遂於二十二日發出《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向全黨提出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進行廣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的運動。”在這期間，周恩來雖然“處在嚴格隱蔽、準備撤退的情況下，仍密切關心著時局的發展，並寫過幾篇有關‘九一八事變’的短文章”。兩相對照，就可看出蔣氏控制下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區別，周恩來與蔣介石誰是真正的偉大的愛國者！
隨著全民族抗日高潮在大江南北的興起，蔣介石再也無法欺騙各界愛國群眾了！另外，他迫於國民黨內各派愛國力量的衝擊，為轉移已經變成眾矢之的的不利地位，突然宣佈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寧方的國民黨四大，提出與黨內不同的政派和解，稱那些被他開除黨籍的國民黨人，“實際上並未叛變本黨。反對攻擊者，系對我蔣某人。故一切罪惡，皆由我個人而造成”。宣佈一律恢復國民黨黨籍。由此又畫出了蔣介石另一副嘴臉：無恥的政客！
“九一八事變”導引出了全民族抗戰的悲壯史劇，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暫時打亂了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計劃。正當蔣介石在各方勢力的壓迫下，一步一步地走向第二次下野的時候，也為周恩來撤往中央蘇區創造了較為安全的時機。十二月上旬，周恩來決定自上海撤離了。但是，當他想到在上海工作、戰鬥的這不同尋常的四年，真是各種滋味一齊撲入心頭啊！當他在鄧穎超的陪同下向聶榮臻夫婦辭行的時候，善解人意的聶榮臻早已吩咐夫人，按著中國的傳統包好了三鮮餡的起身餃子。他唯有一邊吃著這香噴噴的三鮮餃子，一邊不停地說著：
“今天的餃子真好吃啊！……”
關於周恩來化裝撤離上海時的情景，金風同志的《鄧穎超傳》作了真實的記述。為惜墨存史，現摘引有關部分替代拙筆：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在海寧路山西北路轉角處一家雜貨店的樓上，周恩來上身穿一件藏青嗶嘰中式對襟上衣，下穿一條藍嗶嘰中式褲子，打扮成一名熟練工人模樣。配上他滿臉鬍鬚，看上去像是四十開外的人，比他的實際年齡大了近十歲。他就要離開緊張戰鬥了四年的上海，離開和他並肩作戰的親愛的小超，到中央蘇區去了。鄧穎超深情地默默注視著他。他們又要分別，從上海到江西，路上肯定要冒許多危險。鄧穎超把擔心、憂愁隱藏在心底，表面裝作沒事的樣子，故意灑脫地說：
“你放心走吧。我和媽媽商量好了，送她到杭州一所尼姑庵去暫避一時，那裡有她一位朋友。博古已通知我明年去蘇聯學習。我們以後總會見面的。”
周恩來深深瞭解小超。她不僅是他深愛的妻子，更是最親密的生死相共的戰友，和他一道分擔一切危險，忍受一切艱難困苦，多次別離總是這麼沉著冷靜，使他解脫後顧之憂，能從容鎮定地離去。他滿懷深情地看著鄧穎超：
“現在敵人搜捕很緊，小超，你千萬要小心。等組織上安排好了就走，有機會學習總是好的，學完回來咱們在江西再見！我走了，你不要送下樓了，免得引人注意。”
周恩來又向岳母告別，叮囑老人家保重身體，告訴她先到尼姑庵躲避一下，他到了江西，一定想法派人接她到蘇區。楊振德很堅強，默默地點點頭。
周恩來拎著一隻小手提箱下樓了。
鄧穎超默默地看著他下樓，從視窗看著他坐上人力車，往碼頭拉去。
周恩來坐著的人力車愈走愈遠，鄧穎超一直痴痴地站在視窗，很久很久……
周恩來離開住處之後，就由黃平同志負責護送他自上海撤退，進入中央蘇區。對此，黃平同志作了如下回憶：
周恩來離滬那天，我是晚上八時許到他家的……我們兩人就一起下樓，僱了兩輛人力車就動身了……到了十六鋪，我們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輪船，經過香港或直放汕頭，我不能確定，但決不會冒被捕的危險，在香港上岸。在統艙裡找到綽號叫“小廣東”的交通員，恩來認識他。我把恩來交給了“小廣東”，就告別下船。
周恩來就要進入中央蘇區了，他作為一位尋求中國革命之途的大政治家，不能不再回想起自西渡歸來之後，一直為之奮鬥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是否在中國走得通？當他想到自己參加的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南昌暴動，以及廣州起義……包括他在上海大城市戰鬥的這四年之後，他不得不微微地搖搖頭。但是，當他再想到毛澤東率兵上井岡山，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轉戰贛南閩西，制定古田會議決議，建立中央蘇區，以及紅軍取得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他似乎又充滿了希望。為此，他那凝重的臉上似乎又綻露出欣喜的表情……
後記
主要參考資料
《周恩來傳》金衝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年版。
《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年版。
《毛澤東傳》金衝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黃允升等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鄧穎超傳》金風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徐向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任弼時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王明傳》曹仲彬、戴茂林著，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項英傳》王輔一著，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陳鐵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陳獨秀傳》唐寶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年版。
《中央情報首腦李克農》方可、單木編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回憶與研究》（上卷）李維漢著，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陳賡大將》穆欣著，新華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模糊的熒屏》李一氓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我的回憶》張國燾著，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年版。
《蔣介石生平》宋平著，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何應欽傳》（上冊）熊宗仁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恩來選集》（上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中共黨史人物傳》（多卷）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檔案選》（四、五、六、七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中共黨史資料》（多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二冊、第三冊）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未完待續）